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学科主体性问题的再思考

在思想史研究成为学界热点学术话题之际,思想史书写的学科主体性仍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学科命题。从学科意义上说,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应该有独特的视角和立足点。就目前学界的情形看,从内涵上说,中国思想史到底是什么样的界定并不清晰;从外延上说,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立论范围不甚明了;从论证方法上说,思想史还没有达到如其他人文学科炉火纯青的地步。鉴于此,需要对思想史书写的学科主体性做出进一步的分析和研判。     

中国思想史的“历史”与“思想”

正书写、研究中国思想史,有两个东西无法回避,即"历史"与"思想"。所谓中国思想史的"历史",无非有两个,一是中国思想史自身的思想历史,二是中国思想史构建的思想历史。这两个思想的"历史"涉及到思想产生的历史、思想呈现的方式、思想史书写者所处的历史三个具体因素,需要贯通研究,方     

易学与历史思维的民族特性——读吴怀祺教授《易学与史学》

吴怀祺教授精心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史已有数十年之久,阶段性的成果主要有《宋代史学思想史》、《中国史学思想史》,以及主编的从2002年开始推出的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已基本出齐),此外尚有相关论文数十篇.这些论著对史学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对象进行了阐述,对史学思想史与史学史学科之间的关系作了辨析,对史学思想史学科性质与研究方法作了分析和探讨,对史学思想史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毫无疑问,这些理论研究对于构建史学思想史学科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的百年演进

<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哪里开始,研究其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一样,已达百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风雨兼程,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创造了辉煌成就,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建领域中,都积累了非常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史资源,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但是,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这一重要领域的研究长期处于严重不足状态,这对从思想史角度全面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规律,是一个重大缺陷。为此,加强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亟需引起学界高度重视。     

《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

<正>《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欧洲思想史译丛),达里奥·卡斯蒂廖内、伊安·汉普歇尔-蒙克编,周保巍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该书为斯金纳教授主编的"语境中的观念"丛书中的一种,主要探讨了欧美各主要国家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及所形成的各具特色的学术传统。该书作者致力于从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语境中去理解欧美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演进,有助于中国学界反思并重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未来取向和学术特性。     

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思想史是人类的认识史 ,举凡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逻辑思想以及宗教、伦理、科学、经济、文学、史学等所有领域的认知活动与观念体系都属于思想史的研究范围。 2 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经历了由前现代与准科学向现代化和科学化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它像 2 0世纪的中国社会一样 ,其间不乏曲折与坎坷 ,但时至今日 ,可以说 ,已基本创立了作为一门现代科学所应具备的研究范式、学科体系、科研队伍与经典著述。反思这百年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历程 ,其意义自不待言。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上 )》用近现代…     

近30年来中国现当代政治思想史研究述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中国现当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获得了空前的进展。其进展突出地体现在学人们治史观念的转变和研究领域的拓展上。在治史观念上,人们不再把中国现当代政治思想史简单地认定为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史,而是从学科的角度,较为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中国现当代历史阶段中各党各派,乃至个人关于国家政治活动、任务、内容的理论和主张。在研究领域上,人们不再拘泥于单纯地论述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政治理论,而把研究领域延伸到国民党政治思想、改良主义政治思想、日伪政治思想、重要政治人物政治思想等方面。诚然,回顾近30年的中国现当代政治思想史,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学科定位问题、史料整理问题,尤其是关于当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本身还较为薄弱。所有这些,都有待学人们继续努力。     

学科渗透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边界

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之下,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已成为一种新常态。这种渗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内容的相互渗透;二是研究方法的相互渗透。一就思想史研究,尤其是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来看,也是如此,甚至更为明显。众所周知,中国思想史学科是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中国思想     

60年来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正>自1920年李大钊讲授史学思想史课程以来,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已逾百年。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经白寿彝等学者的提倡与示范后,才明确了其作为中国史学史重要分支方向的定位,由此,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科正式步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60年来,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不仅在理论探讨与学科建设上取得了一定进展,而且开辟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领域,收获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因此,有必要全面回顾60年来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历程,在梳理成果、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萧公权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基于萧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分析

本文本"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之旨,基于萧公权撰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背景与史实,结合文本分析,对萧公权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这一主题再作探讨,在三个问题上展开论述:一、萧著的背景与动机;二、萧著的方法及其渊源;三、萧著在学界之反响.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

<正>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必不可少的思想史资源。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三大体系”亟待高质量构建的新时代背景下，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是尽快补齐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短板，不断强化、优化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体系的重要课题。     

“晚清史研究的新思考”笔谈

<正>【编者按】晚清史的独特性在于,它既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断代史清史研究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和清史研究的共同推动下,晚清史研究业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推动晚清史研究进一步深入,进而建立一个与断代史清史和中国近代史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独立的晚清史学科体系,这是有待国内学界共同探讨的问题。笔谈作者有的从学科史角度,对清亡百余年来国内学界在晚清     

学术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清初程朱理学研究》读后

正百余年来,有关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从大处分,至少有三种研究路向:其一为"研究之研究",对过去的学术作必要的回顾;其二为"思想史的研究",侧重书写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存在,甚至以思想史"代替"学术史;其三为"社会史的研究",将学术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放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中去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朱昌荣集十余年之功,出版了《清初程朱理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以下简称《研究》),在反思理学学     

思想文化史的内涵与研究方法

<正>关于思想史的内涵和学科定位,学术界已有较多讨论,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出版的《思想史研究》,葛兆光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以及诸多学者的相关文章,都贡献了出色的意见。虽然,关于思想史的内涵与学科定位,并未能取得统一的认识,而且预期其间的分歧还很难弥合,但是,这种情形是学术研究的常态。此处要讨论的是"思想文化史",什么是思想文化史,它的内涵以及它的研究方法。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学术讨论会综述

中国思想史学科是五四前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而出现的。近年来 ,随着社会史的兴起以及西方思想史研究社会史化趋势的增强 ,中国的思想史界日益关注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问题。为进一步推动思想史研究 ,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共同召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学术讨论会 ,4 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一　思想史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人是有思想的动物 ,人类历史始终有思想观念的作用 ,这是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的本质区别。研究历史不能不研究与人类历史如影随形的人类思…     

村冈典嗣思想史学探析

村冈典嗣是"日本思想史"学科的开创者和重要先驱。他以近代德国学术为基础,为这个新兴领域构建了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于村冈思想史的研究长期停滞不前。进入21世纪,伴随着对近代学术的反思和村冈文书整理工作的展开,村冈研究受到学界关注。此时亟需的是对其思想与学说的特色进行整体的考察和认识。村冈的学术在内容上呈现出古今和洋交融、实证与理论并重的面貌。他的思想史研究具有强烈的近代意识,尤其关注近代人的精神困境。他试图对人物思想进行内在的、本质的理解,并由此开辟了以性格为纲的思想史研究路径。村冈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和对于文化多元性的认同,但他无批判的态度和对事物固有本质的强调,客观助长了日本战时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转型中的思想分化

20世纪对于传统中国可谓一个转型的时代,即从传统的中华帝国转向与全球化密切相关联的现代中国,从一个相对封闭而自足的文化体系转向开放的拥抱西方文明的文化范型。从我个人研究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领域来考量,以前学界讨论和关注较多的是20世纪中国的文化转型。在这种研究模式的背后有一个基本的似乎是不     

民俗学志与另类的中国民俗学小史：重读杨垄博士旧文

对于民国时期中国民俗学史的书写,学界基本没有突破杨堃早年归纳的文学的民俗学、史学的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民俗学三阶段论。在因时应景地更强调前两个阶段并凸显1930年代初期的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的民俗学运动的同时,也淡化以杨垄为核心的燕京大学师生关于北平的民俗学研究及其明显的理论贡献,更不提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创刊的以传教士为主要作者群的《民俗学志》对中国民俗学的推进。这使得既有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史的书写与学科理论建构的探讨长期忽视传教士以及广义上的汉学家们一以贯之对中国民俗的书写及其对中国本土民俗学者的影响。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发生发展也就有全方位重新检讨的必要。     

走向国际学术对话

粗翻了一遍,我感到这本刊物的发行像新近问世的《西学研究》和《历史与当下》一样,充分展示了——从大的方面说是我们国家,从小的方面说是我国世界史学的——开放性。首先,“经济—社会史”这个学科概念就是“舶来品”;再有,在编委和作者中都有外国学者;最后但也最重要的,是书中中国学者的论文从选题、立意到分析、阐说都与国外学界的研究同步,     

第六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会议综述

<正>2014年5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日本东方学会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在东京日本教育会馆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现阶段中国史的时代划分——结合历史学、思想史、文学"。来自中国、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共计70余人参加了本届论坛。开幕式上,日本东方学会东京支部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池田知久先生发表主题讲话。他指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学界就曾经针对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