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与民族认同的社会轨迹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领导了中国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使中国在积贫积弱、饱受帝国主义列强蹂躏的困境中,迈进了现代国家的门槛,走上国家民族的整合之路。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孙中山的民族观经历了从建立单一民族国家到多民族国家的转变,这个过程曲折而艰辛。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者如何从"驱除鞑虏"和"仇满"的狭隘的种族主义逐渐演变成为倡导民族平等的"五族共和"的民族主义思想,本文从历史学的角度阐述其思想变化的历史渊源。     

试论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社会作用

在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中,民族主义是产生最早、宣传最多、影响最大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统治。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强调“五族共和”、“五族一家”,……     

辛亥革命开辟的发展道路不可逆转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它不仅结束了中国传统的封建君主旧制度,而且带来了现代的共和民主新制度;它不仅提高了国民的民族认同,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民族旧观念,创立了“五族共和”的政治体制,完成了中华民族由自在实体向自觉实体的转变过程,也开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新纪元。金冲及先生在他的新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写道：人们常说辛亥革命将清朝政府改称“民国”无非只是换了一块招牌,但是不能小看这块招牌,换不换这块招牌区别很大。     

袁世凯政府对藏政策初探

袁世凯执政时期,部分地继承了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主张以汉藏民族问平等团结为基础,以“谋内政之统一”和实现“民族之大同”;采取由剿到抚的策略,争取西藏内向中央;在中英交涉中,妥协与周旋相始终。但拒绝签订出卖西藏的条约。这是袁世凯在处理边疆新危机中唯一能基本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一次。因国力衰弱和袁世凯致力于加强个人专制统治,其筹藏政策最终未能成功。     

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的时代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

＂五族共和＂思想是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初期提出的解决当时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也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五族共和＂思想作为我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其中无疑带有时代的进步性,但同时也具有历史的局限性。深入研究＂五族共和＂思想的时代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对于我国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无疑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制度移植的动力与困境——北洋军阀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路径与效应分析

北洋军阀是近代中国的一股特殊政治力量,它移植了西方现代国家制度,为中华民族构建奠定了基础性的政治框架。北洋政府延续与维系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结构,肯定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及其内部多样性,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框架下,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展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与整合,进一步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凝聚力。同时,这一时期也暴露了中华民族构建过程中的深层困境,如民主制度流于表象,民族文化内在冲突等。北洋军阀及其移植的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无力应对这种困境,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权威性领导主体——集权化政党。这说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道路应该是多元和多样的,应符合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与发展现状。这也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探索,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学术与政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围绕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展开的论辩,与泰国改国名造成中国西南边疆的危机感紧密相关。傅斯年、顾颉刚鉴于当时背景,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内部不应再析出什么"民族"及使用"民族"一词,也不要以各"民族"之名做研究,以免造成分离危机。费孝通和一些南方学者从民族学的学科立场出发,坚持"中华民族"应该包括西南边疆诸族,民族研究不会弱化各族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还有益于民族政策的制定,学术与政治可以有机合一。     

晚清民国时期唐绍仪“民主共和”政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民主共和”是唐绍仪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绍仪幼年赴美留学期间是其“民主共和”思想萌芽的重要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初步公开了他“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担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日益公开化,并具体化为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内阁、国会、约法等要素的效仿和学习;此后,唐绍仪在辞任内阁总理及与袁世凯决裂等事件中,体现出对“民主共和”思想的维护和贯彻。袁世凯去世后,愈发紧张的“内忧外患”局势及此前“民主共和”实践中的受挫均使唐绍仪认识到,“和平”对国家和人民十分重要,动荡时期国会和约法不可持续,由此,在“民主共和”思想中加入了“和平”这一思想前提。这也体现出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与中国国情和时局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民主共和”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共和”政体包容“五族”——辛亥革命前后变更与民族关系建构

清末,王朝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国家转型之路,在此过程中王朝国体转向"共和",王朝臣民则有了"五族"之分,相当一段时间,似乎清王朝政权将以裂解为其前途,而种族民族观念的传播似乎也加剧了这一趋势,王朝中国与"共和"中国对接进程中,"共和"政体包容了"五族",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革命派建立汉民族国家的历史偏差,为平等民族关系的建构开辟了历史道路。     

欧洲民族共和思想探源

“共和”在欧洲政治思想史上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在千百年分散聚合的历史进程中,共和思想对于欧洲诸多民族始终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文章以希腊罗马、意大利城邦和近代英法为例,厘清欧洲共和思想的历史脉络。文章认为,在历史沉浮与现实需求的背景下,“共和”是欧洲民族从共同利益走向共同体的历史根源和必然趋势,同时也是世界历史向着多元均衡方向和谐发展的重要依据。     

故宫博物院与辛亥革命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它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25年成立的故宫博物院则是辛亥革命未竟之业,标志着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在文化领域的胜利。然而,由于文献记载和档案资料稀少零散,加之辛亥革命发生与故宫博物院成立相隔时间较长,辛亥革命对故宫博物院建院的推动,以及故宫博物院开院之于辛亥革命事业的意义,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国内外相关研究也十分薄弱。通过梳理历史文献及档案,本文以政治内涵、文化认同和博物馆事业为视角,阐释了故宫博物院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力图客观地呈现当时社会事件的历史情境。     

民国时期三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毛邦伟述略

毛邦伟是一位民国时期颇有社会名望的教育家、著名学者,曾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在新民主主义期间,他作为进步人士十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     

也论"社团改进会"--兼谈民初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关系的转变

社团改进会的成立,是以谭人风为首的部分革命党人力图根据民初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对已经落后于时代潮流的旧式会党进行改造,使其成为一有助于民国的“完善稳定之民党”。谭人凤组建社团改进会决不是为了谋取一己私利,也决不是对某一个当权者的委曲求全,而是为了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的长治久安,是出于一种对民主共和政体的衷心拥护,出于对这种政治制度能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的期望和信心。评价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与会党关系的转化,不能单纯从会党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着手,而必须对其参与辛亥革命的心态和动机及其在辛亥革命后逆历史潮流的所作所为加以足够的重视;不能过分谴责革命派这样那样的缺点,而必须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毕竟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的代表,引领着时代发展的方向。     

一个时代性、历史性重大课题的百年求解——辛亥革命100周年祭

辛亥革命以来的100年,是对＂民族、民权、民生＂这个时代性、历史性重大课题求解的100年。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是3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他们的理论与实践,分别为求解这个课题做出了伟大的历史性贡献。今天,我们要在百年求解的基础上,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求解,并做出无愧于前人的解答。     

从君宪到共和:袁世凯的一段心路历程

在辛亥传统叙事框架中,袁世凯重出江湖后一味搅局:先是利用武昌危机与清廷讨价还价攫取权利;继则用清军打压南方,威逼革命;终则利用南方革命党人逼退清帝,进而交换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成果。这个传统叙事框架在过去特殊年代自有其解读的合理性,但显然不是从史料发出,用事实论证,多少带有以袁世凯后来帝制自为倒推其重出江湖时的心情和作为,与历史事实具有相当差距。本文根据新旧史料最大限度还原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的一段心路历程,重建袁世凯从君宪到共和的踌躇、无奈、顺势及转变的限度。本文认为,作为晚清重臣,袁世凯从维新到新政,再到仿行立宪,一路走来,基本上充当着晚清政治变革重要推手,他们那一代政治精英能够认同的也就是君主立宪,所以袁世凯重出江湖后的政治选择就是利用政治危机推动政治变革,实现君主立宪,只是当君主立宪被各方面抛弃后,袁世凯方才顺势而为,变成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     

近代中国自由主文视域中的革命观念——以“胡适派学人群”为中心的考察

辛亥以来,革命浪潮席卷国中。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情境下,自由主义者对革命表现出了颇为复杂的实际认知。从自由主义者的十月革命观感、对革命内涵的认知、对暴力革命的批评、质疑及推崇渐进改革道路等方面来看,自由主义者是"广义的革命"论者,他们并不一般地反对社会革命与政治进步。在近代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自由主义者对革命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和变通性,而非绝对地加以反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视域中的革命观终究受其渐进改革的政治理念所支配,而其与近代中国国情与社会实际的隔膜则是其难以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主因。     

辛亥革命与禁烟运动

清末禁烟新政虽然卓有成效,但却无法挽救清王朝的覆亡命运,反而加速了辛亥革命的爆发。辛亥革命使中国社会天翻地覆,自然也影响到了正在进行的禁烟运动。辛亥革命初期．由于政局动荡,禁烟运动受到了阻碍;而革命政权一旦稳固,中央及各地革命政府便立即将禁烟提上日程,雷厉风行。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进一步推动了禁烟运动的发展。袁世凯窃国后,因辛亥革命的成果尚留余波,故禁烟运动仍能继续发展。而辛亥革命的成果一旦被破坏殆尽,陷入军阀混战,则禁烟运动便沦没于无形之中。革命固然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带来阵痛,但却能使整个社会得以新生,而否定革命成果,则必然为社会近代化进程带来莫大危害。民主革命与社会近代化建设之辩证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清末民初同城治所裁并初探

清末,各地纷纷筹建各级审判厅,为避免司法机构重叠同时又能筹集所需经费,从江苏省开始裁并同城州县始,即用所节约经费和旧衙署建立审判厅。在实际操作中,有些省并不存在同城州县,就裁并与之相仿的同城府县。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省延续了清末裁并同城治所的措施,但裁并模式不一。《划一令》颁布后,各省实行裁府留县或改府为县,治所同城现象也基本不存在了。清末延续到民国初年的同城政区治所裁并不仅由原来同城州县扩展到同城府县,而且范围也从江苏省扩展到全国。     

The 18th-century traditions of representation in a new age of revolution

What happened to shared historical experiences in the discursive processes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Sweden and Finland?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use of 18th-century history in early 20th-century politics. Building on a long-term survey of Swedish and Finnish estate and parliamentary debates, it analyses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differing national historiographies in the two successor states of the 18th-century Swedish realm, focusing on how the ancient past and collective (and often selective) memories of the Age of Absolutism, the Age of Liberty and the Gustavian Age were used by parliamentarians in constitutional debates. The analysis demonstrates how the Finnish polity continued to be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these 18th-century constitutions even after the Russian Revolution, while Sweden took the post-French Revolution constitution of 1809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In both countrie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long 18th century were ideologically motivated in an age of the parliamentarization of government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he representative system. This leads us to a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y-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ommon and differing understanding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the two interconnected countries.     

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这种必然性,内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开天辟地大事变”与辛亥革命这一“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间的关系。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即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思想基础、组织基础与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