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后期长城沿线的民族贸易市场

以长城为界,中国的北边草原游牧民族与南边耕地农业民族,由于游牧的移动性与农业的固定性的不同,铸成了古代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两个社会模式。定居社会与草原社会,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一方面长期并行发展,一方面又相互冲突与融合,交织构成了迄于17世纪清代统一中国南北的全部历史。秦、汉以来长城两边经济、文化分合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这两个区域及两个社会之间,必然有某种贸易的存在,以体现其根本的经济共生关系。特别是明代,“经济上的需要将游牧的蒙古人和农业的汉     

先秦时期西北游牧地区动物埋葬习俗——从埋葬头蹄的现象谈起

本文试对西北游牧地区盛行的埋葬动物头蹄的现象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埋葬动物头蹄是西北及北方游牧民族所共有的葬俗,同时游牧区与农耕区交界的15英寸等雨线及战国长城与一系列埋葬动物头蹄的墓葬群连线重合,这条线的两边分别是两种生活方式。这些墓葬在春秋早期还是以游牧风格为主,但到了战国晚期,西北游牧地区墓葬中中原风格的出现揭示了民族的融合。     

读《明长城时代的开启:长城社会史视野下榆林长城修筑研究》

<正>万里长城不仅是古代最为重要的军事工程,也是农耕与游牧区域的著名分界线。两大社会经济区在长城内外形成独特的过渡地带,活动于此的群体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自拉铁摩尔以来,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中国古代王朝多崛起于北部边疆长城过渡地带,尝试结合地理、经济、政治、族群等多个方面去探讨其社会动因,提出了"长城边疆理论"、"边地贵族论"等学说。但是,其研究视角是从地缘政治学衍生而来,往往缺乏历史维度的关照,忽略了长城边地社会出现的特定历史语境,     

元上都遗址突出普遍价值的对比分析研究

规划学者立足于"城市文化"的角度,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文化特色和融汇过程分析,对草原都城遗址的遗产价值进行重塑。通过元上都和国内外类似遗产的比较,凸显了元上都的价值特征所在。可以看到,元上都遗址所展现的城市文化,揭示了中国元朝蒙、汉两个不同民族及其分别代表的农耕与游牧两个不同文明之间,在征服与同化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交互影响与融合:见证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兼容并蓄的一种城市模式,并作为人类城市规划史上"二元文化"的杰出范例在世界文明史和城市规划设计史上拥有独特的地位。     

中国侧翼边疆上的第三种社会形态——拉铁摩尔“绿洲社会理论”述评

绿洲社会是拉铁摩尔新疆考察的主要对象,也反映其边疆研究范式的典型案例。通过分析绿洲景观的不同类型及亲疏关系,拉铁摩尔创建了以沙漠绿洲为经典形态的绿洲体系,并探讨了绿洲社会的总体特征。他认为,绿洲社会是一种可与游牧社会、农耕社会并列的第三种社会形态,而作为中国侧翼边疆上的绿洲社会,在与其它两种社会的交往中,表现出亲近农耕社会,排斥游牧社会的倾向。鸦片战争以后,工业化文明对中国的冲击破坏了绿洲社会故有的社会基础,绿洲社会最终隐藏在中国农业—工业化文明形态之中,但是其与中国内地的社会基本矛盾并未根除。这一理论自"民族国家"的研究主流语境之外,率先发现新疆边缘族群的话语价值,有其超越时代局限的先进性,对分析中国目前所面对的新疆民族问题有重要参考意义,但其公式化的弊端也很明显。     

浅谈长城文化内涵的阐释与呈现——以《碰撞·融合——长城文化展》为例

长城,本来是阻隔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推进的一道实体墙,但随着历史发展,长城内外不同的文明在共同存在的过程中相互冲突、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相互融合,长城也从隔离带变成了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桥梁和纽带。经过岁月沉淀,长城文化由长城的本体建筑的物质文化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奋发向上的精神文化,也成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象征。2018年《碰撞·融合—长城文化展》在山西博物院开展。这次展览是国内几大博物馆首次合作的有关长城文化的特展,对研究长城内外农耕文明、游牧文明、长城文化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万里长城的地理界线意义

长城,不仅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象征,而且是一条实际存在的重要地理界线。历代长城的布设都是以自然地理环境为基础,其走向与我国半湿润与干旱气候分界线基本一致。因此,长城也就成为我国农区和牧区分界线的标志。长城的延伸或回退,基本上反映了农区与牧区的扩张或收缩。从政治地理的角度来考察长城。可以认为,它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政治力量相互对峙、较量形成的"力"的平衡带,长城,一方面发挥了分隔两个政治单元的功能,它们延伸或收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另一方面,在先进与落后两种势力的对撞中.客观上却促进了相互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不同民族的融合。今日长城作为领土扩张和防御的军事设施作用已不复存在。但是长城在地理上的许多界限指标意义仍然存在,它依然是许多地理事物的敏感地区。     

浅析丝绸之路对新疆少数民族绘画色彩风格形成的影响

丝绸之路是游牧民族的迁徙之路,也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流之路。它不仅改变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而且丰富了新疆本土绘画,特别是对游牧民族绘画的发展,其影响是全方位的。本文从生存方式决定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探讨了丝绸之路上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融现象,及其形成的新疆少数民族绘画独特的用色风格。     

文明“早熟”与中国古代亲属称谓的泛化

中国古代的亲属称谓不仅标识特定的血缘与姻亲关系,同时以多种途径泛化并用于政治及社会领域。泛化的亲属称谓加强了非亲属成员或组织之间的联系,同时在非亲属成员或组织之间构建了等差有序的责权规范和行为准则。泛化的亲属称谓,旨在凭借血缘组织的力量强化政治控制和社会交往,体现了古人以“循名责实”的方式推进政治、社会关系“血缘化”的尝试和结果。在不同文明或民族中,亲属称谓泛化现象的程度和面貌不尽相同,这与血缘组织在该文明或民族在国家产生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是与血缘组织在国家时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高低相关。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独特方式所导致的文明“早熟”,决定了亲属称谓泛化现象在国家时代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     

论漠北回鹘汗国的城市兴建与半定居生活

通过考查文献资料、石刻碑铭及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看到漠北回鹘汗国建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兴建了一批城市;与此同时,回鹘民族的居住方式也在发生变化,由原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向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过渡,这种过渡在漠北时期并没有完成,而呈现出一种半游牧半定居的状态;回鹘民族从游牧到半定居生活方式的转变,是回鹘路的开通、粟特文化、唐文化、回鹘汗国商业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变化为回鹘西迁以后文化的转型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影响了后来进入漠北地区的民族。     

产业结构转型与区域经济复兴的个案研究 --《美国中西部经济:面向未来的历史回顾》述评

无论在重要性还是典型性上,美国中西部在世界区域经济中的地位都是不可小觑的。由美联储发起的研究项目《美国中西部经济：面向未来的历史回顾》,对中西部经济的转型和复兴进行了一番全面的审视和总结。数据翔实,观点颇具权威性,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和参考价值。本文概括其内容,并略加评论,以便于我们更准确把握美国老工业区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复兴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为我国的老工业区改造提供借鉴。     

《澳新美同盟条约》对新西兰外交和防务政策的影响——基于冷战时代的考量

《澳新美同盟条约》是新西兰与非英联邦国家签订的第一个防务同盟条约。该条约的签订对其外交和防务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冷战期间,它不仅加强了新西兰与美澳之间的外交和防务联系,提升了自身的防务能力,而且强化了新西兰参与地区性事务的愿望,同时与昔日对手日本的关系也不得不做出适时的调整。当然,必须强调的是,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新西兰对英联邦集体防御机制的信任,新西兰与英国传统的密切关系并未在根本上受到损害。     

极边、次边、近里：北宋西北边疆层级体系三级制界说

学界关于北宋西北边疆层级体系到底是二级制还是三级制存在分歧,并有许多不够明确的地方。本文认为,北宋边疆层级体系在西北、北方两个方向是由极边、次边、近里构成的三级制。其中,河东路与河北路由于与辽的关系比较和缓,三级制的层级体系相对稳定。陕西路与京东路由于有西夏的和战关系以及女真崛起等因素的影响,尽管仍实行三级制,但其层级体系存在或多或少的变动。总体而言,北宋西北边疆层级体系是一种基于纵深防御理论的边防体系。     

回顾与展望: 中国大陆地区的民国史研究

近30年来,中华民国史(1912-1949)的学术研究在大陆地区从无到有,有了巨大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成果丰硕、相对完整的学科。大陆民国史研究的主导史观大致经过了从革命史观到民族主义史观、现代化史观的历程。进入21世纪后,民国史研究更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表现为新研究领域的开拓与新史料的运用。民国史研究若要进一步发展,需要对研究对象与范围进行重新界定,构建新的解释体系与加强国际学术界的合作与交流。     

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

百年以来,占支配地位的对义和团的评价意见,主要不是来自学术本身,而是源于对中国现状与未来走向的观察与判断。整个20世纪,人们据以言说义和团的语境发生了多次深刻变迁：从五四时期反传统启蒙语境到2040年代的反帝国主义救亡语境,从50-60年代的反西方冷战语境到80年代的反封建新启蒙语境,再至90年代的反激进新保守主义语境,大体可以看作指导义和团评价的语境变迁史。语境不同,义和团这一历史事件的面貌也在不断变动。21世纪初叶,中国仍将处在义和团暴动所提出的问题的覆盖之下,对义和团的研究与评价,仍将难以完全摆脱以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的制约。     

倦勤斋光环境及相关文物保护研究——倦勤斋保护工作阶段报告之二

本研究遵循的总原则是室内视觉环境的真实性原则、光辐射的文物安全优先原则、展示照明装置的可逆性原则和可识别性原则。以室内光环境实测为研究基础,论证了适用于倦勤斋的照明标准,同时估算室内文物的年曝光量,推算展示时间,确定参观模式。确定经过隔紫、隔红、降强度的天然光为室内照明的主要光源。对于透光装置和材料进行改造,对于历史灯具进行复位并提出电气改造建议。初步提出"历史光环境是倦勤斋值得保护的重要元素之一"。该研究提出的对于内檐文物兼顾整体保护和鉴赏的视觉环境,为倦勤斋的开放提供了部分理论和技术支持,对于故宫的同类保护项目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的关怀——从"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运动时期道德革命的走向

Today, Mr. Democracy and Mr. Science are always invoked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However, Miss Moral, who was also introduced in the later stages of the movement, is much less known. It would clearly be of interest to study the way in which “moral” became a catchword but then faded away and was forgotten. The emphasis on solidarity and patriotism, stimulated by foreign encroachment that had existed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began to shift to an ethical revolution centering on individual liberation. However, after the ris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ublic attention was attracted by collectivism and nationalism again, while the appeal for individuality and ethical revolution was decayed gradually. The introduction of Miss Moral had a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the trend of ethical revolution in the later stages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ranslated from Lishi Yanjiu 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06, (1): 79–95     

灞河中下游河道历史变迁及其环境影响

灞河是西安市东部渭河支流,古都长安重要的天然屏障。灞河河道历史变迁及其环境影响研究是西安历史环境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章研究了灞河中下游河道的历史演变和环境影响,认为毛西村以上灞河中游河道演变主要表现为河道下切、西移,通过研究灞河右岸阶地,计算出了灞河中游河道自形成以来的西移、下切量。中游河道变迁产生的环境影响主要是白鹿原原边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严重。毛西村以下的下游河道秦汉以来河道位置比较稳定,文章提出汉代灞桥在段家村、下水腰村一带,汉代漕渠在解放村附近与灞河相交。历史上灞河下游河道变迁主要表现为河床淤积抬高,隋初至元代淤积量为2米左右,元代至清代淤积量为2.68米。河道淤积影响下游桥梁、渠道安全,沿河洪水灾害威胁严重。河道淤积的主要原因是历史上伴随蓝田县人口快速增加,秦岭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加剧。     

门户开放政策开端和起源研究观点述评

门户开放政策虽然由美国公开宣布于19世纪末,但史学界对该政策的开端和起源却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见解,是中外史学界歧见颇多的问题之一。在有关开端和起源的国家上,有美国说、英国说甚至中国说。在开端和起源的时间上,学者们的看法更是不尽相同。比较趋同的是,基本上把英美认定为开端和起源的国家;把最惠国待遇或认定为起源,或认定为开端。学者们审视问题主要是从门户开放是一项经济政策的角度出发的,有的学者还从文化的角度、或者文化和经济的双重角度探寻该政策的起源。导致出现不同歧见的原因,主要是该政策缺乏比较明确和具体的定义。     

京郊四村80年:乡民社会的历史图景与现实处境

20世纪20年代李景汉调查的京郊四村长期以来一直得到学术界的关注,2006～2008年,我们又对京郊四村进行了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目的意在秉承前辈学者的研究理路,以村民的收入和消费为主线,呈现其从乡土社会到城市街区的转换历程,以及失地农民在适应城市生活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作为城乡关系的"连接点",大城市边缘村落既是乡土社会转型的前沿地带,也是都市化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因此,对京郊四村的再研究,不仅续写了村庄的历史,更突显了认识和记录中国社会变迁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