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为野马，身为尘埃——长篇小说《野马，尘埃》论析

敦煌历史文化题材的长篇小说《野马,尘埃》是冯玉雷先生经过长时间的潜心钻研和孜孜不倦的探索,为我们呈现的蕴含着巨大知识含量的中国西部文学,正如赵毅衡教授所说:"这是西部文学重新兴起的新高峰"。本文从宏大叙事、艺术探索、生存体悟这三个方面来对这部小说进行论述。这部小说中还存在着大量的符号,如野马和尘埃,这些符号是在作者的注视下所呈现出来的,承载着作者的人文情怀和生存体验。     

人性如野马，收放巧驾驭——评冯玉雷《野马，尘埃》

《野马,尘埃》是冯玉雷所著敦煌题材长篇小说,围绕吐蕃历史上著名的佛诤事件描绘了安史之乱前后的民族政治、军事、宗教、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生活图景。小说以不同寻常的视角,通过对象的并置或分离,将"虚幻"嵌入到作品的细节中,在虚实交织的人物与事件中上演着一出出民族文化史剧。     

沉潜历史神话建构文化叙事

冯玉雷1990年代初发表的《陡城》和《野糜川》呈现浓重乡土气息.此后却沉潜历史和远古神话来建构宏大的文化叙事,以敦煌及其延伸的文化资源为题材,先后出版《肚皮鼓》《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野马,尘埃》等系列历史反思小说,表现了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忧虑和批判,尤其在对中华原初历史和文化的后现代书写中...     

“率性而动，禀之造化”——论《野马，尘埃》之先锋性

《野马,尘埃》作为冯玉雷老师敦煌题材小说的第四部,内容取材史料典籍,选安史之乱前后的唐朝作为小说背景,虚实相生描绘出一幅博大的民族历史众生相。最富张力之处在于小说从语言文体、艺术风格到精神内蕴等层面表现出的先锋性特征,本文拟以此为切入点进行论述。     

“敦煌书写”的大成之作：《野马，尘埃》及其他

冯玉雷是一位学者型作家,其"丝绸之路(敦煌)文学书写"特别是最新力作《野马,尘埃》,在神话、历史、叙事等层面彰显出丰富的创新性。民间文化、敦煌文化和丝路文化,是冯玉雷小说的创造性得以发生的"素材"。"新神话"表征小说的灵动之美,"新历史"表征小说的同情之心,而"新叙事"表征自觉的文体意识,三者彼此交融,融合会通,开拓了独特的审美意蕴和文化价值。     

论《野马，尘埃》的多重叙述技巧

冯玉雷所著的长篇小说《野马,尘埃》以其细腻的笔锋和跳脱的文风,通过虚与实、史与诗、写意与写实的结合,为我们编织出了一副栩栩如生、动感极强的吐蕃和唐朝时期历史图景。其中,作者勇于打破常规,又秉持着学者的专业素养,融会贯通地使用多重叙述技巧,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敦煌文化叙事方式。在多重叙事框架的转化中,《野马,尘埃》这部小说呈现出巧妙丰富的时空复调性,同时作者还通过多元化叙述视角的结合与文学文本的互文性引用,创造出独特的叙事效果,赋予作品绘画般交叠式的空间艺术感,实现了文学艺术的创新和历史层面的叙事的双重价值。     

穿越历史的文化叙事及文体探索——评冯玉雷长篇小说《野马,尘埃》

《野马,尘埃》主要叙述了唐朝与西域各民族文化从冲突到反思,最后达到融合交汇的历史进程,以辩证的姿态传达出复杂的历史意识."野马"、"语言文字"等重要意象更是寄寓了作家丰厚的历史思考和文化意识.作为一部将历史叙述与艺术想象融合的长篇小说,在叙事艺术上也作了有意义的探索,作者既努力从传统汲取叙事资源,又借鉴西方现代、后现代...     

生命的“倏”与“忽”与存在之“思”——冯玉雷长篇小说《野马，尘埃》读札

正作家冯玉雷长篇历史小说《野马,尘埃》这部皇皇百万言巨著的问世,是中国西部文学的重要收获。它不但丰富和拓展了现代西部文学创作的题材视域和表达维度,而且对西部文学历史题材的现代表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小说的全球视域、化解历史文献和学术资源的穿透力、表现手法的纵横捭阖、叙事体例和话语系统等方面的创新实验,从它问世起就具有了文学史的意义。     

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序冯玉雷《野马，尘埃》

冯玉雷以文学创作的方式走近敦煌学,敦煌学界多了一位同道,当然令人欣慰。他长期坐冷板凳,在敦煌学术与文学创作之间默默探索,陆续完成《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等小说和敦煌题材影视作品《失踪的女神》《飞天》,成果颇丰。据了解,在他这个年龄段的作家中,如此自甘自愿下笨功夫,把敦煌学文献、学术成果消化,然后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并不多见。敦煌学博大精深,既是学术宝库,又是文学富矿,应该有更多作家进行文学艺术化转化。敦煌学界、文学界有了冯玉雷的小说创作,便多了一份鲜活生动。随着人们对"一带一路"经济文化的认识加深,文学界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关注文物、文献及历史文化遗存中蕴含的文学元素,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家不慕浮华,心甘情愿走上比较清苦的学者型创作路子。     

用小说书写“文化史”和“民族志”

正冯玉雷善于从神话传说、敦煌文书及相关历史文献提取"故事",再辅以丰富想象和合理虚构,因而具有宏阔历史视野与深厚文化情怀。《野马,尘埃》从故事情节、人物设定到篇章结构、主题呈现都围绕安史之乱前后与河西地区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展开。小说诸多情节和主要人物虽颇具神秘色彩,然而都是对历史记载"文学化"和群体记忆"个性化"的呈现,因而具有"文化史"和"民族志"的价值和特征。     

一部敦煌文化的复调史诗

冯玉雷对于敦煌文化"情有独钟",《野马,尘埃》在艺术形式上所做的探索以及在结构上的精心打造都体现出非常明显的复调特色. 这部长篇小说结构安排上打破了传统叙事的线性结构,作者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的金、木、水、火、土作为最主要的五个部分,而每部分又分别以中国的八卦、十天干、十二地支、四灵,佛教的色、香、味、触,西方占星学上...     

《野马，尘埃》：为历史题材小说写作开辟了新的生面

正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4月24日,作家冯玉雷长篇小说《野马,尘埃》首发式暨研讨会在西北师范大学举行。《野马,尘埃》是冯玉雷历时12年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上下卷近百万字。它以《庄子》文本中的典故"野马""尘埃"为构思,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大乘顿悟正理决》等文献为主要创作材料,     

致长篇小说《野马，尘埃》首发式暨研讨会

正长篇小说《野马,尘埃》首发式暨研讨会:我因另有研究会常务理事会的要务不能前来与会,特以此信向长篇小说《野马,尘埃》首发式暨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与会的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问候!冯玉雷历时12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野马,尘埃》,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大乘顿悟正理决》等文献资料为主要创作素材,以小说笔法描绘了吐蕃王朝的崛起与发展,     

《野马，尘埃》叙事的互文性刍论

《野马,尘埃》作为一部丝路历史文化小说,其所并置呈现的互文性文本,主要表现为在叙事结构上的即唐史与各民族史、及东西文化的互文性;叙事方式上的历史记述与神话传说的互文性,叙事语言上的诸种文体及不同地域语言风格互文性。并且在三个维面的互文性并置上,都以文化符号相串连。以此探讨小说所呈现出的"致广大,尽精微"文学民族志的诗学风格。     

探索小说“包装”的新路径

正一般而言,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作者只是缀连历史,客观而平静地让人物和故事流淌出来。冯玉雷《野马,尘埃》却对抗历史"重述",让历史化身为各种类型的叙述者、无数种非话语存在、各种各样的仪式,反复诉说,反复印证。如此文本,自然离不开日常性,比如古人熟知而今人稍感隔阂的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比如间杂在字里行间的流行语言和符号,     

语言的狂欢——《野马，尘埃》的书写与反讽

《野马,尘埃》作为一部反应安史之乱前后唐朝和周边民族家国关系的长篇历史小说,具有以"语言"为本位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对史书、《庄子》、佛经、民族、神话等传统书写方式的继承,又采用戏访、狂欢和复调等多种方式对文中人物、事件乃至当代社会不良现象进行反讽。《野马,尘埃》是传统与现代性艺术语言融合的有效尝试,其复杂的语言书写为当代文学开创了新范式。     

感恩人类文明，传承敦煌精神——《野马，尘埃》后记

正我一直对艺术探索着迷。2008年,《敦煌遗书》结稿,进入出版环节,我开始为创作《野马,尘埃》做准备。那时正当壮年,有大量时间,我计划用30年时间写三部敦煌文化长篇小说,每部写10年,100万字,分别反映吐蕃攻陷河西走廊前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及归义军时期。通过这种宏大书写对抗越来越严重的浅阅读及碎片化阅读。完成这三部大书,算是告慰平生文学梦。     

考古叙事的自觉追求——以冯玉雷小说创作为例

文学是文化的存在形态之一,其本真的力量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中国考古学历经百年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经验。这种经验和特色也深入影响了中国文学叙事的文化底蕴。文化人类学,或者说现代考古学,在历史蕴涵和大地诗意的多层面为文学提供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冯玉雷重述和戏仿远古神话,借鉴人类学、考古学的小说叙事,完成了对历史和文化的多重解构,指向了人类存在的大地情怀和神性品质。对考古发现进行史学和文学的双重梳理和多样呈现,给当代文化的建设带来新的方法和视野。冯玉雷以观照敦煌和六千大地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小说,通过独特叙事为文明传承与文化自信构建新的话语空间,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开拓了新的审美路向。     

论帕慕克小说《雪》的暴力叙事

政治小说《雪》是奥尔罕·帕慕克进行暴力叙事的重要小说之一。它采用与历史互文的暴力组织方式,具有深刻的"当下指向性";用"雪"这个具有丰富象征意蕴的意象,拓展了暴力内涵的隐性空间;形成了一种新的暴力叙事审美境界,即"呼愁"的文化诗学风格。《雪》的暴力叙事为反思当代人类历史进程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迪和艺术借鉴。     

从民国刊物舆论看早期敦煌公众接受问题

敦煌之所以成为文化符号和文化现象并最终完成＂圣地＂化进程,与公众的普遍接受密不可分。挖掘和梳理民国时期刊物关于敦煌的舆论资料,为研究早期敦煌公众接受问题提供了比较充分的证据。在特定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敦煌及其劫难史引起了舆论关注,以期刊为主的大众媒介,在传播和普及敦煌史地特别是敦煌艺术的历史本真、反映当时社会对于敦煌事情的态度、呼吁保护弘扬敦煌艺术等层面,不同程度地推动了民国公众对于敦煌的认知和接受,为研究现当代敦煌公众接受问题提供了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