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历史上的联系——以清末中英边界交涉为中心

清朝末期,中英两国关于中缅划界的交涉不断,其中关于北段未定界地区的争议尤为激烈,中英两国都秉持自己的原则和理由互不相让,以至于划界事务直至清朝灭亡都没有解决。本文从中英双方边界交涉的成因、过程、理由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     

明清鼎革后东亚文化共同体内各国的中国观——以安南使人对“薙发易服”的态度为视角

清乾隆末期,安南正值后黎与西山政权更替之时,两朝使人面对清廷"薙发易服"令做出了看似截然不同的回应,其实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民族文化心理及政治邦交考虑,反映出这一时期安南对清朝的心态和中国观。随着时间的推移,安南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不仅安南如此,明清鼎革以后,东亚文化共同体(1)内各国的中国观颇为复杂,朝鲜、日本等国均有自身的审识度量。三国对清代中国虽都持排斥态度,但基于自身特点又各有不同表现。这显示出周边国家在与中国渐行渐远的过程中颇具特殊情态,而其背后的复杂因素不但构成当时特有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也为后来这些国家走上各自的发展道路做了铺垫。     

13—15世纪安南的国家意识与文化取向

宣布独立后,为构建独立的行政体系、文化解释系统与培植独立的国家意识,平衡与中原政权的关系,安南经历了数百年的探索。在行政方面,主要仿效宋、明的机构设置,建立类似于中原政权的行政管理系统。在文化方面,安南陈朝尊周孔而贬朱程,通过批判元末明初的理学思潮,彰显其独立的文化性格。但经历明朝管治30年后,黎朝统治者以"文化认同"策略,承袭了明朝的文化伦理价值,健全其儒学教育体系与科举考试制度。在国家意识方面,安南统治者通过创造喃字、使喃字官方化以及编撰国史等,逐步培植独立的国家意识。在安南的统治者看来,安南与中原王朝同属于文化中国的一分子,双方是独立、平等的兄弟国关系,是华夏体系内部大国与小国的关系。     

论嘉靖安南事件中明朝的政策变化及其影响

明代嘉靖年间,明王朝的统治渐趋衰落,同时安南也发生了莫登庸篡夺黎朝的事件,导致其国内政局混乱、南北分裂,此时双方稳定的藩属关系已经难以维持,开始出现动荡与转折。经过明朝地方官员的一系列努力,双方最终达成和议,之后明朝坚持不再插手安南内部事务。这反映了明朝在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既服从现实又坚持理想的态度,而现实主义已然占据了主导地位。     

元明时期安南贡物“代身金人”及其政治寓意考析

元明时期,安南曾向中国贡送过一种特殊的物品———"代身金人"。通过梳理安南贡送"代身金人"的史事可知,从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至明神宗万历二十五年(1597),安南计向中国贡送"代身金人"8次。"代身金人"作为安南统治者物化的政治代表,在维系、修复元明时期的中越宗藩关系过程中作用非凡,它所赋予藩属国应有的恭顺、臣服等政治寓意,远胜于其作为贡品物的属性。     

熙宁末年宋交战争考述

宋神宗熙宁末年宋朝与交趾国双方爆发战争,对于此次战争爆发的原因、结果及影响,研究者说法不一。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将战争与时政相联系,考察引发战争的原因;以安南行营为切入点,了解该行营的兵源结构与后勤保障,以及战争中庞大的耗费;从双方军事目的和政治战略目的是否达成来考察战争的结果,以期从新的视角来认识和评价此次战争。     

陈诚出使安南相关情况探析

陈诚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位被忽略的出色外交家。明初,他一使安南,五使西域,出色地完成朝廷交付的外交使命。史学界对陈诚出使西域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对其出使安南研究不是很多。本文主要以陈诚与安南国王陈日煜双方的来往文书为依据,论述陈诚出使安南的相关情况。     

巴林与沙特阿拉伯大陆架划界暨资源共享谈判及其意义

在国际社会高度重视海洋油气资源以及大陆架划界成为国际社会热点问题的背景下,巴林与沙特阿拉伯两国围绕岛礁归属、大陆架划界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划界协定,并确定了一个资源收益共享区块。该协定得以达成的重要原因,在于双方均缺乏主张权利的充分证据。因而,两国从各自的国情和国家友好的现实出发,做出了必要的让步。尽管该协定中关于资源共享的安排因其自身的独特性,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共同开发协定,但它对于此后国际社会的共同开发实践,仍起到了重要的先导性作用。     

东海大陆架划界中的一些问题

中日两国间海域疆界有待划定,划界原则必须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大陆架条款精神,即自然延伸原则。法律是政治,法律名词有专门含义,不能用自然科学的解释强加于法律进行曲解。从法律角度看,冲绳海槽是中日间天然分界线,类似情况国际法院的判例和国际实践都有详细记述。钓鱼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甲午战争后被日本侵占,日本无权使用时效理论霸占钓鱼岛。东海地区日本岸线比中国短很多,按岸线长度比划界符合国际惯例,中国所得海域面积多于日本,是合理的。同时,琉球是日本的附属岛屿,宫古、八重山又是琉球的附属岛屿,按国际惯例,附属岛屿划界效率应低于本土。     

康熙、雍正两朝中俄划界原则探析——以《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康熙、雍正时期与俄罗斯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及一系列子约,基本确定了中国东部与北部的边界,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双方在条约中所遵循和追求的平等互谅、搁置争议、依自然走势、互信管理、人口属地归附、内容的综合性等划界原则一方面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平台,另一方面也为沙俄侵吞中国更多领土埋下了伏笔。对条约内容及原则的研究,可以为我们了解中俄交往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德勒克多尔济与道咸之际中俄边境交涉

本文介绍了清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的身世,阐述了德勒克多尔济在任上长达２０年主持的对俄交涉事务。他在承办中俄双方边民越境案、俄使陆路入京之事以及边境划界交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清廷的赞许。     

康熙、雍正两朝中俄划界原则探析——以《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为中心

康熙、雍正时期与俄罗斯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及一系列子约,基本确定了中国东部与北部的边界,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双方在条约中所遵循和追求的平等互谅、搁置争议、依自然走势、互信管理、人口属地归附、内容的综合性等划界原则一方面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平台,另一方面也为沙俄侵吞中国更多领土埋下了伏笔。对条约内容及原则的研究,可以为我们了解中俄交往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古希腊人与先秦华夏人异族观念之异同

古希腊人与先秦华夏人均将自身之外的人视为"他者"。在两者对自我与他者的区分中,血缘、文化、政治相互联系,发挥着各自的影响,但三者在古代希腊和中国先秦的具体作用不同。古希腊人重视自身与蛮族的文化差异,也未忽视双方血缘的不同,而政治则影响着血缘、文化因素;而先秦华夏人则主要以文化而非血缘区别自身与夷狄,同时政治亦发挥着其影响。上述差异应与希腊、华夏的内外关系及三因素的特性有关。两种不同的族群观念,对两国历史有深远影响。     

周恩来党建思想中党内政治文化之维及启示——兼论党内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党建的重要内容。周恩来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党的指导理论、组织纪律、制度、作风、廉政问题等多方面有着丰富的思想。这些思想同时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性、中国政治传统性、民主革命性和社会主义先进性,为今天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在理念、原则、方式等方面提供了启示和借鉴。传统性、革命性、社会主义先进性以及马克思主义原理性,体现了党内政治文化涵养过程的复杂性,这在另一层面启示当下研究党内政治文化必须将现代政党语境与历史相融会贯通。     

漫谈法属印度支那“坐人”硬币

法属印度支那地区位于东南亚印度支那半岛的东部,包括法属东京、安南、交趾支那、老挝和柬埔寨等地（相当于现在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 印度支那地区,古称“安南”。19世纪末叶,英、法两国殖民统治者完成了对印度支那半岛的瓜分。其中英国占据了印度、缅甸等西部地区,法国则占领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东部地区。双方还于20世纪初签定条约,以暹罗（泰国）为所谓“缓冲区”,分别对西、东部进行殖民统治。     

清代黑龙江地区卡伦贸易考述

所谓卡伦贸易,又作卡座贸易,是指在１７世纪中叶至１９世纪中叶黑龙江地区早期中俄边境贸易中,一种在边境军事哨所以及巡边过程中进行的持续时间较长的小型零星的贸易形式。本文拟从黑龙江中俄边贸史的角度,对卡伦贸易作初步探讨,以期对发展当今的中俄边境贸易有所裨益。一、卡伦贸易是中俄两国政治关系发展的产物１６８６年（康熙十五年）雅克萨战役后,清朝成功地遏制了沙俄东进的势头,清俄双方为划分势力范围开始进行谈判。１６８９年（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双方经过谈判,签订了平等划界的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     

试论明朝在交阯郡的文教政策及其影响

明成祖在安南设置交阯郡后,除了在该地区实行各种政治、经济政策外,还实行了一系列文化教育政策,客观上促进了中越文化交流和汉文化在越南的传播,为越南黎朝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打下一定基础。但是,过激的同化政策和官吏的失职引起了交阯民众的不满和反抗,最终成为明朝统治失败的原因之一。     

民国时期的宁苏纠纷与省界调整(1927—1936)

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南京与滞留市内的江苏省发生严重利益冲突。市方为解决问题提出扩大市区、重划省市界线,由此引发涉及划界之江宁县民的强烈抵制,使得双方原本单纯的行政和经济利益博弈因掺杂勘分省界更加复杂。双方厘清市权和扩大市区的过程一波三折,国民政府作为居中调停者的态度亦多次反复。整个事件的动态变迁过程,不仅凸显了近代以来地方主义兴起后地方纠纷的复杂性,也折射出国民政府高层的权力斗争和民族主义化的城市发展理念,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之间复杂而多元的互动关系及近代城市发展的若干特点。     

传统“天下体系”下的清雍正“安南勘界案”

雍正时期,清朝和安南围绕清开化府边界大小赌咒河所在位置产生争执,并由此引发雍正"安南勘界案"。在处理"安南勘界案"的过程中,高其倬、鄂尔泰等边疆大吏表现出强烈的"疆土意识",然雍正皇帝一面秉持"天下体系"和"华夷秩序",将马伯汛以外至铅厂山小河四十里土地拱手让予安南,一面却在派杭奕禄等使臣前往安南宣读赐地诏书的"礼仪之争"中寸步不让。清朝在处理雍正"安南勘界案"的"争"与"不争"之间,处处体现出清朝的"天下体系"和"华夷秩序"传统观念对整个事件发展的影响。     

清前期"安南之役"略论

“安南之役”是清乾隆年间中、安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文章从“安南之役”发生的背景、“安南之役”前期进军顺利和后期失败的原因、“安南之役”的性质和影响等三个方面对“安南之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安南之役”是清朝为维护中、安宗藩关系发动的战争,并非清朝对安南的侵略,它也未从根本上影响以后中、安关系的的正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