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填补学术空白之作─—评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研究》

徐正考博士《汉代铜器铭文研究》一书已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它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学术界对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方面的空白。书共九章,附录二,洋洋二十万字。举凡铭文中所涉及的“物勒工名制度”、“纪年方式与断代问题”、“器类、器名与制作地”、“制作机构”、“器物制作数量与器物编号”、“度量衡问题”、“文字问题”等等都作出了精深的考证研究。如关于物勒工名制度,作者以翔实的铭文资料为基础,探讨了汉代铜器铸造过程中在器物上实行“物勒工名”制度的类型,各类铭文表现的工…     

岐山新出(侜关)匜若干问题探索

(亻舟关)是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新出土的一批铜器中的重要器物之一。此器铭文是白扬父所作的一篇判决书:牧牛因上告他的上司(亻舟关)而受到刑罚的经过和结果。铭文反映了西周的刑法和狱讼盟誓制度,在铜器的铭文中,全面涉及这方面问题的,这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件。本文试就其中几个问题加以讨论。     

九女墩铜盘铭文校释

本文对近来刊布的江苏邳州九女墩铜盘铭文进行校理,订正了部分误释字;同时,结合文献记载、上古音通假的音理以及器形的比较,认为铭文新见的器物自名“锗”,当读为金文常见的盂。此外,作者根据金文人名系联该器及其他徐国王室铜器,复原了一段徐王“斯于”的家世谱系。     

陕西历史博物馆新征集唐代铜器的年代及真伪探析

陕西历史博物馆从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局征集回一批铜器(图1)。其中有盘二(大、小各一),烛台一对,铛,罐,钵,四系釜,碗,甑,五足炉,盆。因为这批铜器是公安机关追缴而来,离开了原先存放它们的载体,如墓葬或遗址,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判断这批铜器的年代和真伪。这批铜器的特点是小巧,除较大的铜盘外,其余铜器没有使用痕迹,根据器物尺寸看也不应是作为实用器使用。     

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M12发掘简报

2002年9月至2003年1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对小田溪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M12规模较大,出土器物丰富。该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底四周有熟土二层台,葬具为一棺一椁。出土器物有铜器、陶器、玉器、漆器等,以铜器为主,包括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根据墓葬规模及出土器物判断,该墓年代应为秦代至西汉初年,墓主应是巴国王族后裔。该墓是历年来发现的巴文化墓葬中出土器物较为丰富的墓葬之一,为研究当时西南地区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极简之铜 大美之器 湖南发现的汉代青铜器赏析

<正>青铜器是中国古代留存至今、令人印象至深且极具魅力的遗物。商周时期,制造这类器物的目的,是为了在祭祀祖先和神灵的典礼上盛放酒食、娱乐神灵,青铜器就成了贵族宗教与政治生活中最珍贵的礼器。西汉以后,青铜器开始脱掉商周青铜器的繁缛与神秘的外衣,改变铜器功用,融入日常生活。铜器之用,一为庙堂祭祀之器,一为日常家用生活器具。而铜器在生活中的拓展,最具艺术     

谈“阳信家”铜器

1981年5月,在汉武帝茂陵东侧一号无名冢的一号从葬坑中,出土一批西汉铜器。这批铜器中有十八件器物上刻有铭文。现就其中部分铭文作初步考释,并对有关问题作初步探讨。铜器铭文的考释竹节铜熏炉器盖与器座铭文均镌"内者",它和"内史","内府"相同,是汉宫廷内的官职。"内者"疑为皇宫中的女官。关于"内     

三星堆铜器的合金成分和金相研究

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ICP-OES)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对一批三星堆铜器进行了主量和微量元素分析;结合成分数据结果和器物类型分析,并对部分典型铜器进行了金相观察。研究表明:三星堆铜器不同器类的合金配比存在差异;与金沙、汉中和新干铜器群的比较显示,三星堆铜器与其他铜器群的合金成分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差异,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铜器铅含量普遍较高。     

金沙遗址出土铜器概述

金沙遗址目前已出土铜器共470件,占出土器物总数的35．69％。铜器数量多,品种较丰富。下面拟从铜器的类别、装饰与制作、化内涵三个方面予以介绍。一、铜器的类别 按器物学原理分类,首先将铜器分为几何形、像生形、彝盛形三大类。几何形器中按形制特点又可分为直方形和圆曲形两类,像生形中有人物形、动物形两类(表一)。     

试谈秦汉筒形器

古代器物的器形特征可以体现制作者的工艺水平和美学倾向。区分与研究古代器物的种类和型式成为考古学分期断代的主要标准之一,还因为其中蕴含着其制作时代的诸多文化信息。人们可以通过器物器形的变化发现古代文化的某些特征,以补充对当时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状况的认识。 一、表现出时代特色的秦汉筒形器 秦汉时期常见器物中有一种引人注目的器形,即平底直体的圆筒形,依部分器物铭文自称,可定名为筒形器。 秦汉时期的筒形器在陶器、铜器、漆器中都较为普遍。据考证,甚至当时用植物枝条编织的筲也制成筒状。这种筒形器在各地汉代画像中时有出现,在各类汉墓中也常     

曾公子弃疾铜器铭文辨读二则

辨读湖北随州义地岗曾公子弃疾墓所出铜器铭文二则。曾公子弃疾斗铭文器名前之字应为"■",与楚文字多见的"■缶"之"■"一样,当读为"赴",说明器物移动使用的特征。曾公子弃疾、甗铭文器名前之字当是"葬",说明器物属专为陪葬而造,"葬"字写法与秦系文字同而与楚系文字异,值得研究曾、楚文字时注意。     

陶寺文化与唐尧、虞舜 论华夏文明的起源（下）

五、陶寺龙山文化的特征 和社会性质 陶寺文化在中原龙山文化中,有一群由铜器、木漆器、彩绘器、玉（石）器等组成的别具自身特征而又与众不同的器物群［２２］。足以说明它的社会组织形态是一个部落联盟古国的国家载体。其中最具代表性者,为下列遗存。 （一）文化特征 １．铜器 在陶寺墓葬中,发现了一件铜铃或铜铎,它虽出自晚期墓葬,但却是一件工艺复杂的迄今年代最早的复合范的大型铜器。由于它是合范铸造,表明陶寺铜器由来有时,是其在早期就已出现的佐证。所以我们说陶寺文化的社会已进入了文明古国,铜器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２…     

李三孤堆楚王墓铸客类铜器新论

李三孤堆楚王墓是目前发现的规格最高的战国晚期楚国王室墓葬,出土有72件带铭文铜器,其中以带有“铸客”或“铸器客”铭文的铸客类铜器数量最多。基于前人研究成果,经全面梳理国内外文博机构所藏铸客类铜器,共统计出42件（套）,其中有6件铜器铭文中虽无“铸客”或“铸器客”词组,但在造型、纹饰或铭文写法上与铸客类铜器存在紧密关联,亦可纳入。结合楚简和楚国玺印材料对铸客类铜器铭文进行分析和考证,铸客可能是地位高于冶师与佐的掌管铸造的楚人职官,其所铸器物的使用/保管机构大多为与饮食相关的内府机构,服务对象为楚国王室成员。     

汉代两京地区部分出土铜量的功能

汉代两京地区的部分墓葬中出土一种形状类似勺子的小铜器,考古报告对它的称呼有铜勺、铜量、铜匙、铜撮、药量等。通过考察小铜器在墓中的位置和与之相邻的器物并结合相关文献,这种小铜器应统称为小铜量。汉代用墨书写时需注水研墨,部分小铜量被用作加水的器具,其功能相当于后世的“书滴”。     

也论肥西小八里出土青铜器

安徽肥西小八里组青铜器单元明确、组合完整、数量较大、特色鲜明。根据器物形制、纹饰和铸造特点等比较分析,可拟定其年代为春秋早期,是目前群舒器物中最早的一组铜器。小八里青铜器反映了群舒族群与中原及周边地区文化的互动与交流,是群舒青铜器编年的重要一环。     

云南泸西县大逸圃秦汉墓地发掘简报

2008年2月,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下,红河州文物管理所、泸西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泸西县大逸圃秦汉基地进行了抢按陛发掘。墓地的年代自战国末至西汉晚期,共发掘墓葬190座,出土随葬器物300余件。材质可分为铜器、铜铁合制器、铁器、玉石器、骨器、陶器七大类,其中铜器最有特色。该墓地出土器物虽然同滇文化相似,但在组合上却存在差异。     

三星堆器物坑施彩铜器的初步研究

三星堆一、二号器物坑出土的铜器中至少有43件带有彩饰,有两种不同的装饰方式。三星堆特色的器物多以黑、红两色刻意突显人头像、人面具的眼、口、鼻、耳等部分,应是三星堆人对以其为象征的超自然感官能力的崇拜。中原风格的容器则普遍用红彩来填充器表之阴纹,与同时代商文化范围内的铜器施彩现象一致,具有宗教祭祀意义,或与周代文献中涂血祭器的"衅"礼有关。     

夏家店上层文化本源铜器考

夏家店上层文化存在大里青铜器,除一部分典型中原输人品之外,大部分具有北方系或东北系青铜器特征,文中将这部分器物称为该文化的"‘本源青铜器",并详考了这类铜器f该文化之陶器、石器和骨角蚌器、仿皮质器物等日常用器之间的渊源关系。指出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存在着一个青铜器铸造中心,大量青铜器制品为本文化所独有,并向周边地区输出其影响,同时也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6096发掘简报

大河口墓地位于山西省翼城县,是西周时期的霸国墓地。2007年9月至2016年12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对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西周墓葬2200余座。其中M6096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底四周有熟土二层台,葬具为一棺一椁。墓主为男性,仰身直肢葬。随葬器物60余件(套),种类有铜器、陶器、玉器、石器、骨角器等。其中铜器包括礼器、兵器、车马器等,铜礼器鼎、盆铸有铭文。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及铜器铭文判断,M6096的年代为西周晚期,墓主身份属于霸国低级贵族。铜盆铭文记载了周王朝对南淮夷的征伐战争,对于研究西周晚期的政治、军事具有重要价值。     

中山王 墓铜器四题

1974～1978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在河北平山县三汲公社即中山国最后一个都城古灵寿城西发掘了中山国国君 的陵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玉石器、陶器及其它质料的器物。中山王 墓出土的铜器是战国时期北方晋系铜器中数量最多、品级最高、年代最明确的铜器群,它为这一时期晋系铜器研究提供了一批重要的标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