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公共考古/公众考古概念下的考古学教育思辨

考古学和当代社会方方面面的联系越来越多,种种联系组成了公众考古/公众考古学要关注的诸多领域。脱胎于英文“Public Archaeology”的“公共考古”或者“公众考古”概念,在中国的实践和讨论均体现为考古学面向公众的沟通和共享姿态。公共性是公共考古最核心的特征,公共性体现得越充分,越能促进政府、机构、专家和民众之间的共赢;公共考古的教育性体现在能够架起专业考古与普通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让更多的民众理解考古学能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什么,以便获得更多的支持;公共考古的开放性则要解决“谁的公共考古”这样的问题,通过改变考古学/考古学家与公众之间的单向关系,变考古学家的“他们的公共考古学”为公众的“我们的公共考古学”。今天公众考古已从最初“什么是”和“要不要做”的认识论阶段,发展到如何做好和怎样推进的实践论阶段,因此需要专业化、高质量的专业人才。应该从人才现存问题的导向出发,依托有条件的高校,推动公众考古课程建设并逐步发展到课程体系建设。公众考古需要常态化、体系化、制度化。对“公众”本身也需要研究和分类加以引导。从考古现场到遗址公园和博物馆的展厅,都是考古学家与“考古学利益相关者”“交流”和“...     

公众考古学初探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愈显突出,而目前中国公众对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还有待提高,在此背景下,如何建构中国的公众考古学也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西方公众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可为他山之石,文章追溯了西方公众考古学源起、形成、发展的脉络,简要介绍了其基本的理论、理念和方法,最后,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作者提出自己关于建构中国的公众考古学的思考。     

让公众参与博物馆考古

1972年,美国考古学家查尔斯.麦克基姆西在《公共考古学》一书中提出了"公共考古学"的术语和理念。西方学界认识到,为了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和考古研究的可持续性,依靠专家的力量已经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必须依赖全社会的介入,包括政府和公众。因此,公共考古学不单是面对公众的普及,还要求政府的职能的全面介入。目前,"公共考古学"的概念是指由政府管理的从公众共同利益出发的考古学,即由一个形形色色而且互有竞争的大众群体以他们自己的方法来阐释过去。在这种新理念的指导下,英国考古博物馆改变功能定位,从考古专家的仆人,转向以公众为中心,以吸引和沟通各社会阶层的大众为己任,并对传统的博物馆展示方式进行改革。本文介绍了英国博物馆在这方面的一系列有益实践与成功经验,包括服务对象的重新定位、传统功能向外延伸,从静态展示向为观众提供动态的展览服务如走进社区的"移动博物馆"和出借文物盒、鼓励受众的参与和互动、网上连接、开放库房和研究部门、为残障儿童开发考古游戏、吸引少数族群参与、举行陶艺与玻璃艺术研讨会和文物欣赏写作班等等。这些举措反映了当代博物馆和考古学思维方式的新趋势,这就是:不是强调公众能为考古学做些什么,而是强调考古学可以为公众做些什么。公共考古学在长期的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结果是在这些国家造就了对考古资源具有较高觉悟、鉴赏力和保护意识很强的公众,大大提升了这些国家保护文化遗产的能力。虽然我国博物馆采取免费措施来吸引观众,但是这似乎还远远不够。如果真的要加强公众的参与和认识的提高,博物馆可能更需要在展示形式、营销策略、服务内容和主动性上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对公众考古“公众阐释”哲学思想背景的一点思考——《走进考古步入宋金》读后

公众考古与（学）是近年来考古学领域新兴的一个工作热点,同时也是一个新兴的研究课题。笔者第一次较清楚地了解公众考古（学）是在读了《步人宋金走进考古》一书之后。     

公共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调和性

公共考古学英文作,或被译作公众考古学。在英文中,public所指并非汉语中的公众及其群体,而更与国家公共机构密切相关。从这层意思上来说,Public Archaeology译作公共考古学更为贴切。这一概念出现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的美英等发达国家,最初是与考古学科发展所带来的考古遗存和文化资源管理工作中所出现的紧急情况密切相关的。这种紧急状况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由学科专业化增强所带来的资料的保护和管理问题,第二是学术界对于大量的具有潜在价值的考古资源面临日益严重的破坏而自身却又缺乏足够的保护能力。就是说,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是公共考古学关注的焦点,甚至可以说,公共考古学就是文化遗产保护。业内人士对以往那种由专业学者和官员来"替"公众管理文化资源的模式进行反思,首先从理论上厘清了长期以来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对于公众角色的定位问题。这里的"公众"一词指的是一个多元的、但又不以考古研究为职业的人群。作为国家概念之外的一个具有批评性的实体,他们对文化遗产的参与权与解释权应得到充分尊重;考古学的公共方面多数是与文化、价值甚至经济利益冲突相关的,因此被有的学者称为"不谐调的遗产";考古学归根到底是阐释文化认同及其演变,因此不可避免地与政治脱不开干系。诸如此类,文化遗产管理与保护中所遇到的这类问题,都成了公众考古学研究的对象。经过30多年的发展,公众考古学现已发展成为当今考古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学科。本文作为NickMerriman所主编的《公共考古学》一书的序言,对于公共考古学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做了系统论述,有利于我们对国外公共考古学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     

全球公共考古学的新视角

本文是《全球公共考古学的新视角》文集的一篇导论,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公共考古学在英语国家及全球范围的发展做了综述。该文集的各章由各国考古学家撰写,分别介绍了公共考古学在各自国家的发展和现状。正如本文开宗明义所指出的,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从这门学科开始就相当密切,不只因为大部分重要考古发现是老百姓而非考古学家所为,而且几乎所有发掘工作都需要民众的参与。而且盗墓活动也难脱底层民众的干系。公共考古学的概念进入中国之后,一度被等同于大众考古或考古学的普及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相当长时间里,我国专家撰写科普读物被看作是不务正业,这类作品不被视为学术成果。这种看法正因公共考古学概念的引入而得到改观,从而使普及工作名正而言顺。因为考古学界认识到,没有高素质的民众,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一句空话。公共考古学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麦克基姆西1972年出版的Public Archaeology一书所提出,后来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国。类似其他非英语国家,public的中译有"公共"和"公众"两种方式。英语的public有"官方"和"民众"的双重含意。这比较接近中文"公共"的意思,因为中文的"公共交通"或"公共设施"一般是指由行政部门主导和资助的大众服务。如果中国的遗产事业要与国际接轨,公共考古学也要摆脱目前局限于考古教育和知识普及的零敲碎打的大众实践,借鉴国际通行做法,由政府出于公众利益对考古学进行管理,鼓励公众积极参加考古活动和遗产保护与管理,并从多声部的公众视角来解释考古成果和布置博物馆陈列。     

土司,考古与公众——基于海龙囤的公众考古实践与思考

人人共享文明成果,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追求。如何达到这一目的,是公众考古学(publicarchaeology)讨论的范畴。这是国内目前方兴未艾的一个考古学分支,各方都在积极讨论与尝试。2012年度,依托土司城堡海龙囤的发掘,我们开展了一系列公众考古活动,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本文即以之为例,对公众考古的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国外公共考古学研究现状综述

公共考古学的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以来,"公共"(Public)一词的含义一直都是公共考古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公共"蕴含着国家和公众两个不同的维度,根据"公共"一词包含的不同价值取向,国外公共考古学的研究经历了政府参与、公众参与、公众导向等三个不同的阶段,这对中国公共考古学的定位于"面向公众的考古学"提供了理论支撑。     

公众考古活动的分类与传播策略

公众考古活动是由专业考古机构或个人策划组织的、以考古遗址为依托的、受众可在现场参与的考古普及活动。为我国公众考古实践中考古人与受众双向互动的主要方式。公众考古活动可分为普及型、文化型以及准专业型三大类,三类活动的内容以及受众参与度要运用不同的传播策略。向非专业人士普及考古知识需以专业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三类活动的基础分别为考古学认知体系中的常识、一般知识、深入而可浅出的专业知识。     

土司,考古与公众——基于海龙囤的公众考古实践与思考简

人人共享文明成果,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追求。如何达到这一目的,是公众考古学（publicarchaeology）讨论的范畴。这是国内目前方兴未艾的一个考古学分支,各方都在积极讨论与尝试。2012年度,依托土司城堡海龙囤的发掘,我们开展了一系列公众考古活动,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本文即以之为例,对公众考古的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我国公共考古现状分析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公众对考古活动的参与意识、权利意识增强,考古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公共考古,在我国蓬勃地发展起来了。通过对我国公共考古研究著作、论文、实践的归纳总结,对其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对学科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     

考古发掘与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理论方法是考古学赖以进步的两条腿。考古发现不断刷新考古学家的视野并为考古学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资料,考古学理论方法使考古学的眼睛更加明亮,分析和思考更具有科学的力量。理论方法让考古学家对考古发现有更深入的认识,考古发现同时也推动综合研究和理论方法的进步。此外,考古发现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关注,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知识的普及可以为考古学的进步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对考古学的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量。考古学的持续发展要求考古学家必须正确处理考古发现、考古学自身理论方法的完善以及考古学与化遗产保护、公众知识状况和社会需求的关系。     

21世纪中国考古学的若干特点及发展趋势: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说起——王巍所长专访

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呈现出新的学科特点和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长认为,中国考古学随着自身的发展特别是在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各项阶段性成果的推进与影响下,形成了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正朝着科学化、国际化、社会化、大众化的趋势和方向发展;中国考古学需要与国际考古界加强交流,博采众长,走向世界;作为一级学科的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应是从文物管理机构到文物考古研究机构所共同担负的责任,需要形成一整套既符合中国实际,又顺应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二级学科的设置,同时培养能够满足考古学发展需要的人才;公众考古是目前考古学新的发展走向,考古界需要转换意识和机制,培养专业人才,坚持考古的纯洁性和道德规范,以更好地服务社会与遗产保护事业。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试谈

作为一种考古发现与考古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已经进行了14年,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和积极作用。由于评选活动涉及考古学界、媒体、政府、公众等不同方面,对评选活动的定位与程序等有着不同理解和认识,评选活动也存在着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从考古学自身的发展需求,考古学与社会及公众的关系,文化遗产的发掘、研究、保护、传承和创新中的考古伦理学等角度,提出一些意见,希望对评选活动的继续开展、对考古学的进步和文化遗产的保护等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初论公众考古学

对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公众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作一些简单的介绍,并对如何将兴起于西方的公众考古学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如何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公众考古学作一些探索和思考。     

简论博物馆“公众喜爱”理念

博物馆怎样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怎样才能使博物馆在发展先进文化中扮演应有的重要角色。笔者以为,“公众喜爱”既是我们办馆质量的尺度,又是我们追寻的办馆目标,同时也是我们博物馆的“生命线”。下面就什么是博物馆公众喜爱理念？博物馆为何要强调这一理念？如何提高“公众喜爱”的程度等方面,谈谈肤浅的认识,以就教于各位同仁。     

2019年度世界十大考古新发现

美国考古学会主办的《考古学》(Archaeology)杂志已连续出版70余年,自2006年起,该杂志在每年12月评选出当年的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以下为近日评选出的“2019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的项目介绍。     

论中国公众考古学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发展建议

本文论述了中国公众考古学发展面临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公众考古学发展的建议。     

试论高校博物馆开展公众考古教育的优势与途径

公众考古学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成就,20世纪中叶诞生于欧美并迅速发展,我国的公众考古学尚处于初始阶段,公众的考古知识水平和文物保护意识亟需提高,所以必须注重公众考古学教育。高校博物馆是公众考古学的主阵地之一,充分利用高校博物馆的优势,发挥其纽带作用和教育功能,对促进我国公众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公众考古的媒体直播实践

<正>考古学家保罗·巴恩曾说,考古学的终极目标—如果这有任何意义或正当理由的话—必定是将它的发现不仅传递给学生与同事,首要的是传递给公众,那些最终为考古学工作签字付支票、为考古学家发薪水的人。如何有效建构起考古学家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是公众考古面临的重要任务。在我国现有的公众考古传媒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