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奥尼索斯崇拜探析

狄奥尼索斯崇拜的起源地在希腊本土,流行于底层民众中间,只是在后来的发展中受到了东方文明尤其是古埃及文明的影响,增加了某些神秘主义的因素。公元前7—前6世纪,在希腊民主政治的进程中,狄奥尼索斯崇拜因为远离贵族控制,成为平民与贵族政治斗争中的一种有力的思想武器,由“边缘”走入了城邦的“中心”,并在民主体制下得到了充分发展。狄奥尼索斯崇拜也因此承载了宗教内涵和政治内涵。     

阿拉伯之春寿终正寝

埃及总统大选结束,前军方领导人塞西的得票率高达95％左右,胜选已成定局,最终结果只待6月5日前公布。2010年底开始的“阿拉伯之春”,推翻了穆巴拉克、卡扎菲这样的军事强人和独裁者,平民主导的民主政治时代呼之欲出。然而仅仅3年半后,塞西将军就卷土重来,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中东政治在经历了一轮从强人到强人的循环之后,宣告了“阿拉伯之春”的寿终正寝。     

列宁时期党内民主是如何被破坏的

俄国共产党原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它的“民主”、“社会民主”并非有名无实。后来走向斯大林个人“拥有无限的权力”（列宁语）,列宁逝世后,又进而走向个人独断专行,列宁时期党内民主被破坏殆尽。大致勾画它的历史过程,当不无好处。     

西方协商民主的内容、产生背景与价值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参与式民主,它既不同于社会精英控制下的“独裁”决策,也不同于以简单多数决定和依靠政治力量大小分配好处的政治选票“票决”.协商民主所主张的这种由广大公民参与、讨论和协商,必然增强公民的“主人翁”精神和参与意识,更好的体现了民主的真谛即人民作主.也有利于政治决策和执行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这是协商民主的价值所在.     

民主的普世性与民族性——从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看民族认同的政治表达

民族认同首先属于文化的范畴,它同时也属于政治的范畴。民族认同的政治表达有多种形式,主权国家、国籍、国语等只是民族认同之政治表达的外壳,具有普世性价值观的民主才是其核心。民族的多样性决定了实现民主的形式也具有多样性,这就是民主的民族性,只有民族性的民主才是民族认同可接受性的政治表达。独联体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是美国藉“民主化改造”之名用美国的种族政治手段推行的一种“新帝国范式”。     

斯巴达“监察官”与政治分权

深刻认识古代斯巴达的"监察官"历史价值必须要有新的视角。古典时期斯巴达的监察官主要代表了平民的利益,它的职权以监督、司法权为主,行政、宗教、军事和立法等权力为辅。监察官的建立推进了斯巴达的政治分权,增加了斯巴达政治的民主成分。     

美国革命时期民主概念的演变

美国革命时期,关于“民主”的界定和评价是复杂多样的,其中既反映了古典政体理论和殖民地时期民主概念的影响,又呈现出新的演变方向。当时人对民主的理解很不一致,对民主的价值评判也存在尖锐的分歧。这种基于不同的民主定义而产生的意见交锋,推动了对新型政体的探索,促成了“代表制民主”概念的出现。“代表制民主”的概念既是美国人对革命时期政体实验的观察和总结,也是民主政治“精英化”和精英政治“民主化”这一双向过程的产物。它对古代民主的原则和机制均做了改造,吸收了许多贵族制和君主制的因素。但这与其说意味着“反民主派”的得势,毋宁说是“民主派”的胜利。     

关于民宪党的几个问题

民宪党是民国初年出现的一个资产阶级议会政党。由于它宣言“以巩固民主政体,励行立宪政治为宗旨”,具有明显的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进步性;又由于它由国民、进步两党部分议员共同发起,体现了轻党见、重政见的政党     

公开才能拯救官二代

公开不反对“宫二代”,正如它不反对平民成为政治领袖。但对公权私授的官员,公众除了质疑,还能说什么呢     

波兰的民主社会主义

在当今波兰左—右翼政治格局中 ,民主社会主义势力是两分天下有其一。社民党是波兰的第二大党 ,在波兰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工人联盟”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一、波兰民主社会主义的“新建党”与“改建党”剧变后 ,在波兰先后出现了 5个自称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 ,它们分别是“波兰社会党”、“工人团结”、“民主社会运动”、“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同盟”。前三个是剧变以后新组建的社会民主党 ,后两个是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基础上改建成立的社会民主党。其中 ,波兰社会民主同盟…     

西王母研讨会在Guai川召开

“东道主”一词,是个至今还流行于民间的古语。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位公民,都可以在国与国、人与人的交往中使用它。作为一个称谓,高至帝王将相,微至耕樵平民,也都有资格担当它。“东道主”,作为一个民间俗语,流传得很久。覆盖面很广,是社会的常见语。说起来方便,听起来也顺溜,但追究起这个俗语的起于何地、源于何方,却是件很难很难的事儿了。     

晚清民国时期唐绍仪“民主共和”政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民主共和”是唐绍仪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绍仪幼年赴美留学期间是其“民主共和”思想萌芽的重要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初步公开了他“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担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日益公开化,并具体化为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内阁、国会、约法等要素的效仿和学习;此后,唐绍仪在辞任内阁总理及与袁世凯决裂等事件中,体现出对“民主共和”思想的维护和贯彻。袁世凯去世后,愈发紧张的“内忧外患”局势及此前“民主共和”实践中的受挫均使唐绍仪认识到,“和平”对国家和人民十分重要,动荡时期国会和约法不可持续,由此,在“民主共和”思想中加入了“和平”这一思想前提。这也体现出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与中国国情和时局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民主共和”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的平民意识

自戊戌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一个权力下移的平民化过程;相应地,反平民化（或者说精英化、贵族化）的声浪也一波波泛起。中国传统的平民概念至晚到两汉时期已经形成,辛亥革命时期的“平民”一词,既保留了传统的意义,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当时知识界人士,特别是革命党人,不仅尊崇、同情平民,而且贬抑绅士与贵族,公然声称他们所进行的革命是“平民革命”,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平民政治”。但是,革命非但没有使中国实现平民化,反而造就了一批新贵。然而历史是连续的,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平民意识的广泛传播,为五四时期平民主义思潮的澎湃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并构成近代中国社会平民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从雅典妇女地位看其民主政治局限性

有关古希腊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议论颇多。笔者试图从妇女社会地位的角度揭示这一民主的局限性。古代雅典“妇女占居全邦人口的半数”,了解她们的政治地位、社会处境,可使我们更深刻认识这种民主政治的局限性,认识到这种民主从根本上无广泛性可言。伯利克里时代为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然而,恰在此时,妇女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低落到了极点。城邦公民充分享受的诸多政治权利——参加公民大会、担任公职等,均与妇女绝缘,不论出身如何,没有资格享有与男人等同的民主权利。民主政治成为极少数男性公民独占的特权,男性公民可为所欲为是这种民主的重要特征之一。人口中的“半边天”——为数众多的女性倍受歧视,发达一时的民主政治实质上是建立在父权制和大男子主义的基础之上的。     

“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根源探析——以德国文化民族主义为例

“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它以不同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本文认为,原生形态的“文化民族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治有所发展而又相对落后于其他民族时产生的文化思潮;“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历史必然性;“文化民族主义”将长期存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决定了它是一种政治资本,是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利益的政治武器。因此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抵制文化霸权主义的侵袭。     

“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民主化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5月13日至14日,由南开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创新基地主办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民主化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围绕古典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欧洲民主的历程、中国及东亚的政治民主化、非洲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美洲民主等5个专题,就政治民主化在世界历史进程的意义展开了深入的研讨。一、古典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复旦大学黄洋教授分析了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关系、民主与自由的关系以及大众与精英的关系等三个方面的问题,指出雅典民主…     

论抗战时期中间党派政治态度的转变

中间党派的概念,既从属于“中间派”、“中间集团”或“中间势力”,又不完全等同。在抗战时期,它是介于国共两党之间,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定政治组织的总称。他们要求“民主”、“抗日”,对国内政治局势和抗战形势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本文就该时期中间党派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治态度的转变作一论述,敬请批评。     

资产阶级民主与“政治多元化”

“民主”问题,是世界上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思想体系、价值观之间较量的一个焦点。自80年代初以来,西方最时髦的政治学家,乃至朝野政要们,都有一种把西方民主与“政治多元化”联系起来的偏爱,声称他们西方世界的民主制,是“多元化的民主政治”,并竭力按照这种政治模式,策动和插手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假“改革”之名,行“和平演变”之实。因此,就很有必要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及其与所谓“政治多元化”的关系作点剖析,并揭露他们以此搞“和平演变”的政治策略。     

论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原则”的显著特点

在今日的苏联,公开性正形成为一股奔腾的政治潮流,戈尔巴乔夫根据列宁的思想指出:“不公开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群众的政治创造性及参加管理”。这一理论是不容争辩的。历史经验向我们表明:公开性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前提,并且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公开性、开放性;还是封闭性、神秘性已成为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     

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与威权--对巴西1964年军事政变经济根源的个案研究

根据传统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欠发达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是同步发展、相互促进的。但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现实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在巴西,经济现代化带来了威权主义,而非民主政治。其原因在于巴西的现代化模式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危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求首先实行经济紧缩,而经济上的紧缩则要求政治上的权威。巴西1964年的政变虽只是一个个案,但它表明,不能用西方现代化“和谐的”、“直线的”道路来分析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