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漕运对天津的影响

清代,天津处于漕运枢纽地位,是漕粮进入京师、通州以及边防粮仓的必经之地。每年数万名漕运人员驾驶上万只漕船运载着数百万石漕粮从天津经过,或者在此停留,对天津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漕船带运的大量南方货物涌入天津,促进了天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起;二是漕运带动的商业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寓居天津,从而对天津人口和社会秩序产生影响;三是受南方漕运人员的影响,天津人不仅能听懂而且学会了多种南方语言;四是随着漕船北来,南方沿海地区信仰的妈祖被传到北方,并得到发展和演变,备受尊崇。     

明代漕运“运法三变”新探北大核心

自永乐朝始,以“远运”为基调的漕运体制逐渐替代洪武年间的民运系统,开启了明代漕运制度从支运到兑运的改革进程。从“三运之法”到“运法三变”,军民联运的格局由纯粹的运役掺入了更多的经济因素,以“改兑法”的实施为标志形成了理论上的“粮皆军运”。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民运始终没有彻底退出漕运舞台,运军成为漕粮运输的主体才是“运法三变”之实质。     

清代前期上海的航业船商

清代前期上海作为南北洋航运中心,既是南北商品流通格局变化下的产物,也是清廷商品流通政策变化下的产物,海运业在上海的早期兴起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上海的兴起并迅速崛起,是建立在全国各地地域商帮的大规模商品流通基础之上的。上海的海运业者,来自江苏、浙江、山东、福建等地,其中势力最大者,是上海及其邻近沿海地区崇明、南通三地之人,单个大船商,通常拥有数十号船只。上海海运业内部,船商与船户、耆舵、水手等航运业人员,船商与客商、与豆业字号,与豆行、饼行、油行、保载行等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上海,船商不仅在航业中居于中心地位,而且发挥出领袖百业的作用。     

清代乾隆中、晚期的潞河漕运——《潞河督运图郑》的初步研究

元、明、清三朝建都北京，通州是左辅京师的东大门，是京畿仓储所在，地位十分重要。同时，通州由潞河可达天津而人海，南循卫河(也称御河)可控江淮，陆路扼东北诸关塞，是水陆要冲、舟车辐辏的交通枢纽。史载通州当年千樯云集，车毂织络，盖仓庾之都会，而水路之冲达也。特别自元以来，每年由东南地区供给京师的数百万石漕粮，不论海运、河运，     

明清北京通州城漕运码头与运河漕运之关系

位于大运河北端的通州城土坝和石坝是明清时期朝廷专用漕运码头,在漕运史上曾经发挥巨大历史作用。本文首先探讨了京东运河水系变迁与通州城漕运码头的形成,详细介绍了曹运码头的功能设施、转运职能以及转运规模等,重点对漕运码头与运河漕运和京通二仓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研究。通州漕运码头是体现通州城市形象的重要物质载体,也是北京地区重要的运河文化遗产,值得深入研究并加强保护。     

运河粮仓 考古发掘揭秘漕运历史

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大运河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两个形态。在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之初,申遗地点仅限京杭大运河沿线。后来在专家建议下,隋唐大运河被扩充进来。随着隋唐大运河考古发掘工作成果的涌现,通济渠、永济渠位于河南、安徽的9个遗产点段被遴选出申报世界遗产,其中三处为粮仓遗址。     

清代生态环境档案述论

生态环境史研究已成为当今学界研究的一个新学术领域,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和史学视野的拓宽,对清代生态环境档案的认识和整理,已经突破了常规的文献资料,更加关注自然地理要素、历史遗迹遗存等非语言类档案。     

清代巴里坤屯田述论

清代新疆屯田在我国屯田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巴里坤为清代新疆战略要地,早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康熙帝对准噶尔部用兵时,为解决前线清军急需的粮草问题,开始派军到巴里坤等地屯田。巴里坤遂成为清代重要的屯田区之一。     

民初“南粮北运”中的政府参与及其局限——以漕运局的设废为分析中心

1914年漕运局的设立是北京政府为应对纯粹商运下米粮运京的缺陷,并为借助"漕米"名义以减少米粮转运的阻力而采取的一项举措。1919年为接济京津民食,北京政府复设漕运局,但江苏省官民因此举可能妨碍本省民食而强烈反对,漕运局的运米计划始终难以进行,于1920年被迫裁撤。漕运局的设立表明民初时期国家权力并未完全退出或放弃对北京地区粮食供应的参与,而该局由设立到裁撤的过程及其实际作用亦反映出政府在这一参与中的乏力与局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京政府权威的弱化。     

运河船号

运河船号,是指曾在南运河水运航段流行传唱的船工号子. 南运河指京杭大运河的天津至山东临清(再往南为漳卫河)478公里航段.在我国漫长的南运河航运史进程中形成的船工号子,至今保留在泊头市区为数不多的老船工记忆里,是南运河航运史一份不可多得的文化留存. 古镇码头 南运河曾是黄河故道,亦称清水.曹魏时期沿此修建白沟水运,隋代成为南北大运河的一部分,时称永济渠,又名御河.从那个时候开始,“泊头城区兴起于运河漕运,由运河码头发展而成”.中国水运史丛书《河北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说:“泊头镇位于河北省中部偏南,是南运河上的著名码头之一.”     

略谈《通州漕运粮道图》

《通州漕运粮道图》简称《粮道图》,是一百多年前用毛笔手绘的地图,它忠实地记录了清代咸丰三年（1853年）前后运粮船艘在通州境内及其附近地区行走的水道情况。漕运．指从水道往京城运输粮食。《史记·平准书》记有：“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记述的是西汉政权建立后．     

清代江西诬扳漕运军丁讼案浅析——以《康熙四十五年诬扳军案集录一本永远存据》为例

清代漕运军丁是由明代卫所军户演变而来,原有卫所屯田的屯丁成为赡运漕粮的军丁。由于漕运军丁担负的造运漕船之责不仅耗费甚巨,而且兑漕任务艰辛危险,军丁避之若虎,因而军丁隐匿逃避,互相推诿,甚至诬扳民人为军丁的案件时有发生。本文通过对清代康熙年间发生在江西吉水县的诬扳军控案进行个案分析,由此探寻诬扳漕运军丁身份纠纷背后的社会经济根源,进而剖析诉讼展开过程中官方考量与民间诉求的互动关系。     

清代辽沈地区城镇发展述论

清代是距今最近的一个封建朝代,现代辽沈地区城镇的发展格局可以说主要是清代奠定的。清代的辽沈地区,曾经是满族崛起的“龙兴之地”、清朝人关后的陪都盛京和日俄战争的主战场,历经风雨沉浮的辽沈城镇,有的应运而兴,有的势穷而衰,命运不尽相同。通过对清代辽沈地区各主要城镇发展变化过程的叙述与分析,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希望对辽宁未来的发展能够有所启示。     

清代云贵总督之建置演变考述

云贵总督的建置及其演变,反映了清王朝对云贵边疆民族地区统治的调整和深化,曾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云贵总督始设置于清军攻占云南后的顺治十六年（1659）正月,后经康、雍、乾三朝近百年的分合演变,定型于乾隆十二年（1747）六月。演变的原因,因时而异。除受当时发生于云贵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外,康、雍、乾三朝各有特点：康熙朝主要因“制”,即此时期清王朝对督抚体制的调整和完善;雍正朝主要因“人”,即偏于“因人设置”;乾隆朝则因“事”,即为处理西南少数民族事务而“因事易置”。对其建置演变情形,史籍记载讹误和后世学者引述错误均甚多。对此,本文均做了疏证,并对其建置演变做了全面考述。     

清代逃人法述论

逃人法与剃发、易服、圈地、投充并称为清初五大弊政,其体现了满族统治者在关外及入关后很长一段时期的民族政策。本文系统地介绍了逃人法的源头、发展、顶峰及其废止,同时通过各个统治者对逃人法进行的调整,进一步论述各统治者的统治政策以及清代社会逐渐发生的变化。     

清代乌鲁木齐满营述论

清入关后 ,八旗分为京师八旗和驻防八旗。乌鲁木齐地处新疆天山北路东部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乾隆年间 ,清统一新疆后 ,甘肃凉州、庄浪的八旗满洲、蒙古官兵携眷移驻乌鲁木齐 ,合编为一营。乌鲁木齐满营的设立 ,对巩固新疆的统一局面 ,加强清中央政权的统治 ,保持当地社会的稳定 ,增强西北边境地区的防务力量 ,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清同治四年江浙裁革海运津贴述论

同治初年江浙两省裁减漕粮正额,官书、方志记载殊多,而继之实行的裁减由河运帮费转化而来的海运津贴,关系当时积重难返的漕弊的整肃,意义更为深远,官方权威的编年史《清实录》却不见记载,今人研究也只在论述筹集海运经费时才有所涉及。本文拟从革除嘉道以来积重难返的漕弊的角度,对清代漕运史上这一重大事件重新审视,展示其进展的委曲和周折,揭示津贴沉疴最终革除的主客观原因。     

清代江南徽州籍收藏家述论

江南自明后期兴盛起来的书画鼎彝收藏赏鉴之风,至清代并未衰歇,作为收藏主力军的徽州籍人士,仍然相当活跃。清初杭州"湖山主人"汪汝谦,清前期桐乡汪文桂三兄弟、鲍廷博知不足斋,钱塘汪氏振绮堂,杭州汪启淑开万卷楼,镇洋毕沅兄弟,海宁吴骞拜经楼,苏州大阜潘氏、吴绍浣家族等,或者收藏书画鼎彝,或者搜罗校勘、整理刊刻群籍,在护持、传承历代名迹珍品甚至国家重器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研究发现,清代徽州籍人士的收藏活动较之明代,无论收藏者的居住地、在地身份、专业水准,还是活动地域、收藏动机、表现方式,以至藏品存储地点等均有其独特的特点。     

清代旗丁对漕粮的盗卖与掺杂

清代,因多方克扣,官府给与漕运旗丁的费用不敷使用,因而漕运旗丁往往在运送漕粮的途中盗卖漕粮。对此,清政府制定了众多相关处罚规定和预防措施,但盗卖事件仍旧发生。旗丁盗卖漕粮的地点主要是在山东地区和北直隶地区的通州与天津。在这些地区,旗丁往往借出售余米、剥运漕粮、变卖土宜的机会将漕粮盗卖。漕粮被盗卖后,为了足额缴纳,漕运旗丁在漕船抵达目的地前,往往将沙土、糠皮、水、白土、药物、石灰等物掺杂到漕粮中以充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