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墓主考论——兼论屈原生平研究

一些学者根据“漆耳杯铭文”与“鸠杖”论定墓主是“楚太子的老师” ,又有“陈良”、“屈原”等推测。据金文、简牍、帛书对“不”、“”二字有不同写法 ,漆耳杯铭文应为“东宫之杯” ,而非“东宫之师” ;据《左传》等典籍 ,楚国太子的老师应称为“傅”或“太傅”。据《周礼》、《礼记》、《吕氏春秋》 ,“八十九十 ,加赐鸠杖”之礼始于汉代 ,而楚系墓葬中出土的各种“杖”的形制特点 ,可证明此墓“鸠杖”不是手杖。屈原未担任过太子之傅 ,郭店一号楚墓墓主与屈原无关。     

吴臧孙钟铭考

1964年在江苏省六合县程桥东周墓中,曾出土编钟一组(九件),钟的正面均有铭文,文字为反书,其中最完整的铭文共三十七字,铭曰“隹王正月初吉丁亥,攻敔中终(文日)之外孙,坪之子臧孙,择氏吉金,自作(仑禾)钟,子子孙孙,永保是从”(见《考古》1965年3期).六合古名棠邑,先属楚,后属吴.墓葬地点,正是吴国西伐楚和北进中原的要地.钟铭中自称“攻敔”,铭文中“攻敔”、“攻吴”或“工(?)”经各家考证,都是属于吴国制造的器物,自不待言,墓主人臧孙,应是当时吴国驻在边陲的重要人物,由于吴史略而不详,尚无可考证.钟铭上自称是中终(文日)之外孙,《尔雅·释亲》“女之子为外孙”,则中终(文日)应是死者的外祖,以其外祖冠在铭文上,尚属首见,其人应是吴国极其显贵的人物.     

天马——曲村遗址 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

第四次发掘为1993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64、62、63号墓是一组以“邦父”为中心的夫、妇、次夫人合葬墓。64号墓出土的“楚公逆”钟为探讨晋、楚的早期交往提供了线索。63号墓出土的铜方座筒形器、鼎形方盒造型奇特,有“杨姞”铭文的铜方壶是首次出土的杨国铜器,同墓出土的大量玉器,如玉马、伏牛、鹿、螳螂为西周玉器中的精品。     

谈“河市”、“河亭”和秦墓断代

谈“河市”、“河亭”和秦墓断代黄吉军黄吉博１９９８年３月,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在西郊于家营发掘了６座秦墓,这是该队继１９８６年在孙旗屯发掘３座战国晚期秦国墓之后第二次正式考古发掘的秦墓。值得注意的是这批秦墓中发现印有“河市”、“河亭”戳记的随葬器物,...     

礼县大堡子山秦子“乐器坑”相关问题探讨

2006年秋,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被盗秦公大墓附近发掘一座大型“乐器坑”,出土铸有“秦子”铭文的成套青铜钟镩和石磬[1]。这里重点探讨秦子“乐器坑”的年代、性质及其所关联的诸问题。 一秦子“乐器坑”的年代及性质“乐器坑”位于被盗大墓M2西南约2     

秦子姬簋盖初探

珍秦斋藏秦子姬簋盖是新发现的春秋早期秦铭文材料。本文解释了铭文词句,又根据《史记·秦本纪》的有关记载,并参考宝鸡太公庙出土秦武公及王姬钟铭文的研究,认为铭文中的“秦子”是指秦出子,“秦子姬”乃是其生母“鲁姬子”。这对于讨论青铜器铭文研究中的“秦子”问题以及秦国早期历史的探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曾侯與编钟铭文所记吴伐楚路线辨析——兼论春秋时期楚郢都地望

随州文峰塔一号墓出土曾侯與编钟铭文记有吴伐楚之内容,此正是《左传·定公四年》所记之史事。铭文所记吴伐楚的路线是"西征南伐乃加于楚",结合《左传》记载,印证了吴军是沿淮河"西征",联合蔡国向西攻入方城,再会合唐国"南伐"而攻入楚郢都。此次吴攻楚路线的确定,进一步证明了春秋时期的楚郢都应位于襄宜平原一带。     

"秦子"新释

最近几年,秦国初期考古文物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其一个直接导因,是1993年春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发现了这一时期的秦国大墓,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不幸流散。现在已看到的若干青铜器,如鼎、簋、壶、钟、镩等,多有“秦公”铭文,指明了大墓的性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学者根据抢救性清理发掘的结果,推断两座中字形大墓M2为秦公墓,M3为夫人。     

宜城雷家坡秦墓发掘简报

一九八二年春,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七八级实习队会同宜城县博物馆,在宜城县南15里的“楚皇城”遗址附近的魏岗、雷家坡发掘了一批战国——秦的墓葬。本文仅就其中的二座秦墓加以介绍,并论述与之有关的几个问题。一、墓葬概况     

《钟》新解

《钟》为楚器,1957年出土于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墓,仅有铭文十二字：“屈,晋人救戎於楚境。”用作唯,为语首助词,无义。祖品用作荆历,即楚历（见朱德熙《屈解》屈,即《睡虎地秦墓竹简》之屈夕,为楚历二月的月名,相当于秦国的十一月。以上均为学术界共识,不必赘述。关键是铭文中的“救”,一般皆释为营救之救。《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四）更明确指出是“楚国欲灭戎蛮,晋人前去营救之史事。”（426页注二）如果真是这样,楚国没有得到好处,何以要铸这一套器？显然与常理不合。据《左传·哀公四年》：“单浮徐围蛮氏,蛮氏溃。蛮子…     

河南南阳李八庙春秋楚墓清理简报

2004年,在河南南阳市李八庙发现了一座春秋中晚期墓。此墓为小型竖穴土坑墓,出土了一批铜器,其中铜礼器有7件,包括鼎、浴缶、甗、盘、匝和盏。铜鼎M1:1上的铭文自称"番子",发掘者推测"番子"并非此墓的主人,应是番国的国君,墓主人是楚国贵族。此鼎可能是番国国君赠予墓主人的礼物,也可能是战利品。番子鼎的发现为研究古代番国的历史和地理位置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河南南阳春秋楚彭射墓发掘简报

2008年6月,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一座春秋晚期楚墓(M38)进行了发掘。此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南北长7、东西宽5米。葬具一椁二棺,两棺并列于墓室北部。随葬器物有铜器、玉石器、皮甲等。其中铜器制作精美,种类有鼎、簠、盏、盘、匝、斗、浴缶等礼器,戈、戟、殳、镞等兵器以及车马器、工具等。墓中出土5鼎,均为盖鼎。从铜礼器和兵器上的铭文看,墓主彭射为楚国高级贵族。在该墓附近已经发现多座彭氏墓葬,此处应是彭氏家族墓地。     

两面罕见的西汉铜镜

郑州未来铜镜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面草叶纹镜,其形制、纹饰接近满城中山靖王墓所出,也属于武帝前期。镜铭两句十六字,系楚歌体诗,有助于七言诗起源的研究。该馆收藏的另一面星云纹镜,从纹饰看属于西汉中期偏早,特点是有同类型镜罕见的铭文。内容描写思人之梦,更为镜铭中的异例。     

楚文化研究又一新成果--《新蔡葛陵楚墓》读后

河南新蔡葛陵楚墓,是近年来淮河流域考古中新发现的一座战国中期大型墓葬。其墓主人为平夜君成,是与楚王关系密切的重要封君。墓葬结构复杂,并有陵寝建筑遗存。出土有包括青铜器、玉器、漆木器和大量竹简在内的各类随葬品,还有人殉现象。在科学发掘和整理的基础上出版了《新蔡葛陵楚墓》一书,详细介绍和分析了考古资料所反映的楚国历史、葬俗、礼制、历法、手工工艺、书法艺术等诸多信息,是我国楚文化研究又一新成果。     

舒城九里墩春秋墓的年代与族属析论

舒城九里墩春秋墓的时代,发掘报告认为与寿县蔡侯墓相当,若从鼎、簠、敦诸器的细部特征来看,似乎较蔡侯墓略早一些,下葬时间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墓内残存的部分青铜礼器,具有明显的楚文化风格和特征,说明墓主人与楚国和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该墓主的身份,发掘报告认为属于侯王一类的贵族阶层,很可能是群舒中某一位君主,可备一说。从其墓葬形制、规模、部分随葬器物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亦不能排除为吴国高级贵族的可能性。     

从墓葬结构谈狮子山西汉墓的几个问题

本通过对狮子山汉墓墓葬结构的分析,认为该墓尚处于竖穴墓向横穴式崖洞墓的过渡阶段,早期特点明显;墓葬仍采用了西汉时期的前堂后室葬制,墓主为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同时由于楚国较早地采用了凿山为藏的横穴式崖洞墓的形式,并以其在西汉早期的政治影响力,加速了这种墓葬形式的发展和传播。     

舒城九里墩墓年代与国别考

舒城九里墩墓中出土有一批战国早期青铜器物,下葬年代为公元前445年之后。墓中所出的青铜礼器具有典型的楚文化特征,墓主人应为战国早期楚国贵族,今舒城可能为其封地;墓中虽亦出蔡、钟离二国器物,但此二国距舒城甚远、时代亦不符,可能为楚灭蔡、钟离二国后所得战利品。     

对徐州龟山和狮子山汉墓结构的几点认识

本文主要通过对徐州地区发现的两座楚王墓--龟山汉墓和狮子山汉墓结构设计、建造以及陪葬品等方面的讨论,进一步说明徐州地区楚王陵的结构形制特点,使我们对西汉葬制有较为深入的认识.     

安徽舒城九里墩墓非钟离公鱼墓考

安徽舒城九里墩墓残存的大部分遗存呈现典型的楚文化风格和战国早期的时代特征,应是战国早期楚国贵族墓葬,而不可能是钟离公鱼的墓葬,更不可能是群舒墓、蔡墓或吴墓。这一看法与楚、群舒、蔡、杞、钟离诸国族的历史变迁也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