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的供状》与周扬、冯雪峰交恶

周扬、冯雪峰皆为文化名人,1931年在周扬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了长诗《汉奸的供状》。冯雪峰认为这是错误的,并提高到“违背党的策略”的高度。对此,周扬完全不接受。两人因此交恶。历时近半个世纪,直至1975年才“相逢一笑泯恩仇”。《〈汉奸的供状〉与周扬、冯雪峰交恶》一文详细介绍了两人交恶的来龙去脉,论证缜密,资料翔实。     

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一)

1983年11月初,有人看望丁玲,发现她特别高兴。来人自然感到诧异。丁玲开始笑而不答,后来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来人还是不解,她才神秘地说：“等着看这几天的《人民日报》吧!”来人困惑不解而去。11月6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周扬答新华社记的章。该实际上是周扬对他所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的自我批评。那时,正是党内对周扬的“人道主义与异化论”猛烈批评之际,也是周扬在艺界大权旁落之时,同时也是丁玲再一次为自己的历史问题结论向中央申诉、中央正在审理之际。     

我为周扬敲边鼓

我很喜欢能在每个月的月初就看到《炎黄春秋》的当月刊物。4月2日,我把目光集中在第4期的《走出秦城的周扬》一文上。当我读到开头第一段的第二句时,就发现文中有一个明显的硬伤。文章说,1966年2、3月柯庆施邀请……。柯庆施1965年4月就病逝了,是不可能邀请的。柯更不可能参与策划什么"纪要"。(本刊没有发现这个错误,特此致歉——编者)     

回忆周扬为《邓拓文集》写序

从《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10月9日)上读到《周扬秘书谈周扬》(此文原载《人物》1999年第9期)。文中提及周扬的《〈邓拓文集〉序言》最后一段中关于党员作家的一段话,说“周扬的这段话是真情。”我对周扬无研究,不过可以讲一点有关的事实和看法以供参考,因为这篇序言是我起草的。上面说的“周扬的这段话”照抄如下: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都应力求和党中     

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连载二)

周扬多次要求丁玲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丁玲都拒绝了;周扬对《桑干河上》的漠视,激怒了丁玲延安整风后,尽管丁玲写作上的“转向”后与周扬所追求的趋同一致,但是,作为一名作家而存在的丁玲,在内心深处对周扬仍然不肯认同。虽然表面上她与周扬保持了一种平和的同事关系,但在私下里,她对周扬却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从披露出来的1948年前后丁玲的日记、信件中是可以看出来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丁玲本拟转赴东北,但因交通阻隔而留在河北。1946年,周扬也离开延安到河北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并担任了这个革命根据地的宣传部长。1947年,丁玲写出了后来获得…     

周扬一张照片引起的回忆

正今年第3期《炎黄春秋》刊有《"异化"问题的讲座和周扬的遭遇》一文,追叙了周扬同志晚年的一些遭遇,读了令人感慨万千。文中插了一张照片,文字说明是"1983年4月8日周扬与人民日报同志交谈"。我初看时有点诧异。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在报社文艺部工作,除十年动乱时期外,同周扬同志常有接触。多次听到他在大会小会上的报告和讲话,报纸文艺宣传计划和重要的文艺评论请他审阅,在他晚年也有不少     

也谈历史的必然性、偶然性与特殊性

《世界历史》1986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必然性、偶然性与特殊性》的文章(以下简称“历史”)。我很有兴趣地拜读了并产生了一些不同看法,现提出来,以就正于这篇文章的作者与其他同志。 “历史”的一个最明显的错误是将托马斯·卡莱尔的泛神论观点当作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     

学习历史能得到什么

学习历史能得到什么茅家琦《安徽史学》是一份很有水平的史学专业刊物。从《安徽史学通讯》开始，我一直是它的读者。刚才各位先进的发言，我听了很有启发。我同意大家的意见：观点要创新，材料要扎实。各位教授也说了，我们研究历史的。一没有财，二没有权。如果你需要这...     

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二)

周扬多次要求丁玲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丁玲都拒绝了; 周扬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漠视,激怒了丁玲延安整风后,尽管丁玲写作上的“转向”与周扬所追求的趋向一致,但是,作为一名作家而存在的丁玲,在内心深处对周扬仍然不肯认同。虽然表面     

青海木简与汉代军队

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出土的木简是研究汉代军队历史的珍贵资料,足以补“班”“马”之阙。简文发表时,朱国炤同志发表了《初探》一文。之后,李零同志对《初探》关于该简性质的论述提出不同意见,发表了《小议》一文。笔者试图在上述两文基础上,作些补充研究,错误之处,请同志们批评。     

关于历史科学的特点问题——与冯友兰先生商榷

冯友兰先生在《哲学研究》(1963年第三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周易〉研究谈到一些哲学史方法论的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冯先生谈到了历史科学的特点问题。在我看来,冯先生的论述基本上是错误的。因此,自己想就这个问题谈些不成熟的意见,一面与冯先生商榷,一面求教于读者。     

关于《几番风雨忆周扬》一文的补正

(一)《忆周扬》(载本刊第三期)所记1963年毛泽东主席接见的学者中的“文史哲”三人,应为:刘大杰、周予同、冯友兰,原文把刘大杰误记为周谷城(见第25页)。(二)《忆周扬》最后记述了1988年我给“一个方面的领导”上书,建议借文联换届改选的机会,对上届主席周扬一生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做出的贡献,给予恰当的、肯定的评价,以某种较为郑重的方式,表示一种敬意(见第34页)。     

许立群、姚溱因《二月提纲》遭厄运

关于《二月提纲》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说《海瑞罢官》鼓吹"单干风"、"翻案风",是毒草,文章的矛头直指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文章上纲很高,语言很凶,引起了学术界、文艺界很大震动,形势逼人,人人自危。为此,当时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康生、周扬、吴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20周年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问题决议》)是一篇重要的文献,标志着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这篇重要文献公布后,在全党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于研究党的历史,尤其是建国后32年的历史。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对于“文化大革命”,《历史问题决议》予以彻底否定。并深刻总结和分析了产生“文革”错误的根源,以及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所造成的巨大危害。在《历史问题决议》公布近20年之际。重读《历史问题决议》,研究“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感触良多……     

邹容与《革命军》——纪念邹容逝世60周年

周扬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一文中指出:“我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先后出现了龚定庵、康有为、谭嗣同、邹容、章太炎、李大釗这样一些人物,出现了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和伟大作家鲁迅。历史上的优秀人物,常常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年代,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我与周扬、吴伯箫和江南的交往

周扬写作法一例 1981年暮春季节,周扬为了撰写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人会的讲演稿,邀请陈荒煤、黎澍等七八位作家和学者,在他家中的大客厅聚谈,总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吧。 客人刚刚到达坐定,周扬就从内宅急匆匆地走进来,和颜悦色地跟大家握手寒喧。他坐在大家对面,谈笑风生地指定人们依次发言,代他考虑一下应该讲些什么?于是按照大家就坐的椅子,自西而东,轮番说话,纷纷发表着各自的见解。 我默默地瞧着周扬脸部的表情,一会儿眯着眼睛在沉思冥想,一会儿又仰起头,微微地笑着,突然又低下头,慢悠悠地在记录着什么,他是多么出神地倾听着人们谈话。…     

如何建设中国新文化——在纪念《历史研究》创刊4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历史研究》创刊以来已有40年。创办《历史研究》的前辈有几位已经过世。《历史研究》本身也已有一段历史。 《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文革”开始时《历史研究》停刊了。后来据说是毛主席说这个杂志应该再出,所以复刊了。但给“四人帮”手下的人占了几年。可能因为稿源很困难,他们也不大有兴趣办。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我看是个机会,就跟当时受周恩来总理委托联系文教工作的刘西尧     

周扬在“文化大革命“中(连载下)

周扬被关押9年,家人备受迫害 1967年新年伊始,《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姚文元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1月3日,《人民日报》从第一版到第五版转载。姚文元不厌其烦地     

贺敬之与歌剧《白毛女》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戏剧音乐系组织创作《白毛女》,起源是当时担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的周扬,收到《晋察冀日报》记者林漫托人带给他、请他审阅的“白毛女”故事草稿。他读了草稿后,认为这个故事既富于传奇性,又具有新旧社会对比的深刻的社会意义,很适合写成歌剧,于是他把这一材料推荐给戏剧音乐系张庚。     

龚育之撰文透露内情毛泽东的这封信为何首次发表

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六十周年之际,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毛泽东文艺论集》,首次发表了毛泽东1939年11月7日致周扬的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说,周扬同志：文章看了,写得很好,必有大影响。某些小的地方,我认为不大妥当的,已率直批在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