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的罗汉象与罗汉碑

罗汉(阿罗汉),在佛教中是修行达最高果位(档次)的和尚,地位次于佛尊和菩萨,但贴近民众而备受尊奉。因为佛寺主尊各佛,高踞于渺茫的西方极乐世界,只能响往,尊而不亲;菩萨大士协助佛尊度众生,有时也历下界,而毕竟非我族类,难以高攀;罗汉则不同,依佛的嘱咐不入涅槃,常住人间为众生造福,穿的是普通和尚服,使人感到亲切、崇敬。外来佛教发展到唐代已经中国化了,其标志之一就是崇奉罗汉的风行。在林林总总的佛象中,最有活力的为罗汉的画象雕塑,可说是中国佛教文化中的精华。广西虽地处边陲,但出现的罗汉象与罗汉碑,也不失为历史的文化瑰宝。     

河西地区唐宋时期洞窟维摩诘经变与其他图像组合分析

此文利用美术史图像学方法,探讨了维摩诘经变与其他图像的组合关系,指出初唐维摩诘经变与千佛环绕式说法图组合,并演化为与西方净土经变、弥勒下生图像组合形式,强调了净土信仰内涵。至盛唐东方药师经变取代弥勒下生图像,与维摩诘经变、西方净土经变组合,中唐及其以后这种组合成为主流形式,同时还增加了其他经变配合表现,但维摩诘经变附属净土信仰的构成意涵并未改变。进入五代两宋时期,部分实例形成以维摩诘经变和劳度叉斗圣变为主体的图像构成,应与佛教节斋日等活动关联。     

四川汶川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

1989年12月,四川省汶川县出土一批南朝佛教石造像,因出土地点为唐代仁寿寺的旧址,故判断这批造像原供奉于该寺院。这是继1921年四川茂县出土南朝齐永明造像之后,又一次在岷江上游地区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因此具有重要意义。造像中有或为一释迦二弥勒佛的三佛题材,以及双观音的组合形式,这为研究四川地区南朝佛教造像样式、题材内容以及传播路线等问题提供了新的重要图像资料。     

观音菩萨早期形象传承考证

观音菩萨在大乘佛教众神殿中拥有崇高且无法替代的地位。他源生于五方佛中的西方无量光佛及其配偶白衣佛母。由于身处贤劫当中,观音菩萨负责掌管自释迦佛寂灭到弥勒佛诞生这段的佛教世界。《大乘庄严宝王经》详细描述了观音的形象、祈愿方式及神迹的内容,当中提到观音菩萨誓愿坚守菩萨职责不入涅槃直到所有有情众生皆获菩提智慧。     

隋代京畿地区仁寿舍利石函的图像与风格——以神德寺舍利石函为中心

隋代仁寿年间,在京畿地区精通涅槃经典的僧侣和活跃在隋文帝身边的高僧的主导下,形成了仁寿舍利的瘞埋制度。本文结合考古与文献资料,对以神德寺舍利石函为代表的京畿地区舍利石函的图像和风格进行探讨。作者认为图像以石函四面八树为特征,寓意释迦牟尼涅槃的过程和涅槃四德"常、乐、我、净";并以中国传统的方位意识与佛教天界图像的结合来表现佛教的世界图像。石函精致繁复的风格融合了隋代陵墓石质葬具和佛教纪念碑艺术的装饰风格。     

试论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佛舍利崇拜主题

在西域佛舍利崇拜寺院模式的基础上,与龟兹佛教兴盛的背景下,融合了西印度的支提窟形制、犍陀罗地区的说一切有部舍利崇拜,而创造出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佛舍利崇拜石窟寺形式。此窟的建筑与图像程序,表现了佛从前世因缘累积而今世成佛的历程,最后涅槃显明佛性,荼毗后留下圣物舍利,信仰者通过供养舍利塔礼敬佛陀,体现了小乘佛教的佛舍利崇拜内涵。这种佛舍利崇拜石窟寺模式在东传过程中,中心柱舍利塔意味逐渐淡薄,日趋汉化,大乘佛教的图像逐步融入。     

唐代麟游慈善寺第一窟的三佛构成

本文以唐代麟游慈善寺第1窟三佛为例,对唐代佛教美术中的三佛体系的横、竖三世佛图像的讨论、追溯到三佛的产生与匹配过程,以及唐代的三佛图像在结构上的差异。本文以为,不同的图像结构可能其内涵是相同的,具体的信仰背景往往在背后起着决定性作用。     

从墓志看佛教对唐代妇女生活的影响

从对唐墓志的分析考察可知,唐代妇女信佛者较多,在家修行的妇女占绝对多数,且相当地分奉佛者为孀居妇女。唐代妇女诵读或抄写的佛典主要集中在金刚般若、法华、涅槃、维摩等经上,尤以金融般若、法华两经为最。唐代妇女祟佛原因众多,其中不少孀居妇女、宫人、宦官夫人、无子和不育的妇女多从佛教中寻求精神和情感寄托。唐代妇女祟佛对社会风尚、生死观念和丧葬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莫高窟早期净士思想表现——以北凉三窟为中心

本文主要以北凉三窟为中心,从佛教义学及禅法等方面,结合北凉涅槃思想演伸出的法身观和净土观,及北凉佛教所偏重的弥勒系信仰,并以此三窟之莲花化生、莲池世界等背景造像,来探讨敦煌早期净土思想之表现,希望能掌握隋唐以前敦煌净土思想之源流与发展脉络,以作为将来进一步研究之基础。     

北魏金铜佛板图像所反映犍陀罗文化因素的东传

已发现的北魏中期金铜佛板,虽然数量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早期佛教物质文化的发展面貌。佛板主要因素来自于犍陀罗浮雕大神变图像,细部表现更多地吸收了此前传入汉地的犍陀罗和西域文化因素,经过整合设计形成的新型图像模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金铜佛板浓缩了众多佛教文化因素,便于持有者随时随地礼拜和祈愿,系汉地产生的创造性的佛教造像形式。     

乾隆朝清宫十八罗汉唐卡名相解析

藏、汉两地佛教经典及佛学之传播,直承印度晚出之大乘佛学,但罗汉信仰却在两地佛教中均占一席之地,尤其是于汉藏两地家喻户晓的十六罗汉(后演绎成十八罗汉),不仅与佛和菩萨一样成为信徒崇拜的对象,而且以之为题材的绘塑作品更是广泛流传,及至帝廷内苑亦多有供奉收藏。清乾隆时期为安抚蒙藏势力而极力推崇藏传佛教,此信仰尤以宫中为盛,帝室庋藏、绘制及供奉有大量藏风浓郁的十六或十八罗汉唐卡组画,其名称、图像特征、排列顺序乃至绘画风格等与清官旧藏的内地各派罗汉图相比,同中存异。乾隆帝及藏传佛教大师们在对藏密佛像进行大规模系统化与规范化的同时,也涉及了汉藏两地十分流行的十六、十八罗汉,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具有乾隆时期清宫特色的十八罗汉图像标准。     

On the origin and presentation of images of traveling Buddhist monks on pilgrimage for sutras with tame tigers in the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Abstract

The creation of the “images of traveling Buddhist monks on pilgrimage for sutras with tame tigers” preserved in the Mogao Grottoes resulted from a syncretic cultural and religious development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t was not drawn on the events of the pilgrimage of Xuanzang 玄奘, as is generally believed in academic circles. The intrinsic principles contained within the images transcend their external features: the development of Esoteric Buddhism and the phenomenon of traveling monks in the periods and their fusion with Central Plains folk culture imbued the images with the influence of both exoteric and esoteric schools of Buddhism, together with folk belief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reation of the “images of traveling Buddhist monks on pilgrimage for sutras with tame tigers” reflected “Ratnasambhava tathāgata beliefs,” which were prevalent in the Dunhuang region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Via metaphorical presentations of iconized monks, these images provided the expression of multiple religious beliefs.     

瑞宝阁藏金铜佛像研究——（七）明代永宣宫廷风格造像（15世纪）

明朝政府（1368-1644年）十分重视与藏族的团结友谊,与西藏各地和各教派势力有着广泛联系。为此,在宫廷专役造像机构制作藏式佛像,当时称为“佛作”,隶属“御用监”,这里制作出的佛像通常作为重要的宗教礼品赏赐及馈赠给西藏上层宗教人士。     

犍陀罗与马图拉造像艺术比较研究

犍陀罗艺术和马图拉艺术是贵霜王朝时期大乘佛教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最重要的两种造像范式,两种佛像的雕塑材料、造型特征、艺术风格上都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本文将两者进行比较,介绍了犍陀罗和马图拉艺术的文化、地理范围和分期,列举了犍陀罗和马图拉造像艺术的主要差异性。根据两地出土文物证实,两者虽然归属于独立发展的艺术体系,但两者之间始终联系紧密、互为影响。马图拉艺术所代表的印度本土因素,在犍陀罗艺术形成初始期就已经对犍陀罗造像产生影响,并一直持续至犍陀罗艺术晚期灰泥阶段。受犍陀罗艺术"迦毕试样式"的影响,贵霜时代马图拉艺术出现了着通肩式佛衣、身材矮短的佛像。笈多时代马图拉艺术在融合犍陀罗灰泥造像的基础上创造了"湿衣佛像",并以此完成了印度佛像自诞生之日起便不断融入亚洲人审美特征、逐渐向着东方风格佛像回归的整个历程。     

法门寺唐“捧真身菩萨”艺术原型再探

<正>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中被定名为"捧真身菩萨"的鎏金银造像,不仅是造型传神的宗教宝物,也是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学术界一直认为这件文物是佛教宗教仪式中最具典型的代表作,甚至     

瑞宦阁藏金铜佛像研究（十一）清代北京及其周边地区风格造像（17—19世纪）

藏传佛教作为藏族文化的重要代表,凝聚了藏族人民的聪明才智,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上层人物通常可以控制地方政权,并征经济上汇聚大量财富。清朝初期,     

瑞宝阁藏金铜佛像研究（十一） 清代北京及其周边地区风格造像（17-19世纪）（下）

图18（无量寿佛）高11厘米,重384克。此尊造型源自早期尼泊尔地区的无量寿佛造像。全身菩萨装扮,束发高髻,发饰摩尼宝花,正面饰璎珞,余发披肩,符合早期尼泊尔同类造像的艺术特征。额际宽广,眉似弯月,双目低垂,表情慈和。上身袒露,斜披圣带;下身着裙,轻薄贴身,裙褶自然铺于座,     

俄藏黑水城西夏水月观音头冠考

俄藏黑水城西夏水月观音所戴头冠为化佛冠,形制有三角形冠和通天冠两种,火焰宝珠、步摇成为水月观音头冠的主要配饰。三角形化佛冠受早期印度佛教和中亚佛教艺术的影响,结合中原佛教、藏传佛教在西夏时期成为水月观音头冠流行样式。由于社会环境影响,西夏观音信仰盛行,佛教进一步走向现实化、世俗化,因此,水月观音菩萨头冠更接近于现实生活,表现华丽。     

陕西三原县发现唐五代鎏金佛道铜造像

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陕西三原县渠岸乡三里窑村（今兴隆村）西,当地村民在挖土过程中发现了一批鎏金佛道铜造像,其中的6件现存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学系。据当事人讲,在遗址还曾出土有开元通宝、周元通宝等钱币。初步判定这是一处唐、五代时期的佛寺遗址。为了方便记录、叙述,对这批造像分别进行了编号,代号为SSX。     

咸若馆供藏擦擦佛整理研究——兼及与《诸佛菩萨圣像赞》之比较

咸若馆位于故宫外西路慈宁宫花园内,为该园中主体建筑。乾隆三十七年(1772)在东、西稍间的内壁上增设24个挂龛,用于供奉十二套擦擦三百六十佛,共计4320尊。经整理,咸若馆现存擦擦佛4233尊,其中4217尊属于三百六十佛系列,是利用三世章嘉胡图克图·若必多吉编订、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1757年12月20日)最终定型的三百六十佛铜阴佛模制作而成,其余16尊背后无字的擦擦无量寿佛则是清后期的作品。4217尊擦擦佛中目前仅有一套完整的擦擦三百六十佛,其余各套均不全。将这套完整的擦擦三百六十佛与《诸佛菩萨圣像赞》进行比较,两者有354尊佛像完全相同,仅6处存在差别,一致性高达983%。依据中正殿火场残存的《四体文佛名折》等一系列档案,考证其出现差别的原因是《诸佛菩萨圣像赞》和咸若馆供藏擦擦三百六十佛分别是三世章嘉编订三百六十佛过程中的前后两个阶段的作品,前者属于稿本,后者为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