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五年来日本对宋代士大夫的研究

日本历史学家对于宋代士大夫的研究,曾长期把他们看作是一种主要担负着政治使命的角色。远藤隆俊(EndouTakatoshi)发表于1994年的评论《中国近世宗族论的展开:士大夫研究的一个着眼点》(《集刊东洋学》,东北大学,1994年),虽然主要是围绕宗族问题来展开的,却对于到那时为止的日本学术界研究宋代士大夫的情况作出了很好的概括。在他看来,宋以及宋以后,承担起中国近世社会政治使命的人,主要就是士大夫。因此通过解读士大夫,我们就可以透视中国的政治结构。所谓士大夫,就其涵盖范围而言可以指两个人群。狭义的士大夫指这样一种人们群体,他们在…     

略论两汉士大夫的异同

在儒学与皇权政治的结合过程中,两汉士大夫在政治取向、学术风格等方面都分别呈现出明显的共性和个性。追求入仕,师、吏并重是两汉士大夫的共同特征。论其异,西汉士大夫固守“天下为公”的理念,忠君意识淡漠,以师道和言灾异制衡皇权,以“王道”改造政治;学术上兼容,学以致用,侧重于整理经典和阐释义理。东汉士大夫则忠君意识强化,师道式微,缺乏独立的政治人格,缺乏道德的自我约束;学术上思想谨固、保守,重视考释、注疏和训诂。儒学的政治化是造成上述变化的主要因素。     

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

在宋代历史上,士大夫集团无疑担当了政治精英的角色。学们已经注意到：宋代士大夫影响力的增强对皇权产生限制,出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现象。宋代士大夫地位之所以提高,学界以往更多地侧重在大力推行科举制度等具体“重”方面的原因,而于宋朝在政治上对士大夫阶层的选择,特别是其相关治国方略及处理武关系所产生的作用仍然探究不足。     

元佑“调停”与宋哲宗绍述前夜

本文从宋哲宗元佑五年（1090）的“调停”事件入手,探讨哲宗朝政治从“更化”向绍述转变的政治体制、文化背景。首先辨析史料,分析元佑後期太皇太后高氏以及串执的政治态度与相应的部署。其次,剖析在朝中高层官僚士大夫的政治动向及其所代表的主流政治文化。认为元佑後期的政治部署与主流政治文化之间有明显的冲突,这是绍述前夜最重要的政治背景,推动了绍述的迅速展开。     

配享功臣:盖棺未必论定——略说宋朝官方的历史人物评价操作

宋代不同于以往的时代。至高无上的皇权逐渐向象征化转变,前所未有地崛起的士大夫阶层对政治形成全面的主宰。与皇帝共治天下、分享权力的士大夫,也必然会产生树立自己政治偶像的需求。本文将迄今为止不大为研究者所注目的宋代功臣配享制度置于彼时彼处的政治背景之下,考察了功臣配享的曲折反复。宋代的功臣配享,伴随着士大夫政治的发展,也从文武搭配逐渐形成文臣独占。此外,宋朝配享议案出于翰苑的惯例,也表明配享功臣的话语权处于士大夫精英的掌握之中。功臣配享,反映的是当时朝廷官方的历史人物评价。其代表性往往被当时和后世所质疑。后来的撤换反复,反映了时过境迁的政治变化所带来的评价标准的变化。而后世的认知不同则是历史的时间差所带来的差异。     

浅析赤壁之战的历史背景

东汉末年,赤壁之战发生前,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即外戚与宦官之间的矛盾、官僚士大夫与外戚宦官之间的矛盾激化,导致东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腐朽、衰败,最后不可避免地演变为地方豪强、军阀之间的大混战,为赤壁之战创造出一幕一幕鲜活的背景。     

清末士大夫留学日本热透视——论法政大学中国留学生速成科

清末的留日热潮使一批有传统功名的士大夫亦卷入其中。1904—1908年日本法政大学专为中国学生开办的“法政速成科”,即曾吸纳了相当一部分留日的清朝士大夫。五年之间,该大学开办了五期速成班。先后进入该校的中国留学生合计达1885人,毕业1215人,仅次于宏文学院、经纬学堂,是当时吸纳中国留日学生最多的学校之一。而且,因进入该校速成科的学生,不少是具有较高地位的士大夫,因而他们毕业回国后,对清末民初的政治与社会     

崇祯朝士论困局与明末政治文化解析——以对温体仁的评价为例

明末,阁臣温体仁曾长期独得崇祯帝的信赖与任用,而与其顺遂仕途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朝野上下对其旷日持久的弹劾与抨击。崇祯君臣之间产生了持久的意见反差与话语对抗,这构成明末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士大夫话语权通过广泛议政和会推选官得以高涨,而党争因素的时隐若现,又使得士人动机和立场受到质疑,崇祯帝着意压制乃至排斥士论。在强势振作的皇帝威势之下,崇祯朝士论虽喧嚣不止,却于朝政影响乏力,这一困局反映出明朝末年皇权专制绝对性与士大夫政治话语之间的对抗态势。     

屏迹公门——明代政治生态视野下的士大夫齐家伦理

明朝前期经历洪武、永乐两朝的重典治吏后政治空气开始舒缓,随之而来,官员家属交通公门、以公谋私的不法之事渐有漫延膨胀之势。伴随这一局势变化,明代中期士大夫家书等文献中"屏迹公门"一词逐渐增多。依据士大夫家书文献体系中的不同语境,"屏迹公门"一词具体意涵有三:其一是士大夫禁止家人涉足公门、谋取私利;其二是士大夫自我约束不因私事而访公门、干扰公事;其三是致仕官员乡居期间远离公门、严守法度。屏迹公门逐渐成为明代朝廷官员考核、士林道德品评的重要内容之一,出现在考核评语和墓表行状等文本中。屏迹公门成为明代清流士大夫管束家人和约束自身的自律行为,既体现宋明理学修身齐家思想带来的道德约束,也反映士大夫维护政治地位和官声清誉的现实考量。     

荀彧之死——一个关于汉末士大夫“匡复之志”的隐喻

“历代论者多从个人心境、志向、谋略等角度解释荀彧之死。荀彧辅佐曹操,又坚决反对曹操晋爵、加九锡,以至于死,并非当时特例。依附割据群雄、待时而动,以期匡复汉室,并在群雄欲代汉自立时坚决维护汉祚,是东汉末年士大夫普遍的政治抉择。故而,荀彧的人生历程展现了当日士大夫之群体动向,荀彧之死隐喻着汉末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匡复之志”最终归于失败的命运。     

“以谏为忠”与“以谏求名”——论晚明士大夫的谏诤观与政治生态

在晚明士大夫的观念中,将针对皇帝而起的批评,要求皇帝行止、调整某一政策,显现出较强纠错诉求的激越建言之举视为谏诤,那些因此类建言而受到贬黜、廷杖等处罚的官员往往会获得忠臣的名誉。对谏臣之忠臣名誉的铺叙,以及不恤生死之进谏心迹的自陈,反映出晚明士大夫群体以谏为忠的主流政治价值观。反思谏诤的言论普遍存在,则对士大夫以谏求名现象的泛滥倾向构成一种制约。晚明以群臣好谏,政治舆论活跃为凸显的时代特征,但是也要注意到,晚明谏风大盛的另一面,是士大夫群体逐渐陷入一种无法逆转的政治角色困境中,他们看似强势的话语权却经常游离于具体政治运作之外,无力振作,直至明亡。     

岳飞之死与宋代文人政治的历史困境

岳飞之死乃是宋代政治的一大悲剧事件。一般认为是高宗、秦桧为与金媾和而杀害了岳飞,但从更深的政治文化传统来看,岳飞实为宋代士大夫官僚集团共同谋害。他的死象征了士大夫从武将手中重新夺回兵权,恢复了自宋代立国以来的文人主导政治的传统。岳飞之死亦显示了宋代文化的悲剧性质,是自北宋以来文人迫害武将传统的历史循环,显示了宋代文人集团极其狭隘的政治心胸。审视岳飞悲剧可以看出,士大夫们已经把维护本集团利益日益看得高于一切,甚至置王朝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他们最终自陷于历史的困境而不能自拔。这也是整个所谓"宋型文化"失败的个案透视。     

雅的裁量权——论明代士大夫集团在文化商业化中对话语权的垄断

在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集团在文化—政治的权力架构中处于支配地位。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使文化的商业特征得以充分展开。士大夫通过文化商品品第与艺术内涵的决定、新风尚和消费模式的引领等,掌控了文化商品价值的裁量权,同时参与到文化商品的供给、交易中,得以进一步强化其在文化的垄断地位,并使其文化创造活动兼具经济意义。新崛起的商人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挑战士大夫对文化资源的独占性与权力的排他性。但由于士大夫对文化核心价值定义的垄断,商人只能从而导之。在文化商业化的进程中,士大夫凭借其在文化上的垄断,成功地强化了其在文化、政治、经济权力架构中的地位。     

郭嵩焘与刘锡鸿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以士大夫观和英国政治观为中心

本文是郭嵩焘和刘锡鸿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笔者着重探讨在郭嵩焘和刘锡鸿的政治思想中最主要的问题意识是什么、这个问题意识和他们看到的西方有什么关系这类的课题.笔者想强调的是:第一,我们在他们出使之前的所有的文章中能看到他们的问题意识--"士大夫在那时的中国社会应该担负什么任务?"第二,他们从这个问题意识来观察西方社会,特别关注英国的"官"和"民"的关系.并且他们对英国政治的看法之间有思路的差别.     

宋代文人士大夫与荒政变革

荒政在宋代发生了思想、制度、机构的变革,完成了制度化的过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荒政构架。在这个过程中,宋代新兴的"文人士大夫"阶层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通过研究"文人士大夫"阶层在宋代的形成和政治地位论证其参与荒政变革的可能性,并考证"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荒政思想于荒政思想史中的重要变革以及其在荒政实践中的具体创新,以期还原宋代文人士大夫在宋代荒政变革中的重要贡献。     

宋代文人士大夫与荒政变革

荒政在宋代发生了思想、制度、机构的变革,完成了制度化的过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荒政构架。在这个过程中,宋代新兴的“文人士大夫”阶层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通过研究“文人士大夫”阶层在宋代的形成和政治地位论证其参与荒政变革的可能性,并考证“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荒政思想于荒政思想史中的重要变革以及其在荒政实践中的具体创新,以期还原宋代文人士大夫在宋代荒政变革中的重要贡献。     

试论明季江南士人“纳妓为妾”之风——概况和原因探析

明季内忧外患、政治腐败,促使士大夫对传统理学和现实政治进行反思和批判。随着各种思潮的激荡,社会风气渐趋开放。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注重物欲的观念,一些政治失意的士大夫,通过蓄娼纳妓来消除内心的痛苦,寻求精神的安慰,遂成一时风气。然而她们并未因从良使其社会地位有所改变,事实上她们仍是丈夫附属品。     

西晋孝文化简析

孝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源远流长,但在西晋一朝,它所代表的意义远不止孝敬父母这么简单。根据《晋书》中的记载,可以隐隐感觉到,孝文化对当时士大夫进入仕途有深刻的影响。它在当时的选官制度和对政敌的互相攻击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甚至天子也要对它有所让步,因为它代表着天子从一个礼仪的方面对士大夫家族习惯的尊重。同时,作为一个切入点,它也成为玄学与名教之间不同的表现。从另一方面,孝文化体现了西晋时期,作为主体文化对政治的影响。     

西晋孝文化简析

孝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源远流长,但在西晋一朝,它所代表的意义远不止孝敬父母这么简单。根据《晋书》中的记载,可以隐隐感觉到,孝文化对当时士大夫进入仕途有深刻的影响。它在当时的选官制度和对政敌的互相攻击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甚至天子也要对它有所让步,因为它代表着天子从一个礼仪的方面对士大夫家族习惯的尊重。同时,作为一个切入点,它也成为玄学与名教之间不同的表现。从另一方面,孝文化体现了西晋时期,作为主体文化对政治的影响。     

“做官发财”有传统

一个待解的命题"做官发财"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之一,是士大夫所追求的仕途经济的核心内容。在两千余年的历史演化中,这一观念已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