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的人文学学科特征

“民俗学：人文学术抑或社会科学？”这个话题究竟有没有意义？这其实关系到民俗学研究在中国兴起百年来的学科地位和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     

现代社会与民俗学

前言:民俗学的定义 今天的话题,应该从澄清民俗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开始。对一门学问下定义,多少有点冒险。但即便是面对很小的问题,我们也时不时会感到有必要明确地意识到其问题所属的学问领域的属性。我们今天将要谈到的话题,特别是在这一点上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给民俗学下一个定义:“民俗学乃是系统地研究和揭示民众之生活文化的传统形态的一门学问。”这当然并不是一个特别崭新的定义,它只是大体上勾勒出了围绕着民俗学的常识性的印象而已。这个定义并无多少新意,也许倒可能被批评为有点陈旧。     

《山海经》中的原始征兆信仰及其民俗学价值

《山海经》是我国不可多得的一部上古典籍,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各门学科文化考古的兴起,其中的所有信息,包括那些“怪”“放”,更都成为文化探秘的瑰宝。在此,本文仅拟就其中的原始征兆信仰及其民俗学价值作些考察和论析。     

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第三条路”——文化保护政策、民俗学主义及公共民俗学

在日本民俗学界中至今混同存在着这样几类研究者：虽然关注民俗其本身但并不关心地方民众的“文化至上主义者”、不加批判地推进文化保护政策的“文化保护主义者”、还有虽对文化保护政策持批判态度却只是隔靴搔痒的“民俗学主义批判者”等等。就此,本文将对今后的民俗学走向以及建立“新公共民俗学”的必要性展开论述：不仅要认识到文化保护政策的政治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要在认识到这样的政治性向地方社会渗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的同时,对地方生活者作为承担文化活用和保护的合法性存在加以尊重,在尊重他们所拥有的价值的基础上,创建直接参与地方文化的保护、活用之实践活动的民俗学——“新公共民俗学”。     

承启关系中的“承启关系”

这是作者于“在承启关系中探求民俗的定义”一文后,对民俗学理论研究的又一贡献,文章总括了对“承启关系”的不同理解,提出了看法,也代表了美国民俗学在近三十年里对这一概念的发展。在此,context一词被译为“承启关系”是为了更贴近英文的意义,因为它指的不仅是文本(text)的承启关系,而且也包括文本之外的相关联系,这个概念的发展是民俗学研究走出文本研究,迈向更广阔的研究领域的极重要一步。     

论俗信

俗信是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众精神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目前的民俗学研究中,“俗信”(或称“民间俗信”)还是一个比较含混的概念,在为数不多的涉及俗信的研究著述中,对俗信的理解和给出的定义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转型与契合——解读秦汉风俗

如同化历史领域中的许多概念,“风俗”或“民俗”一词充满着歧义。20年前出版的第15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概述近代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时指出：“或许没有任何一个研究领域比民俗学更能引起误解”。一部西方出版的民俗学词典收入的民俗定义达21个。     

前言

“21世纪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任务,在钟老百年离世之后的今天,十分紧迫而沉重地压在了全国民俗学者的身上,自然也顺理成章地压在了中国民俗学会的双肩。今天的中国民俗学会和它的全体成员,能否挑起这副重担并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确实是具有历史性的一次重大考验和严峻挑战。”     

“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及其它

继1996年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东亚民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之后,钟敬文教授于去年12月在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做学术报告中,再次提到“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这样一个重要的学术命     

建立陕北民俗博物馆的探讨

民俗学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民俗博物馆,又是社会历史类博物馆下的一个分支。对民俗学的研究,就国际范围来说也不过百年左右的历史。我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有人曾进行过初步的探讨和研究。民俗学在我国的复兴,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而民俗博物馆的建立和发展,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全国各地的民俗博物馆,是屈指可数的,民俗,顾名思义,就是民间的习俗,是     

浅谈民俗文物的特征及价值

民俗是历史的产物 ,它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因而 ,民俗学被称之为“历史之学”。许多物质的、精神的文化事象 ,都总汇到民俗之中 ,所以研究历史不能不研究民俗。目前 ,在我国民俗学研究上 ,大体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理论民俗学 ,一个是应用民俗学。理论民俗学侧重理论规律的研究和学科体系的建设。应用民俗学则方面较广 ,重在实际的应用 ,有实际的效益。”① 而作为一个民俗类型的博物馆 ,研究民俗不能不研究民俗文物 ,研究民俗文物离不开对民俗文物的调查、搜集、分类、研究、整理 ,所以侧重点要放在对物即民俗文物的研究上 ,以民俗文…     

中国民俗学的新时代:开创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

民俗复兴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社会巨变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中国的民俗学顺势而为,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巨大发展。对中国民俗学的多方面学术积累进行一次定性评估,有助于达成一种对于民俗学的学科共同体的总体认知:中国民俗学已然完成一次理论转向和方法更新,已然与所处的社会全面建立起一种新的积极关系,其潜在的发展趋向已经清晰可见,相较于以前的文史性的遗留物研究,中国民俗学已经注入了全新的内涵,并内生出成长为一门关于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的趋向。我们认识到这一趋向,并确认为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的目标,将为中国民俗学开创一个新时代。     

记忆论与民俗学

“记忆”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都得到关注。在民俗学研究中,记忆论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民俗学以口头传承和身体传承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访谈记录为主要方法,这些特点都和记忆论有亲和性。将记忆概念引入民俗学研究,不但可以为我们分析民间传承的本质提供了新的方法,而且能够将民俗学研究与当下的社会文化现象结合起来,如战争记忆、灾害记忆的研究等。为民俗学重新成为“当下之学”提供了一个可能性。     

传承与记忆：民俗学的学科本位——关于“民俗学何以安身立命”问题的对话

20多年来,对民俗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有了许多进展,从强调“生活世界”到强调对这个“生活世界”的体验和感受,都有许多新见。但同时出现的问题是,民俗学科与包括人类学在内的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民俗学本位问题日渐凸显。在这个问题上,强调作为民俗学研究本体的“传承”和作为民俗学研究方法的“记忆”尤为重要。同时,民俗学既是传承之学,也是变动之学,符合这种学科本位的实践方法必须是能够解释生活与文化传承及嬗变的方法。     

董作宾对民俗学的贡献

与罗振玉 (雪堂 )、郭沫若 (鼎堂 )并称为甲骨文“三堂”的董作宾(彦堂 )先生 ,不仅是国内外著名的历史大家 ,而且在我国民俗学的开创时期披荆斩棘 ,作出了重要贡献 ,是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一、积极的倡导者董作宾 1 895年 3月生于河南省南阳市的一个小店主家庭。南阳盆地有着悠久文化传统 ,民俗学和民间文艺也有丰富的蕴藏 ,给生于斯长于斯的董作宾从事民俗学研究提供了丰腴的土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和“劳工神圣”的精神 ,使董作宾从封建文化中解放出来 ,从民众中寻求改造社会的力量 ,从群众文艺中探…     

《广东民俗大典》绍介

20世纪20年代中山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会,“调查、搜索及研究本国之各地方、各种族之民俗”,出版刊物和丛书,被外国学者称为“中国民俗学的摇篮”。现在,中山大学校友、省委副书记蔡东士先生,著名民俗学家、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叶春生教授亲自率中山大学民俗学专业师生对广东民俗进行考察、对文献资料进行搜索整理,编写了《广东民俗大典》,并于2005年9月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对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传统的极好继承,也是奉献给文化大省建设的力作。     

说与写：杂吧地北京——天桥的叙事学

作为一种认知范式的民俗学,对老北京杂吧地天桥所进行的“说”与“写”,是将之置于北京古城的象征与焦点的污名化与正名的矛盾语境中的。与其他学科不同,民俗学基于诱发与共谋的口头记忆等材料,从天桥这个杂吧地和在其上谋生的人及其生计为基点来审视北京,重新发现一个“杂吧地天桥的北京”。由此,从认知论、方法论和实践论层面表明民俗学研突都市的可能,希望为中国民俗学找到新的生长点与核心竞争力。     

佳作赏析 《邻里东京》

作为研究日常生活模式的民俗学,在创立之初,就因过多关注乡民传统生活与口头叙事而给很多人留下一个片面的印象：民俗学者就是传统“遗留物”的拾荒者。现代民俗学者已将眼光从过去转向了当下,认识到民众生活的任何传统样式都是人们对现实生活做出的策略性选择,     

土族的禁忌文化

“禁忌”是民俗学、人类学和宗教学中研究的一种风俗文化,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几乎都有自己民族的禁忌文化,土族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自然也不例外。本文通过解读土族的禁忌风俗,探讨某些禁忌风俗的起源和社会历史背景。     

让民俗学更加发展壮大

绝大部分民俗学者还是以民俗学为出发点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的,但值得警惕的是也有人欲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取代“民俗学”,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