从明代台阁体看政治对书法的冲击

台阁体书法是明代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以字体方正、光洁、乌黑,大小一律为特点。从明代台阁体看,政治对书法的冲击作用巨大,台阁体书法是明朝专制统治的产物,科举制度是台阁体书法形成的催化剂,统治者的好恶是台阁体书法形成的重要原因。     

文征明及其书法艺术

明代书法是继宋、元帖学书法的又一发展阶段。明代的书法,仿古之风很盛。明代历朝皇帝和外藩诸王,大都爱好书法,以书法自娱,导致全国帖学大盛。以沈度、沈粲为代表的、规整一律的“台阁体”书法,由于受到封建统治者的赏识和推崇,沈度竟被明成祖朱棣夸称为“我朝的王羲之”,一时竞相行效,学书者甚多,逐渐形成俗的风气,使书法日益失去了艺术情趣和个人风格。“台阁体”的泛滥,     

“台阁体”和“馆阁体”书法

在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明代和清代都出现了一种风格特殊的楷书书体。习惯上,明代的这种楷书被称作"台阁体",清代的则被称作"馆阁体"。 "台阁体"本是对那些御用文人专为皇帝服务的官样文章而称的,其后也用来称官样书派。它和"馆阁体"书法的形成,与我国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当时,应进士试的考生必须用工整匀称的楷书答卷,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台阁体"和"馆阁体"书法便在热中功名的书     

论明代台阁体的政治文化基础

台阁体文学是台阁文人内心世界的表现。明统治者将知识分子变成奴仆,台阁体便应运而生。台阁体昭示着明代皇权与知识分子的复杂关系。台阁体背离古典诗歌传统,屈从皇权,在"雍容典雅、迂徐和畅"的表象下是知识分子道统地位的丧失和对皇权的屈服。对其明中后期的思想文化变局有深刻影响。     

尚意书风影响下的明中晚期书法

正明代中期,商品经济长足发展,江南地区的苏州、杭州、扬州等城市不仅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也因人文荟萃而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明初"政治高压"逐渐减弱,文人意识逐渐苏醒,书法创作不再是"台阁"的专利,文人书风开始重新崛起。为了纠正明代早期书法之弊病,当时的一些文人书家纷纷转向取法唐宋之人,重点瞄准"尚意"的"宋四家",希望从中获益并以为变法之根源。     

真山墨妙——文徵明《行书》赏析

正明代成化嘉靖时期,吴门画派开始活跃,明代书法也进入了另一个兴盛时期。当时的江浙一带,特别是苏州地区,集中了以沈周、文徵明、唐寅、王宠、陈道复等为代表的文人书画名家。声势浩大,从学众多,以至于王世贞有"天下书法归吾吴"之说(《艺苑卮言》)。他们的书法力追晋唐,一变明初书坛"台阁"之习,呈现出各自独特的艺术面貌。     

仙游三洲 神超八极——张弼的草书艺术

明代初期,随着文人书风的逐渐衰落,永乐年闯盛行起了台阁体书风。此后的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四朝一直处于这种书风的笼罩之中。到了成化年间,因文学上的台阁体受到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的冲击,以及后来的“前七子”的拨正,文艺思潮才有一些明显改观。     

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乎山水之间——文征明书《醉翁亭记》

明代书法承续元人之风,崇尚“二王”与“赵体”,大体上有早、中、晚期之分。其中地域书风似更为突出。明初之“三宋”(宋克、宋璲、宋广)各有千秋:宋克与倪瓒、杨维桢相友善,书有“二王”意,章草尤佳,为“三宋”之首;宋璲兼善诸体,笔法沉雄而挺健;宋广则善草书,笔势连绵,书宗张旭、怀素。“二沈”兄弟(沈度、沈粲)之书风靡朝野,更由于明成祖朱棣将沈度誉为“我朝王羲之”,使“台阁体”逐渐成势,书风严整而婉丽,虽大有可观之处,而于丰富流派,个性竞起之势则不逮中期。而后吴门书派声势浩大,这是由于沈周,李应祯等承宋克(苏州人)余风,传至祝允明、文征明而蓬勃发展起来,其书法骨干亦是画坛精英,这种书画合流与     

明代书家黄辉的书法艺术

明清时期,一大批文人书家如异军突起。他们用书法抒胸怀,写豪情,挥洒自如,冲破了僵化刻板的“台阁体”樊笼。黄辉就是明代书家的佼佼者。黄辉,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卒年不详。字平倩,一字昭素,号慎轩,无知居士。四川南充县走马场人。父子元,官湖广御史。黄辉幼承家学,才气横溢,以诗闻名,尤擅书法。一生著述甚多,有《庵集》八十卷、《平倩逸稿》六十六卷,《慎轩文集》、《怡春堂集》流传于世。《明史》有传,附在卷二八八《焦(立厷)传》后,摘录如下: “黄辉,字平倩,一字昭素,南充人。     

独具卓识 勇于创新——评何景明《易水行》

明代文学成就,主要在小说、戏剧方面。诗歌创作,因受到理学、科举的长期桎梏,以及历次文字狱的影响,一直陷于毫无生气的局面。永乐、弘治前后,“台阁体”的诗风统治着诗坛,一些称颂功德、粉饰太平而又千部一腔的作品,竟被誉为“词气安闲、雍容典雅”的黄钟大吕,认作是诗歌创作的圭臬。     

《元张雨、杨维桢、文信诗文》卷及相关问题考略

此卷三位作者,张雨、杨维桢诗、书皆名显于当时,文信则鲜为人知。本文评述了张雨的诗和书法在不同阶段所受到的不同影响;分析了杨维桢的思想、性格、经历与其诗文书法之风格特点的关系;考察了文信的生平及作品。此外,还对前人涉及此卷及其作者的一些问题加以考证。     

古章草书与《出师颂》

章草书,广义而言是汉代通行的隶书草写法;狭义而言是在隶草的基础上进而规范化的一种专门书体。章草书盛行于东汉末期,历经魏晋时代而渐成衰势,隋唐以后罕有书者。故宫博物院新近征得的原藏清宫并著录于《石渠宝笈》的隋人书《出师颂》恰恰弥补了章草书发展末期的历史空缺。本文简述章草书之由来以及古代章草书家的简况,以便读者从中了解隋人书《出师颂》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珂罗版复制在书画文物保护中的作用

珂罗版印刷是一种古老而精妙的平面印刷技术,珂罗版印刷在印刷复杂的书画作品时,特别是在中国古代书画的笔触和墨韵表现上,可以最大限度地体现原作的艺术特色,达到其他印刷手段难以企及的艺术境界。珂罗版印刷与人工设色相结合,提高了人工临摹的工作效率使古老珂罗版印刷更具艺术生命力,成为复制书画文物的最佳手段。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续三编之编纂及版本情况考述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是一部著录清代宫廷收藏书画的巨著,对书画鉴藏及艺术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通过征引史料,对其编纂人员、编纂过程、编纂体例及版本情况详作考述,并讨论了<石渠宝笈>初编版本和内容的变化情况.     

隋书概说——兼议《出师颂》卷

本文分析了隋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特殊状况,指出隋代北方铭刻的主要成就是逐渐摆脱了前朝篆隶书体而形成了楷书书体,南方的纸书在跃出章草畦径的过程中初步酝酿出草书的章法,楷书已成熟定法。“书”之所以能够有“法”并且成为一门高雅的艺术,是因为隋代完成了“普法阶段”,最好的例证就是智永和隋贤的存世之作。     

从中国藏西夏文献看西夏文写经书法风格及成因

西夏文字以其字形方块平整、类似汉字、主要使用毛笔为书写工具的特点,使其具有了少数民族文字书法的独特魅力。目前存世的西夏文文献以佛经为主,故写经书法是西夏文书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从中国境内收藏的西夏文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及与其一同出土的佛经写本残片入手,对比得出西夏文写经书法具有传承自唐代楷书写经并独具地域特色的艺术风格的结论,分析了形成这一风格的的原因,即受到河西走廊佛教传播与写经传承、西夏文化教育制度、宋人尚意书风、西夏境内其他少数民族文字书写风格等四个方面的影响。     

错综的血亲:对波士顿本《胡笳十八拍图》册作为刘商谱系祖本质疑

本文系“马臀烫印与番马画鉴定”系列研究之第三篇论文。该文与下期发表之《臀部的破绽:由马臀烫印质疑波士顿本<胡笳十八拍册>之版本年代》并合.藉由图像分析、风格分析、马臀烫印等三种研究角度,检证波士顿美术馆本《胡笳十八拍图》册、台北故宫本《胡笳十八拍图》册、大都会博物馆本《胡笳十八拍图》卷等存世三种具代表性的刘商谱系版本.从而质疑波士顿本作为刘商谱系“笳拍图”图像系列中年代最早、内容最精之祖本的论点。     

东魏《邑义五百余人造像碑》考释

东魏《邑义五百余人造像碑》是一通流失海外的名碑,它集造像雕刻、书法艺术和佛教文化于一体,具有珍贵的艺术与历史文化价值。本文通过对中山大学图书馆藏该碑拓本的年代考释、造像组合、造像题名及造像铭文等几个方面来对其进行考证和论述。     

和纸与古糊在日本挂轴装裱中作用的探析

纸张与浆糊是书画装裱的重要材料,其性质影响着裱件的整体美观与保存寿命。日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装裱样式,并结合自身的文化艺术特点发展出独具特色的装裱材料——和纸与古糊。在挂轴装裱的不同阶段使用不同性质的和纸与浆糊,体现出日本对传统装裱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同时,古糊与和纸结合使用,相得益彰的成功经验,对我国传统书画装裱工艺的继承与创新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美学思想在书法中的表现

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美学思想都对各门艺术的创作与表现起着重要的作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孕育了完善而独到的中国美学理论,书法家运用了这些蕴含辩证思想的美学原理,在书法艺术表现中充分地展示出他们特有的审美意识,形成了书法独特的艺术风格。继承与创新书法艺术要懂得中国的美学思想,只有运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指导着书法的发展与创新,才能弘扬中国书法艺术,真正体现出书法特有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