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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毁家纾难赴征程[武汉]章绍嗣一九三八年春,郭沫若(右二)和周恩来(左一)、彭德怀(左二)、叶剑英(右一)在武汉合影。1938年4月1日,武昌昙华林里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欢庆成、中国现代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郭沫若就任厅长。在主席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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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武汉生活整整43年了.武汉的山山水水、一木一草都会引起我的回忆.武汉成了我第二故乡.1953年我从日本回国到武汉.对我来说武汉是陌生的异乡客地.武汉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辛亥革命首发于武昌、国民革命军北伐和武汉国民政府的成立、抗战初期的武汉会战等,这给我某种神秘感和莫名的魅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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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抗战时期,是指从1937年11月18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而在武汉办公(“临时首都”)开始,直到1938年10月25日失守,近一年时间。这个时期武汉不仅成了全国抗战的指导中枢,而且成为全国团结抗战、民主政治和进步向上的象征。这个时期,与其前后中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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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5月16日是武汉解放60周年纪念日。60年前,数以千计的同志为了迎接武汉解放,在武汉做地下工作,我是其中的一员。我原在鄂豫军区二分区部队任协理员(营级),当时中原局城工部了解到我是武汉人,所以于1948年底就调我回武汉做地下工作。我来到中原局所在地郑州,过了新年元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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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1月.格里希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后.上级从技术科抽调了三名专业技术人员跟随格里希,配合工作,协调生产技术上的问题.其中有我一个。1966年,我从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内燃机专业毕业,1967年分配到武汉柴油机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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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后,中原大学便从河南宝丰迁到了武汉,校本部在武昌今中南财大校址。当时中原大学迁汉轰动了武汉三镇。50年后的今天,再追忆我在中原大学的学生生活,感到回味无穷。一 武汉刚解放,我抱着异常兴奋的心情,积极报考中原大学。记得当时我先后被中原大学和湖北革大录取,因“中大”先发榜就于当年7月先入“中大”。 入学后我们先劳动后开学,先熟悉情况后编组学习,我被分配到三分部46队(三分部的部主任是江涛,46队的队长是王沂汶)。从此,我便开始接受了革命理论的熏陶,进行了艰苦朴素的锻炼,学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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跻身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
1949年,我17岁,已经在汉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武汉科技大学前身)读了两年书。同年5月16日武汉解放以后,我想去参加革命,于是去考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和中南军政大学本部,都被录取了,但哪个也没去成,因为家里不太同意。我家有四个人要去参加革命,除了我之外,我弟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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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49年南下接管武汉干部队伍的一员。约在5月20号左右,在吴德峰市长率领下乘四野军车从黄陂进入汉口。在江边的旧政权退伍军人俱乐部,我们住了两三天,后被分配到市府武昌办事处。这时,何方宏(主任)、彭炎(副主任)过江接管了原湖北省会的武昌市政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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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我于1965年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机电系,分配到武汉长江汽车分公司,在长春一汽工厂设计处报到。陈祖涛处长对我们说,党中央毛主席决定要建10万辆规模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厂址初定湖南,你们200多人是首批进二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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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在西安晶体管厂从事了9年的技术工作。1976年10月.我调入武汉市科委下属的位于原武汉展览馆西一楼办公的“武汉市科技交流站”,从事技术推广交流工作,这个调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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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我从苏联考察回来,到北平的当晚(7月7日)即发生芦沟桥事变。我回国原想在科学上为国家做一番事业,但此愿望随着平津的相继失守而落空。我到南京后,临时参加了军事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任专员。随着上海、南京告急,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农产调整委员会先搬到武汉,不久又搬往重庆。那时有许多共产党员、进步人士集中在武汉,我和一些朋友商量打游击,但自己又不懂得怎么打。我既痛心,又焦虑,怕亡国。恰在这时,我碰到族妹杨刚(解放后任过周恩来同志的主任秘书,《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她当时是《大公报》记者。杨…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