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邹县又发现商代铜器

1971年4月,在邹县化肥厂基建工程中出土了一批商代铜器,有觚、爵,觯、戈、削、弓形器等六件,共存的尚有陶器十件(见《文物》1973年5期第3页)。继化肥厂出土这批铜器之后,1973年5月小西韦大队生产队平整土地时又发现了商代铜器爵、觯各一件,出土地点距化肥厂很近,只有一河之隔。铜爵(图一)通高20、腹深9、足高8.5厘米,腹部饰三道弦纹,鋬内有铭文三字(图四)。第一字右上角笔划中断了一点。     

山东桓台发现“祖戊”爵觚

山东桓台发现“祖戊”爵觚李日桂（济南市博物馆）１９８０年桓台县村民捐献给我馆铜器一觚一爵,据说二器出自桓台史家村。铜觚,器壁厚薄均匀光滑,侈口粗腹,腹腰饰饕餮纹,腰上有弦纹二周,腰下有弦纹三周。觚高２２．１、圈足深５．８厘米,圈足内壁铸有铭文３行１８...     

商戉鬲

解放后,在考古发掘中清理出了一些商代早期的铜器。如河南郑州白家庄、杨庄,辉县琉璃阁和湖北黄陂县盘土城等地出土的商代铜斝、铜爵、铜觚、铜尊、铜鼎、铜鬲等,它们大都具有下列几个特征:器形比较原始,近似陶器,质地单薄粗糙,花纹简陋草率。如斝、爵等器多呈平底尖足。无论在形制和花纹上,都和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铜器有显著的不同。中国历史博物馆,在1958年购得一商代早期的铜鬲,花纹极简单朴素,器身仅有弧纹数道,三个袋形锐足中空,上部双耳甚小,兜向里方,唇沿有一象形"戉"字(即岁字)铭文,直内曲刃,形颇原始,疑是氏族徽号。这个鬲的形状、铜质、花纹和     

说早期青铜器中的‘角'

这件青铜残器,是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废铜中检选出来的,现归上海博物馆保存.上海博物馆根据器上残存的痕迹复原了器口和鋬的部份,但圈足下面,尚有分布均匀的三点瘢痕.而且其中瘢痕和鋬在同一直线上,显然是由于残失了的三足所形成.由于三个瘢痕不太大,可知下垂的三足不能太粗,也不能与周代簋圈足上的短足那样扁宽,而应当是细小的.三足因已全部残失,无法推知其确实形式和大小,所以没有进行复原.这件残器制作很粗糙,细腰、平底、宽鋬,口缘里有一道宽边,腰部有三道弦纹间隔着两道点纹装饰.总的看来,它和商代迁都安阳以前的早期青铜器风格一致.残器的口部向外翻转,形成了前后两个尖角.后面的尖角低一点,大一点;前面的尖角小一点,高一点;在它的下面还有一个带附饰的筒形流,整体形状略如早期铜器中变形的爵.但爵有一个用以吸饮的槽形流,此器却在前面口下带有一个筒形流,筒形流在商周时代,往往附在盉上,它的主要     

论商周时期的单铜尊

单鋬铜尊是殷墟商文化觚形尊与单的爵、角、斝、觚等器物相融合的产物,单鋬的设计目的在于方便携带。最早出现于商代晚期,器形设计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单陶鼎以及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单鋬带流陶罐和陶杯有关,是欧亚草原地带赛伊玛—图尔宾诺青铜文化经过中国西北向中原地区传播的结果。     

商周时期的青铜觚及相关问题研究

青铜觚最早出现于二里岗文化时期,盛行于殷墟文化,西周早期逐渐衰退并消失。铜觚圈足上的十字形镂孔与铸造过程中采用的泥芯撑有关,金属芯撑技术的使用开始于二里岗文化时期,殷墟文化时期金属芯撑的使用逐渐规范化。圈足上的镂空纹饰是商周时期铜器装饰手法的一种,圈足下端的条状缺口可能是铸造过程中用来定位的,但不能排除是装饰或者铜器的拥有者因某种特殊的文化习俗或使用需求而让铸造工匠刻意为之的可能性。     

陕西子洲出土商代铜器

2010年11月,陕西省子洲县裴家湾镇关王岔村出土了6件商代铜器,包括鼎、卣、觚、尊、瓿、盘各1件。种种迹象表明,这批铜器的埋藏性质很有可能是墓葬。从形制和纹饰上来看,这批铜器具有鲜明的商代晚期特征。此次出土的铜器,均为典型的殷墟式铜礼器,应来自于商文化核心分布区。子洲关王岔出土的商代铜器,是近年来陕北地区出土的为数不多的商代铜器群之一,为研究商代晚期陕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商周时期铜方尊及相关问题研究

铜方尊是起源于商代晚期殷墟青铜文化的一种青铜酒礼器,最早出现于殷墟青铜器第一期,方形的设计与方鼎、方爵、方卣及陶方形圈足器、方尊形器有关,与圆形铜礼器相比,方形铜礼器的使用者等级更高,身份更尊贵。殷墟青铜器第三、四期,随着殷墟与周边地区之间的交往,以及商末周初的战争与民族大迁徙,铜方尊传播至周边地区,西周早期,出现新的器形与装饰风格,西周中期发展至顶峰,并逐渐消失。     

随州羊子山M4出土噩国青铜器的检测分析及相关问题

正羊子山墓地位于湖北省随州市西20公里处的安居镇。自1975年以来,这里先后发现过三座西周墓葬,出土有多件"噩侯"铭文铜器。1975年,安居羊子山出土鼎、簋、尊、爵4件西周早期铜器,其中单鋬尊铸有铭文"噩侯弟■季"~([1]);1980年,这里的一座墓葬出土鼎、簋、卣、尊、爵等18件西周早期铜器~([2]);2007年,羊子山M4又出土27件西周早期铜器,其中有8件"噩侯"器和2件"噩仲"器~([3]),M4的墓主应为一     

山东省龙口市出土西周铜簋

图二铜簋腹内底部铭文图四 铜鬲图三 铜簋铭文拓片(约2/3)分裆明显 ,三袋形足中空。鬲颈以下饰绳纹(图四)。徐家村铜簋制作精美 ,纹饰独特。根据铜簋的形制、纹饰及铭文的特点 ,再结合一起出土的铜鬲的特征 ,这两件铜器应是西周时期的遗物。山东省龙口市出土西周铜簋@马志敏$山东省龙口市博物馆!馆员     

宋明清仿制三代青铜礼器原因考

宋明清三朝各有不同规模的仿制三代青铜礼器之举,器物质地有铜、瓷、木、竹、漆等.表面上这种仿制活动只是不同时期决策者的个人爱好,深入研究则可以发现其目的是要借此复建以青铜礼器为代表的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并规范社会行为,是对三代青铜文明的渴求与复兴.     

中国青铜时代不存在失蜡法铸造工艺

长期以来,学术界公认曾侯乙尊盘和淅川下寺铜禁是采用失蜡法工艺铸造。近年来,我们对相关实物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发现在被认为是失蜡法工艺铸造的部件上都有明确的范缝和其它范铸工艺的特征。因此,无论是曾侯乙尊盘还是淅川下寺铜禁都不可能是用失蜡法工艺铸造的。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青铜时代,我国广大地区普遍采用范铸工艺,商代中期之前,主要是整体铸造,商代中期至西周,主要还是整体铸造,但开始了分铸插接工艺;春秋以后则主要采用分铸和焊接工艺;既没有失蜡法铸造的器例,也没有失蜡法工艺产生的必要的技术基础和社会需求。     

披沙拣金二十载 陕西历史博物馆新入藏文物精粹展

2011年6月20日是陕西历史博物馆新馆开馆20周年纪念日,为了庆祝20周年馆庆,4月7日,陕西历史博物馆文物征集处与陈列部在陕博西展厅联合举办了陕西历史博物馆新入藏文物精粹展。     

渝东长江干流青铜文化的几个问题——兼论渝东与川东渠江流域青铜文化的关系

古代巴国的青铜文化,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比较系统的实物资料而一直未能获得更多的研究。近年以来川渝地区以及三峡地区考古工作的全面开展,为巴国青铜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和条件。但由于巴国历史与疆域变迁的复杂性,使巴国青铜文化的许多问题还有待于深入探讨。本文根据渝东长江干流的考古发现,结合相关历史     

14C年代框架与三代考古学文化分期--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研究札记

夏商周断代工程采用系列样品进行14C年代测定,得出了夏商西周的年代框架,与考古遗址相对应,解决了三代考古学的分期.登封王城岗古城约为公元前2070年,即夏的起始年代.偃师商城始建于公元前1600年,郑州商城始建于公元前1580年,前者早于后者,偃师商城遂成为夏商分界的界标.就作为都城而言,郑州商城开始作为王都的时间比起偃师商城开始作为王都的时间要晚得更多.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一批商周青铜器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有一批商周青铜器,包括鼎、簋、爵、斝、觚等,来源不一。本文对其中15件礼器作了初步整理与分析,认为它们在器型、纹饰、铭文等方面皆具有较为明确的时代特征。     

商周青铜器铭文的制作工艺和西周颂鼎复制

考古出土实物研究表明,商周青铜器铭文制作,通常是先雕刻正阴字铭文模,然后翻制反阳字铭文活块泥芯,镶嵌于主体泥芯合适位置组成复合泥芯,最后在浇铸青铜器时一并铸成于器物内壁上。复制具有151字铭文的西周晚期青铜颂鼎,整体采用失蜡铸造工艺,铭文制作借鉴商周青铜器陶范铸造的相关工艺,多次翻制制作一块铭文蜡片,嵌入模具型腔后翻制整体硅橡胶泥芯,获得了理想的效果。     

金文中的王称

金文王称的研究始于王国维《古诸侯称王说》,其后张政烺作《■王簋簋跋——评王国维古诸侯称王说》,对王氏理论加以修正。本文在两位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检讨了金文中记录的殷代至战国各个时期的王称,将其归纳为“时王生称”、“时王美称”、“时王别称”、“在野王称”等四种。其中“时王别称”系由作者首次提出,该文具体考证了西周金文中的周王、成周王、豐王、畢王、幽王分别是文王、成王、西周早期某王、懿王、孝王的别称,它们都是以都城或重要驻地命名的。命名别称可能是西周诸王的一种普遍现象。     

日本泉屋博古馆所见先秦私文书——商青铜私文书的兴起

日本泉屋博古馆收藏并展示的我国早年流散到海外的部分先秦青铜器,是中国先秦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之一。商青铜私文书只是先秦私文书的一部分,并非是我国最早的私文书。“九五”期间国家重大科研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某些研究成果表明,商以前就已有文书记录产生,如再加以考古出土实物印证,夏就有可能是先秦私文书的起源时期,为此,笔者将商只作为中国青铜私文书的兴起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