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山内阁时期中日、苏日关系比较研究

鸠山内阁时期,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中苏两国都积极主张与日恢复邦交,苏日两国很快实现,而中日两国仍停留于民间交往。其原因是复杂的,文章着重从三个方面分析：1、在鸠山内阁外交战略中,日苏关系先于日中关系;2、中苏两国对日外交方式不同,苏联选择政府间的非正式外交方式,中国选择非政府间的民间交往方式;3、中苏两国对解决日俘、渔业等问题的认识不同,苏联将其视为邦交的资本,中国将其视为邦交的前提。     

日本组的功绩和遗产——读王雪萍编著《战后日中关系与廖承志——中国的知日派和对日政策》

正一、日中两国的特殊关系1992年,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日本综合评论杂志的论坛上回顾了关于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及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意义。几乎所有的综合杂志都刊登了为日中友好关系打下基础,包括民间人士在内的"挖井人"的证词。当时,中方的重要证人为孙平化。孙平化是自20世纪50年代初就负责中国对日工作的廖承志的部下,曾担任LT贸易廖承志办事处东京联络事务处首席代表,又在邦交正常化前夕赴日,成功促成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访华。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他还长期担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职务。孙以轻松诙谐的语气回忆了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前双方的频繁往来:     

介绍两幅送别日本使者的古画

中日两国有两千多年的传统友谊,两国人民之间长期进行了经济文化交流。虽然近代以来两国之间的关系一度不正常,但和两千年之久的友好关系相比较,终究是短暂的。中日恢复邦交以后,两国关系的历史展开了新篇章。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将要进一步发展,并将更广泛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时候,回顾一下过去的友好往来,是很有意义的。两千年来的中日友好关系,给我们留下了无数宝贵的实物见证。这里从两幅图画,来考察一下两国友好往来历史的一个侧面。     

中苏同盟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日政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并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对日政策上,中国政府在反对美国长期单独占领日本、反对旧金山片面对日媾和以及积极恢复中日邦交等方面与苏联政府一直保持着密切沟通与合作,制定出既保证本国利益,同时又体现出中苏同盟关系的对日政策。     

周恩来倡导民间交往促进中日邦交

由于日本侵华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及日本政府的敌视态度,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关系处于不相往来的状况。为了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总理大力倡导“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通过中日两国的民间团体的互访往来,极大地改变了两国间的敌对状态,克服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暗礁、最终使两国恢复了邦交。详情请见《周恩来倡导民间交往促进中日邦交》一文。     

福州与那霸友好交往回眸

中国与琉球自明代建立了朝贡关系以后,双方就开始了频繁的友好往来。这种亲密关系直到1879年,琉球改设冲绳县后才中断。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福州与冲绳县那霸市也迅速恢复往来。     

中日邦交正常化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

从岸信介内阁到佐藤荣作内阁时期,日本的东南亚政策出发点带有明显的遏制中国的意图。1972年,中国和日本赶超中美关系缓和的步伐,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东南亚国家对此事高度关注,在欢迎中日恢复邦交的同时,担心两国结成同盟及日本的经济援助流向中国。针对此种情况,日本适时给予安抚,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并表明没有更改对东南亚的友好政策,将继续扩大对它们的经济援助。日本的安抚、日本与东南亚的紧密经济关系、中日邦交正常化与美日安保关系共存的实现、东西方关系缓和的大趋势,共同削弱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对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事对日本的东南亚政策毫无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改变了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出发点,令日本的政策不再明显带有遏制中国的意图,还在政治、经济领域重塑了日本外交的外部环境与内部动力,对日本的东南亚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日日夜夜

1972年9月中日两国恢复邦交,这是战后中日关系的一件大事。当时,我正在新华社东京分社工作,有幸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跟踪报道。     

“二战”后复交前的日苏贸易情况

苏联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存在着传统的经济贸易关系,尤其是苏联的西伯利亚和远东与日本在经济上互有需求,地理邻近,海运方便。这些给双方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除两国交战的情况外,贸易关系未曾中断过。本文简介日、苏两国二战后到恢复邦交前的贸易情况。     

周恩来“解放”廖承志的“三步妙棋”

正40年前,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廖承志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日本著名政治家藤山爱一郎曾给予高度评价:"他……铺平了对日关系上一条广阔的道路。多亏他这种作风,流水般地导致了两国邦交的恢复,促进了后来交流的发展。"但不太为人知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廖承志被批判,     

《认知、政策与互动:战后中日安全关系研究》发行

正孟晓旭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44.5万字,58元该书以安全认知、安全政策、安全互动为主线,将战后中日安全关系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一是从抗战胜利到《旧金山和约》签订,中国试图参与将日本改造成一个民主和平国家的进程,而日本依附美国的安全保护,逐渐偏离了中国对战后日本的安全设计。二是从旧金山体制建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两国在接触和交流中,围绕"两个中国"和恢复外交关系展开了较量、博弈与合作。三是从中日复交至苏东剧     

迈向新世纪的中日经贸关系

中日两国自1972年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十分迅猛。从1991年起,贸易额每年刷新历史最高记录。据日本海关统计,1997年日中贸易额达到7．6924万亿日元（约638亿美元）,是1972年的58倍。（I日本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前,将一个什么样的中日经贸关系带入ZI世纪,是中日双方都应该思考的问题。本文试对当前中日经贸关系的现状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对面向21世纪中日经贸关系的合作问题略陈己见。一、中日经贸关系的现状贸易现状：进入90年代以后,中日两国…     

中日政治经贸关系现状论析

一、中日政治关系曲折发展 　　纵观中日交往的历史,交织着友好的往来和恶意的战争.1972年,我国与日本建交,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我国放弃战争赔偿和日本对我国提供经济援助奠定了两国政治关系良好发展的基础.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开始了中日最高领导层的互访.中日关系发展进入高潮. 　　……     

内山完造“生为中华友 殁作华中土”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我不禁思念起那些为中日人民友好和两国邦交正常化而长期奋斗、奉献终身的日本友人们,人们把他们尊称为中日友好的“掘井人”或“先驱者”,内山完造先生就是最受敬佩的一位。自1913年到1959年的46年问,他由衷地热爱中国,始终同中国人民和中国进步人士同甘共苦、相依为命,为日中人民的和平友好、日中文化交流事业和日中关系正常化献出了全部心血,作出了非凡贡献,直到他逝世时还要求把遗骨安葬在他热爱的“第二故乡”中国。     

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

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李晔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对中国的钓鱼岛存有野心。在１９７２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和１９７８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同意将钓鱼岛问题留待以后解决。然而事实上,自二战后以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赴日汉唐文物展览简介

1979年3月将在日本东京、大坂两地展出我国陕西、甘肃、新疆三省(区)出土的汉唐文物展览,是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和生效而举办的。这项条约的缔结和生效是1972年9月中日联合声明和两国邦交正常化的继续和发展,标志着两国的和平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必将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为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广泛交流和合作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日两国是隔海相望、近在咫尺的邻邦。两国人民具有二千年传统友谊,在经济、文化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影响,这是两国史籍所不断记载并为两国出土的古代文物所证实了的。     

中日政治经贸关系现状论析

一、中日政治关系曲折发展 纵观中日交往的历史,交织着友好的往来和恶意的战争。1972年,我国与日本建交,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我国放弃战争赔偿和日本对我国提供经济援助奠定了两国政治关系良好发展的基础。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开始了中日最高领导层的互访。中日关系发展进人高潮。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成功访问日本和日本天皇夫妇成功访华,曾把中日关系推向一个新高潮。但好景不长,此后不久,中日因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的政治摩擦频繁发生。     

中缅文化协会大事记(1939.12～1942.3)

中缅文化协会自1939年12月21日正式成立后,在沟通中缅文化、促进邦交以及加强两国战时合作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热面孔

美国希望4月前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近日,美国知情官员称,美国政府正在向古巴当局施压,希望美古两国能在今年4月美洲峰会举行前恢复外交关系,但古巴坚持美国应首先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出。对此,美国方面表示,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出可能要等到今年6月或者6月以后。去年12月17日,美古两国宣布将恢复双边关系正常化谈判。今年1月21日至22日,美古首轮高级别对话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双方官员会后表示,对话富有成果且真诚友好,     

越南使臣与清代中越宗藩秩序

以朝贡为载体的清代中越宗藩关系,自清初康熙六年恢复确立至光绪十一年法吞蚀越南,历时200余年而终结。期间,作为朝贡国的越南,虽在形式上对中国清朝恭行事大之礼,而实际却为取得对清关系的主动、平等以及获得更多的国家利益而推行"内帝外臣"的邦交之道。因此每逢贡期,都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尤其对入清使臣的物色,更是精心挑选。那些肩负着两国邦交使命、深谙中国儒家文化精髓的越南使臣,为不辱使命,妥善处理与强大邻国清朝的关系,以为本国政权的巩固和安全提供保护,往往在遵循既存宗藩朝贡体制的前提下,为争取平等的双边话语权而煞费苦心。他们为整个清代中越双边关系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