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四夷馆中日本馆译语编撰考

明四夷馆是中国最早培养翻译人员的专门机构,四夷馆设立于明永乐年间,初设时有八馆,没有专设日本馆,其从属于何馆,史料记载不一。在明四夷馆的翻译教材会同馆本《华夷译语》中,出现了13馆译语,其中包括日本馆。虽然无法确切推断日本馆设立的时间,但是可以通过对《华夷译语》的研究推测出日本馆译语的大致编撰时间。     

曷苏馆女真的几个问题

曷苏馆女真是辽金时期政治舞台上较为重要的一个族群,但是由于正史当中语焉不详,给人们造成了一定的误解.在此笔者通过史料和语言学的分析,对"曷苏馆"的本意、辽代该族名的所指,以及辽金时期其社会地位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希望对恢复其本来面目有所裨益.     

“四库馆”与明清四书学转型

四库馆臣认为明代四书学多是讲章之学,学无根柢,考证不精,义理阐释上阳儒阴释,好为异说.四库馆"取"、"舍"四书类著述的标准,以程、朱之学为依据,同时,还要考证精审,昭示着清代四书学的新方向.就<大学>而言,乾嘉时期出现了由<四书>之学向<札记>之学转变的新取向,重视古本和汉、唐注疏,<大学>成为经学研究的一部分.除了官方承认的程、朱四书学外,清代经学家对以四书学为代表的宋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反映了清代学术的特点.     

辽代“女真鹿官户太保印”铜印补议

辽阳市博物馆藏辽代"女真鹿官户太保印",印文"太保"二字篆刻铸造工艺比较粗陋,以致于存在缺笔现象很容易造成误读。根据馆藏该方铜印材质规格和篆刻铸造工艺,推测是地方低级别官员。"女真鹿官户太保"与《辽史》中记载的"监鹿详稳司"、"监养鹿官"、"鹿人"属于同一管理机构系统。该印铸造时间应是在辽兴宗耶律宗真之前,而且在辽东山地地区发现该印,推测应与辽代部分女真人南迁有一定联系。     

高丽使臣的“小中华馆”与朝鲜“小中华”意识的起源

“小中华”最初是宋人在高丽文宗时期(1046—1083年)赠予高丽的称号,它与宋朝将高丽使馆命名为“小中华馆”这一事件紧密相连.高丽基于慕华思想和抵抗辽金的需要,努力派遣使臣与宋朝结盟,而共同的战略利益和高丽使臣高水平的诗文也使宋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由此“小中华馆”诞生在宋丽外交中.这一称谓当时更多地带有外交色彩,还没有成为总体性的文化自觉.高丽末期,以李穑为代表的高丽儒臣在朱子学和元明易代的影响下,对“小中华馆”进行了重新追述和诠释,使之超越了宋丽外交的历史语境,赋予其鲜明的现实意义和华夷意识.此后,“小中华”开始升华为高丽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体认,并上升为儒臣士族的政治理想,这反映了新兴的儒臣势力的崛起.因此,宋代的“小中华馆”是后来朝鲜王朝反复强调的“小中华”意识的思想起点.     

明代女真部族社会中“两头政长”制的历史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明代女真部族社会中,广泛存在"两头政长"制,即一部之中同时存在着两位权力基本相等的首领。明前期女真社会中的"两头政长"制套上了明代卫所制的光环,常表现为女真卫所中有两位主要官员。明后期则多表现为一部之中有两王(贝勒)。"两头政长"多是由同一家族的男性成员担任,且其大多"分部别居"。"两头政长"制的存在便于部族迁徙和分族;其明显的军事色彩,适应女真社会战争频繁的状况。同时,"两头政长"制是一种特殊的世袭制度。明代女真的"两头政长"制随着后金国家的建立、君主集权的不断发展而逐渐衰亡。     

世博会沙特馆正式“复出”

被誉为“月亮船”的原上海世博会沙特馆于9月28日正式对公众重新开放,成为上海世博会闭幕后首个“复出”的外国国家馆。首日1．4万张门票备受追捧。     

从《备边司誊录》“问情别单”看朝鲜王朝对海禁令的认识

清朝建立初期,朝鲜王朝在朝贡的同时,试图获取更多的关于清朝的相关信息。而漂流至朝鲜半岛的中国漂流民成了朝鲜王朝了解清朝社会的重要补充手段之一。17-19世纪间,清朝国民被漂流至朝鲜半岛后,与当地官员进行审讯式交谈过程中,朝鲜官员对对清朝废除海禁令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朝鲜官员在问询过程中对清朝海禁令被废除的时间、海禁令被废除的原因等进行相关问询,并将所有记录收入到《备边司誊录》的"问情别单"之中。     

从三阶教“无尽藏法”看“无尽藏院”的设立

在隋唐时期兴起的诸多宗派中,三阶教曾一度受到唐王朝的支持,却终被斥为"异端",受到官方的禁止以及佛教内部其他宗派的排斥,因此三阶教在经历了大约三百年的时间后便于唐朝末年逐渐消亡。三阶教是中国佛教自身对于印度佛教的理解与诠释,是中国佛教道路的探索,而其中发展出来的"无尽藏法"思想更是三阶教的重要特征。本文试图辨析三阶教"无尽藏院"思想的来源,认为"无尽藏院"的设立并非如南北朝以来诸多寺院以放贷民间谋得经济利益为目的,同时应与隋唐时期盛行的十无尽藏及无尽财有所区别。     

“讲真话”与“听真话”

今天,“真话”是我们社会的一今种稀缺资源,而谎言则屡屡成为一些人的通行证。一个假话盛行的社会,是可怕的。唐初名臣裴矩,旧为隋臣时,善于揣摩隋炀帝的心思。隋炀帝好大喜功,裴矩就建议在东都洛阳举行规模盛大的元宵庆典。隋炀帝渴望“四夷宾服、万邦来朝”,裴矩就支持发动对外战争。隋朝灭亡,裴矩降唐。唐太宗纳谏于朝,裴矩像变了个人,诤言直谏。     

从"仁和馆"铭四系瓶谈起--兼谈四系瓶的几个问题

四系瓶是磁州窑产品中颇具特色的一类器物 ,其装饰技法以磁州窑传统的白地黑绘为主 ,其内容有花草、龙凤、诗词 ,尤其以带“馆”铭的四系瓶最具有代表性。本文在广泛收集资料和进行类型分析的基础上 ,对四系瓶的用途、源流、流布时间和地区逐一分析 ,然后再对众说纷纭的“仁和馆”铭进行探讨     

建设镇村风物地情馆 打造乡情文化新名片——“海安:故乡风物地情馆”项目实施报告

随着乡村振兴步伐的加快,城乡建设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构成人们乡愁记忆的无数故乡传统和风物风习也在逐渐消失和淡化。海安市委史志工委鼓励并指导镇村挖掘利用地情文化资源,创新打造"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的系列地情馆,发挥地情文化的社会效益,形成地方文化自信,为处理继承与发展关系,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进而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有益探索。"海安:故乡风物地情馆"项目入选2019年江苏省地方志工作十大创新项目。     

从“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功能的演变谈大陆方志馆延伸功能的发挥

方志馆建设已逐渐纳入各地史志工作的发展规划,在解决“有”的问题后,应最大限度地发挥方志馆的已有功能,积极开发方志馆的服务新领域,充分发掘其延伸功能,使其在地方大文化建设战略中发挥更为有效、更为突出、更为独特的作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功能和作用主要是对台湾文献的采集整理及编辑,并进行广泛的开发利用,服务社会。目前已建成的方志馆基本局限在图书馆、资料室甚至是办公室的表层化阶段,不具备融入大文化建设中的条件,应从三方面努力：一是对方志馆各种资源的性质、容量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内容的全面、系统、权威;二是方志馆应调结构、转方式;三是打破地域界线。     

唐代“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变迁与赤山法华院的形成

“登州海行入高丽道”是唐代重要的海上航道。但在不同时期,其主要航线也不尽相同。大致说来,前期主要从登州北部的蓬莱、黄县境内的出海口出发,沿着贾耽所记述的“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航线航行;后期则主要从登州南部的牟平、文登县境内的出海口出发,横渡黄海,直抵韩半岛。正是在登州通往朝鲜半岛主要航线变迁南移的形势下,赤山浦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成为新罗商人张保皋首选的在唐贸易最重要的联络地和中转站,并在这里修建了一座法华寺院。     

从“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功能的演变谈大陆方志馆延伸功能的发挥

綦延辉、韩立胜在《中国地方志》2013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指出,方志馆建设已逐渐纳入各地史志工作的发展规划,在解决“有”的问题后,应最大限度地发挥方志馆的已有功能,积极开发方志馆的服务新领域,充分发挥其延伸功能,使其在地方大文化建设战略中发挥更为有效、更为突出、更为独特的作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功能和作用主要是对台湾文献的采集整理及编辑,并进行广泛的开发利用,服务社会。“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大楼的布局及展示的内容有以下特点：一是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二是布局合理,有效利用资源;     

先学后教以学定教——“三角形内角和”教后思索

我在执教北师大版四年级下册“三角形的内角和”的教学过程中,进行了新的尝试,即以生本导学的模式进行教学。生本导学提倡的理念是一切为了学生,高度尊重学生,全面依靠学生。我们把学习的主动性还给学生,对学生的评价也要十分重要的。     

“百家争鸣新论题”学术研讨会暨第一届中国诸子学论坛综述

<正>2014年7月5日至6日,"百家争鸣新论题"学术研讨会暨第一届中国诸子学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商周文明研究中心主办,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孔学堂书局、孔学堂杂志协办。6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就诸子"百家争鸣",古文献研读以及学派、学说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在主题报告中,刘家和《试说〈老子〉之"道"及其中蕴含的历史观》充分挖掘了《老子》之道蕴含的哲学意     

从传统翻译理论和译介学理论看译者的“再创造”

本文通过对翻译过程进行分析,得出一千多年以来,对翻译方法与翻译标准的争论其实可以归结于一点,即译者的介入。并且,译者对原作的"再创造"是一种必然,根据译者是否出于故意,可分为主动与被动两种。从传统翻译理论出发,也就是在实践中,我们应尽量避免译者的"再创造",缩短译者与原作之间的距离。从译介学,也就是从比较文学角度来讲,译者的客观"再创造"具有比较研究的意义,由此向我们展示了翻译研究的两种不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