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敦煌文书中的“Lho bal”(蛮貊)与“南波”、“南山”

敦煌藏文文书P.t.1089《吐蕃官吏呈请状》等中的"Lho bal",直译为"边鄙蛮貊",具体是指吐蕃统治下河西地区落蕃唐人及其后裔为主的民族,主要有汉、回鹘、突厥等成分,陇右地区的落蕃唐人及其后裔也可称Lho bal。在吐蕃统治结束后,瓜沙地区的汉人建立了归义军政权,河陇其它地区的落蕃唐人后裔中相当一部分人口则形成了嗢末(吐蕃语属民,"奴部"之意)部族。敦煌汉文文书中的"南波"与"南山"应是指9-10世纪活动于瓜、沙、肃州南部祁连山中的含有原月氏等血统的民族,南波、南山也有可能被称为Lho bal,但并不能完全代表P.t.1089号文书中的Lho bal。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的"南(nam)"部族(多弥)则不能被称为Lho bal。     

吐蕃控制下敦煌社会与唐朝中央政权的关系研究

7—9世纪古代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了西藏历史第一个政权—吐蕃政权。"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由盛转衰,促使吐蕃不断进攻河西走廊,前后攻陷了肃州、甘州、凉州等地。沙州百姓和将士经过11年的艰苦抵抗终于以城降蕃,从此吐蕃统治敦煌。本文主要研究敦煌在吐蕃控制时期与唐朝中央政权的关系。     

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社会及其与唐朝中央政权关系管窥

吐蕃占领教煌时期,汉地佛教通过敦煌等地向吐蕃本部传播,对吐蕃佛教产生重要影响.吐蕃曾在敦煌等地举行释放唐朝战俘、两国通好、礼佛祈愿等活动;敦煌蕃汉官员与唐朝中央政权也曾发生过一些联系与接触;吐蕃在河陇推行的各项制度大量模仿唐制,唐朝文化礼俗在敦煌地区仍然被官方和民间一定程度上加以保留和吸收;落蕃唐人及其后裔仍然保持着很强的对唐朝中央政权的向心力.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有了公元848年敦煌世族张议潮率众起义,驱逐吐蕃,建立归义军政权,遣使归唐的壮举.     

试析《吐蕃兵律》的产生年代

《吐蕃兵律》形制古旧、内容丰富、涉及广泛,是一件出自敦煌蕃占时期,或自敦煌流传至西藏阿里地区的古藏文文献,是目前所见历史最早、内容最具体、篇幅最长的吐蕃时期的军事文书,为研究吐蕃借鉴唐朝军事制度等提供了新材料。“战时禁止损毁佛殿等律例”的作用在于作战时期尽力保护佛教圣物,此律的颁布与吐蕃统治者倡扬佛法、遵奉佛教的历史息息相关。“琼(■)和库隆(■)的律例”中记载的人物信息可为写卷断代提供依据,“幻化王”为墀都松赞普,称其为祖父者为赤松德赞。文章通过分析这两类典型律例,认为《吐蕃兵律》极有可能是在赤松德赞时期制定,并以法定文书格式颁布。     

S.2729背《悬象占》与蕃占时期的敦煌道教

Ｓ．２７２９背《悬象占》与蕃占时期的敦煌道教刘永明关于敦煌道教的研究,学界主要集中于对蕃占以前的道教文书的研究,同时涉及到归义军时期,而关于蕃占时期敦煌道教的状况则措意较少。日本学者大渊忍尔的《敦煌道经目录编》和吉冈义丰等所编的《敦煌中国道教》均认为...     

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祗、武士图像及雕塑研究

本文重点对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祗、武士图像的内涵、年代进行研究,认为吐蕃占领河陇西域时期敦煌、龟兹等地的佛教石窟壁画、雕塑中着虎皮衣饰的神祗、武士形象实际与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有密切关系,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对蕃占敦煌、西域等地的石窟造像产生了直接影响,敦煌、西域石窟中的神柢、武士形象所着之虎皮衣饰对研究吐蕃大虫皮制度的具体内容有重要价值。这些吐蕃王朝时期佛教造像艺术中的特有内容又为后世藏区以及周边南诏、西夏等民族政权的佛教艺术所传承,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祇、武士图像及雕塑研究

本文重点对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祇、武士图像的内涵、年代进行研究,认为吐蕃占领河陇西域时期敦煌、龟兹等地的佛教石窟壁画、雕塑中着虎皮衣饰的神祇、武士形象实际与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有密切关系,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对蕃占敦煌、西域等地的石窟造像产生了直接影响,敦煌、西域石窟中的神祇、武士形象所着之虎皮衣饰对研究吐蕃大虫皮制度的具体内容有重要价值.这些吐蕃王朝时期佛教造像艺术中的特有内容又为后世藏区以及周边南诏、西夏等民族政权的佛教艺术所传承,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书讯

《敦煌吐蕃文献选辑·文化卷》,郑炳林黄维忠主编,民族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是"敦煌吐蕃文献选辑"丛书的一本,该丛书选取代表性的敦煌吐蕃文献,分宗教、历史、社会经济、文化、文学、语言文字、科技等专题,以单一文献为单位,进行解题、录文、汉译文和注     

敦煌写本P.2555卷"马云奇诗"考辨

学界对敦煌写本P.2555唐人诗集残卷背面13首诗的研究结论众说纷纭,颇不一致.本文经过考辨,认为从内容风格、书写格式、字体大小、作者年龄等方面质疑《怀素师草书歌》后属12首诗为马云奇作的理由不足,进一步确认马云奇为12首诗的作者,马云奇曾入张掖军幕,张掖陷蕃后遭拘系走南线到青海蕃地.研究者囿于"敦煌""落蕃"的背景,故在诗意解读方面常有牵强不确之嫌.将《怀素师草书歌》以下的12首诗笼统地称为"落蕃诗"是不准确的,12首诗中,7首是落蕃诗,陆续作于从张掖经大斗拔谷到青海蕃地期间,时间为盛夏到秋天,其他5首是题赠诗,作于陷蕃前的张掖或其他地方.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中的落蕃诗在唐诗中别具一格,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使至塞上〉与崔希逸破吐蕃事无关》求疵

<正>《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读史札记"栏目发表的戴伟华《〈使至塞上〉与崔希逸破吐蕃事无关》一文(以下简称"戴文")说,两《唐书》及《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所载,河西节度使崔希逸破吐蕃的时间在开元二十五年(737)二月或三月有误,根据《全唐文》卷352樊衡《河西破蕃贼露布》(下文简称《露布》)这一"极其珍贵"的史料,崔希逸破吐蕃的时间应在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戴文的结论是:"(崔希逸)袭击吐蕃时间不是《通鉴》、两《唐书》所说的二月或三月。旧史所记时间是误读,十二月写为二月或三月,并无深意。据吐蕃     

土族为吐谷浑后裔

史料中吐谷浑人后来简称"吐浑""退浑",也将"吐"简化为"土",如唐代敦煌文献中称"土浑",宋代《契丹国志》等也简称"土浑",宋代文献还将"吐蕃"简化为"土蕃"。关于土族的族源,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吐谷浑说""沙陀突厥说""阴山鞑靼说""蒙古说""匈奴-阻卜说""阴山鞑靼-蒙古说"等,可谓众说纷纭。     

敦煌陷蕃前夕人口变化浅析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军在河西、陇右的精锐被调往内地平叛,吐蕃乘虚而入,自东向西不断蚕食河西走廊,凉、甘、肃、瓜等州的部分人口被迫向西逃亡,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一度成为他们避难的目的地.部分学者据此认为该地区的人口在陷蕃前出现了明显的增长.然而,通过对敦煌文书和相关史籍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河西地区军事形势的不断恶化,敦煌在不久之后也开始受到吐蕃的直接威胁,当地的大量非军事人口被迫加入逃亡的队伍,向西逃往相对安全的伊、西、庭州等地.因此,敦煌的人口数量到陷蕃之时不仅没有增加,较之天宝年间还出现了明显的萎缩.     

敦煌写本S.1438背《书仪》残卷与吐蕃占领沙州的几个问题

敦煌文书S.1438背《书仪》残卷的作者是吐蕃占领敦煌初期的沙州都督索允,索氏为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大族。吐蕃在敦煌等地设置的都督源自突厥和唐朝职官,吐蕃沙州都督在793年之后开始设置,由当地汉人(包括当地粟特后裔)担任,为敦煌汉人担任的最高职务,主管民政,有正、副(大、小)二职,位居吐蕃人担任的敦煌乞利本(节儿论)、节儿监军之下。而英藏敦煌吐蕃文Fr.80号文书的作者则是S.1438背《书仪》残卷中记载的,在795年或796年沙州玉关驿户起义被镇压后由瓜州节度留后使派来的新节儿。     

敦煌陷蕃年代研究综述

敦煌陷蕃年代研究综述金滢坤关于吐蕃攻陷沙州（敦煌）的时间问题,不仅在敦煌学、藏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是丝路文化和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长期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但由于直接资料较少,大部分学者都是根据间接资料和其他有关文献进行研究的...     

西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

陆离与陆庆夫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一期撰文,从敦煌佛教对吐蕃的影响及吐蕃在敦煌释放唐朝战俘并与唐朝交好的举措;敦煌地区的蕃汉官员与唐朝中央政权的联系;吐蕃统治下敦煌官方和民间对唐朝典制礼俗的保存与吸收：张仪潮起义与唐朝中央政权的关系四个方面研究了这段历史。     

吐蕃及归义军时期敦煌索氏家族研究

吐蕃及归义军时期敦煌索氏家族研究刘雯索氏是汉晋隋唐时期敦煌大族之一。《索氏谱》名闻域内。①《续敦煌实录》收入索氏四十四人,可见其影响之大,从敦煌文书可知敦煌地区有索氏家族聚居的村庄索家庄。该家族在汉晋时期势力很大,已为人熟知;进入隋唐,尤其是吐蕃及归...     

生天:《弥勒变》、《天请问变》的流行与对应——敦煌吐蕃时期经变对应问题研究之一

敦煌吐蕃时期壁画中经变的对应,是解读洞窟壁画配置及思想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对该时期最常见、最稳定的三对经变之一《弥勒变》、《天请问变》的流行和对应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两个结论:①在敦煌信众眼中,吐蕃时期《弥勒变》和《天请问变》的对应主要是兜率天、忉利天的对应,它们实际上都表达了生天思想;②唯识学巨擘玄奘及其弟子在翻译、注疏《天请问经》时宣扬了生天思想,唯识学在敦煌的传播推动了盛唐末至吐蕃、归义军时期《天请问变》的流行以及与《弥勒变》稳定的对应。     

唐五代至宋敦煌的量器及量制

唐五代至宋的敦煌 ,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 ,在经济上以当地独立的体系为主 ,其量制和量器呈现出有别于中原的特殊复杂状况。这些特点是 :1 在承袭唐中央政府颁布的量制法规的同时 ,民间通行大斗制 ,个别的量制与传统观点有所不同 ;2 由于受吐蕃统治过半个多世纪 ,又并行吐蕃的量制 ;3 特殊的计量方法 ,如驮 ,既有传统的“汉驮” ,也有吐蕃的“蕃驮” ;4 酒的计量方法有其独立的体系 ;5 这些特点也表现在了敦煌的量器上     

敦煌于阗文书中河西部族考证

一、记载河西部族的于阗文书及其历史价值河西部族第二次大迁徙是在唐安史之乱,吐蕃陷陇右后,史藉自此残缺失记,开成五年回鹘西迁,一支投吐蕃、吐蕃处之甘州、回鹘诸都又大量涌入河西,后来就以甘州为根据,建立甘州回鹘政权,晚唐五代河西究竟有那些部族,汉史已无可详考,张义潮收复河西后《张氏勋德记》曾笼统地说:“河西创复,犹杂蕃、浑、语言不同,羌、龙、嗢末,雷威慑伏”,S·5697说:“河西诸州、蕃、浑、嗢末、羌、龙狡杂,极难调伏”,所举仅有五族,当时回鹘西奔投吐蕃一支,为时不久,尚未得势占据甘州,以致列举没有回鹘。敦煌汉、藏、回鹘文书虽有一些关于河西部族的记录,但皆仅为片段,零散不成体系。迄今所见,记载最     

P·T·1291号敦煌藏文文书译解订误

最近,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敦煌吐蕃文献选》一书,书中汇集了王尧、陈践二位先生从法国《敦煌吐蕃文书选集》一、二两辑中所选译的藏文文献,并收有译者的考释文字。把敦煌所出的古藏文文书译为汉文,以利于更多的研究者阅读和研究,这是我国学术界共同的愿望。《文献选》的出版,标志着这个工作有了可喜的进展,而这个进展是与王尧、陈践二位先生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