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浪碑”刻看清代清水江木业“争江案”

明末清初,清水江下游所产之杉木,已成为远销省外的商品。为了争夺开设木行的权利,锦屏县的毛平、王寨、卦治三寨（内三江）和天柱县的坌处、清浪、三门塘三寨（外三江）展开了长迭二百多年的诉讼,即“争江案”。本文试图以“清浪碑”为主要材料,对“争江案”作简要述评,从一个侧面揭示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与乡村社会变化的关系以及黔东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     

“皇木案”反映“苗杉”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

有清一代,锦屏的王寨、茅坪、卦治已经发展为贵州的最大木材市场。发生于清水江地区的＂皇木案＂、＂白银案＂、＂争江案＂、＂伕役案＂,统称＂清江四案＂,全面的,也是最集中的反映了＂苗杉＂在流通交易过程中的情况。＂皇木案＂反映明、清王朝征派＂苗杉＂的由官员专办转制为木商兼办的过程;＂白银案＂反映外省木商使用假币购木的情况;＂争江案＂反映各寨充当交易中介的行户夺＂当江＂权益的贯穿于有清一代的斗争;＂伕役案＂反映因＂当江＂各寨受益多寡而承担徭役不均引发的不断诉讼,此类社会现象,史不记载。＂四案＂的诉状和政府的公文保存于民间,就成了反映锦屏林业史的宝贵的民间文献。本文首先介述＂皇木案＂反映＂苗杉＂皇木转化为商品的历史轨迹。     

苗族的“杀鱼节”

苗族“杀鱼节”,流行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西部方言落白河次方言龙洗土语支系的贵定、龙里、开阳、福泉,即是清水江及其上游之独木河,落白河和南明河沿江两岸苗族地区。时间由各地段“药头”商定,     

轰动世界的锦屏10万件清代林契

“一卖一了,父卖子休,如花落地,永不归枝,水流东海,永不回头。”“父卖子休,子卖父丢,高坡滚石,永不回头。如有反悔,罚黄金二两,白水牛两头。”这是发现于贵州锦屏的清代康熙末年撰立的一份林业契约誓愿歌。近10万份清代林契在清水江畔“杉木之乡”锦屏县沉睡了数百年。手捧这一纸纸发黄的清代林契,让人惊叹不已。     

清代河西走廊的水利纷争及其原因--黑河、石羊河流域水利纠纷的个案考察

清代河西走廊建立了渠坝 ,进行农业灌溉。水利纷争是清代河西走廊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 ,这种争水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 :同一流域上下游各县之间的争水 ,一县中各渠坝之间的争水。争水矛盾产生的原因 ,有自然因素 ,也有许多社会因素。水资源短缺限制了河西走廊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清代锦屏木材运销的发展与影响

地处黔东南的清水江林区,面积广褒,林木蓄积量居全省的首位,是我国著名的杉木林基地之一.锦屏接壤湘黔,扼清水江下游,船筏集散,历来是“苗杉”运销的中心。今之县城古名王寨,早即以“木头城”习称传闻遐迩.作为一种拥有广大销路的商品,锦屏木材产销的日臻发达,对推动社会经济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笔者三访锦屏,收集一些民间文献资料,谨就此作一概略的记述.     

清水江土地买卖文书档案书写程式探析

清至民国时期,土地私有权确立,土地买卖文书的书写程式形成固定的程式。清水江文书的书写程式形成了独有的特色,成为文书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于更好的了解与使用文书史料具有重要的意义。以清水江土地买卖文书档案为主线,概要介绍清代以来清水江流域土地买卖契约文书的书写格式的特点。     

西方静海——赛里木湖

位于新疆天山西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县西南的赛里木湖,古称“西方静海”,蒙古语称之为赛里木淖尔,意为山脊梁上的湖。而在哈萨克语中“塞里木”有“幸福”、“祝愿”之意。因清代在湖畔东岸设有鄂勒著依图博木军台(即三台),赛里木湖也被称为“三台海子”。     

“清江四案”“白银案”之前后

锦屏本地苗族木商向政府状告外省木商使用冲铅银两假币的诉讼案件。收集到的两件状词,一是道光七年（1827）由李荣魁带头起诉到贵州布政使司批转黎平府的公文,又由黎平府作出处理公告;另件是光绪十三年（1887）姜名卿等向黎平府递交的状纸。两起案件相隔60年,因为假银泛滥、受害深重后才产生诉讼,政府行文禁止后,仍禁而不止,所以少数民族的木商、林农和从事木材运输的农民工,受假银之害至少在80年以上。但从外省木商之滥用假币,折射出清水江木业之兴旺。     

蚶江鹿港对渡碑浅析

蚶江鹿港对渡碑即《新建蚶江海防官署碑记》,位于石狮市蚶江镇原蚶江海防官署遗址。因碑文明确记载“蚶江为泉州总口,与台湾之鹿仔港对渡”而被称为“蚶江鹿港对渡碑”。它是清代蚶江与鹿港对渡的重要实物见证,也是全国唯一记载闽台对渡历史的碑刻,极具历史价值,1996年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

伴随唐宋文化转型而兴起的“正统”论,扬弃了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之说．以法则性、道德性“天理”取代主宰性、意志性“天命”,经宋儒精心阐发的文化价值理想、社会政治理想“天理一王道”再次构成统合历史兴盛衰亡之变的“贞一之理”。而北宋时代的正统之辨呈现出儒家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在因应时代变化之际曾具有的复杂、深刻的思想面貌。     

明末的"辽人"与"辽军"

“辽人”是明代东北地区的汉族区域群体,因长期的边塞生活而具有边疆特点的社会性格。后金进入辽东后,“辽人”有抗、殉、降、逃等不同的表现,反映出他们的复杂心态。清太祖晚年民族矛盾激化,“辽人”奋起抵抗,组成“岛兵”与“关宁辽军”两大军事集团,“辽军”遂成为抗金(清)主力。清太宗即位后,明、清双方展开了对“辽人”与“辽军”的争夺。清太宗调整民族政策,改善汉族待遇,并以军事胜利为后盾,重用、“思养”汉宫为政治号召,积极争取“辽军”,效果显,终于化顽敌为羽翼,大批“辽人”加入清军,为清朝开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曹丕"文气说"及"清浊"之辨

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文艺理论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专论。其中对文学风格,曹丕开创性地提出了“文气说”,并将气分“清浊”。对“气”与“清浊”的解读是理解曹丕“文气说”的关键。通过对“气”和“清浊”用法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清”“浊”的正确解释并非“阳刚”与“阴柔”,曹丕是尊“清”而贬“浊”的。     

“国民”之发现——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

国民公会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人士共同参与发起和组织的,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增强及当时社会结构的错动,也反映了士与农、工、商诸阶层相结合,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历史趋势。围绕国民公会的成立与解体,人们对爱国与革命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外,国民公会还具有“国民外交”与自治运动的意义。     

“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在美国革命时期,"共和"这一古老政治词汇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建国者参照各种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结合他们所处社会的特点,不仅成功建立了一种新型政体,而且为它做了全面的辩护和诠释,从而完成了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这种新型的共和政体,不再是"人民"与贵族分享权力的混合政体,而是完全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代表制政体,它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和适应范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与古典共和理念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与此同时,"民主"的概念也得以扩充,"人民"通过代表制行使政治权力的政府,与"人民"亲自掌握权力的政府一样,都可以叫做"民主"。这两个交错并行的观念转化过程,不仅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共和"与"民主"的概念,而且使得两个原本含义不同的政体名称,最终变成了同义词。     

“江南本”《史记》考略

"江南本"《史记》曾藏于北宋御府,至南宋时已残缺近半,后来亡佚.该书的情况,仅见南宋高似孙论及.本文主要依据高氏所提供的江南本《史记》例文,并参北宋景祐本等相关材料校证,得出以下结论:江南本《史记》为五代官写本.该本与北宋官方刊定的《史记》文本有密切关系,可能就是北宋时校刊《史记》用的底本,它是唐宋之间《史记》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新历史教科书》到《最新日本史》

今年4月9日,日本有关当局通过了“日本会议”编写的高中教科书——《最新日本史》。本就“日本会议”与去年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关系,80年代“国民会议”(“日本会议”的前身)教科书事件的原委,《最新日本史》出台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关联,以及《最新日本史》与《新历史教科书》的共同之处进行了剖析,并就《最新日本史》中歪曲和篡改历史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批判。指出日本教科书问题远远没有完结,国内外学术界应该密切注视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动向。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Alternative Spaces of the "Argentinazo"

The ongoing instability in Argentina that emerged from the December 2001 uprising in Buenos Aires (the "Argentinazo") has been one of the highest profile examples in recent years of reaction to the economic "disciplining" of a country. For enthusiasts, this reaction has been resistance, an upsurge against neoliberalisation by people conscious of what was happening and with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of how things should be ( Aufheben 2003 ; Carrera and Cotarelo 2003 ; Dinerstein 2002 ; Galeano 2002 ; Harman 2002 ; "IM" 2002 ; Klein 2003a , 2003b ; MAS 2002 ; Ollier 2003 ). Subaltern resistances such as those developed by Argentines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much geographical writing on resistance in recent years ( Castells 1997 ; Leyshon, Lee and Williams 2003 ; Pile and Keith 1997 ; Sharp et al 2000 ).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range of actions, or "action repertoire"( Tarrow 1998 :20–21), of the Argentinazo to exa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alternative material and discursive "convergence spaces"( Routledge 2003 )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emerged both as resistance to, and articulating a coherent alternative to, neoliberalism.     

古典学视野中的“匈”与“匈奴”

欧洲匈人的匈奴起源说在国内学术界早已几成定论。但该学说的史料、考古等诸多层面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马塞里努斯对匈人的记载是最早,也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关于匈人的历史文献。对该文献进行核对和翻译,并加以必要的分析,有助于古代史研究者对匈人与匈奴这两个民族的巨大差异有所认识。同时,在古典史料中还存在其他可能与匈奴人有关的线索,藉此可以勾画出匈奴人西迁后的历史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