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献中唐“观风使”的名谓与实际

宋人笔记中所谓唐“观风使”,其职名不见于唐代文献,应非唐廷设立的正式差遣。实际上,这一称呼是宋人对诸道采访使、观察使、监察御史、刺史等唐代官职的别称,因其权责大体不出“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的范围。“观风使”一称来源于《唐会要》中记载的“观风俗使”,巧合的是,与前者类似,这一称谓也为宋人的权且之作。《唐会要》的编撰者认为,以“观风俗使”为名的差使自贞观八年（634）后不再设立。但事实并非如此,其不仅于有唐一代延续始终,更是观察处置使一职的滥觞。影响及后世,清雍正时期,出于加强对地方管理的需要,效仿唐制复古地设置了“观风整俗使”,但这一措置实质上是对唐代职官的一次误读。     

略论宋代转运使与监察职能的关系

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宋代则是古代监察制度系统化和完善化的时期。其既加强了中央监察体系,又进一步强化了地方的监察力度,设置路一级的中央派出行政机构,又赋予了路级转运使监察权力,确立了上监督下、下监督上、左右互相监察的体制,是宋代的一大特色,具有划时代意义。本文以此为基点,通过对宋代转运使的监察职能及其作用的初步研究,阐述宋代地方监察制度对我国古代社会监察体系发展、完善所起的作用,为我国当代行政监察制度及现代化法制建设提供借鉴。     

论唐宋时期两广地区海外贸易与市舶贸易官制的变化

一、宋代以前的海外贸易及管理方式 1．唐代：从互市监到市舶使虽然在唐代管理对外贸易的官职中,以市舶使最为有名,但是,在市舶使出现以前,唐政府其实有机构负责管理对外贸易了。《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下“少府监”条云：     

唐代宰相的使职特徵和名号

受钱大昕和严耕望的启发,本文重新把唐宰相定位为一种无官品的“使职”（而非有官品的职事官）,就像节度使、盐铁使等使职一样,宰相只不过是皇帝任命的一个“使职”,辅佐皇帝治理国家。宰相的权力来自皇帝的授予,取决於皇帝对他的信任,有相当程度的私密关系。唐初,皇帝沿用隋朝的惯例,通常以三省长官为串相。贞观年间,逐渐改派其他官员（如侍郎等）出任宰相。由於宰相是一种使职,与其他使职一样,在初期往往有许多使职名号,称号不固定,有许多变动。但从高宗朝开始,已逐渐统一为“同三品”和“同平章事”两种。本文考察唐宰相的使职名号及其命名逻辑,务求更进一步理解唐代宰相之内涵。     

试论唐五代内职诸使的等级化

在宦官政治发达的形势下,唐代的内职诸使制度不断发展。唐代的内职诸使具有使职的特色,除处于最高级别的枢密使和宣徽使,其他内职诸使之间没有形成明确的高下等级关系。至五代,内职诸使之间逐渐形成明确的高下关系,并且随制度的发展更加严密化、系统化。在整个五代的变化过程中,以后晋为界限,前后王朝内职诸使的等级化现象呈现出不同的趋向。后晋之前主要以职务为主,后晋之后则主要以职阶为主。这种变化与整体内职诸使制度的外官化发展存在互动关系,因而体现于内职诸使的外官化过程之中。     

论唐代宦官使职制度与唐后期宦官专权关系

唐代宦官使职制度对唐代后期政局有着巨大的影响。唐代的宦官借助内诸司使体系中的关键性使职,即神策护军中尉和枢密使掌握了唐朝的军、政大权,并不断地对唐廷发起冲击。而宦官本身的权力则来自于皇权,实为皇权的一种变态。此外,高级宦官之间的权力沉浮与争斗也是唐代后期宦官专权现象中不可不察的因素。     

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初探

唐前期的地方监察体制由御史和诸道使臣组成,属于朝廷派出性质的单一型监察体制。安史之乱以后,伴随赋役制度的改革,出使郎官、转运使、巡院等新的监察体系出现,我国封建社会地方监察体制开始向固定型、多元化、多层面变革,宋代完成了这一变革。元、明、清各朝基本延续和发展了宋代多元化、多层面的地方监察体制。由此而论,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是我国封建社会地方监察制度前后两期的分界线。     

明清两代的贵州书院

我国书院始于唐代。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上置丽正书院,聚文学之士:秘书监徐坚、太常博士贺知章、监察御史赵冬曦。或修书,或侍讲,使张学为修书使以总之,有司供给优厚。”(《通鉴》)可见当时官立的书院主要是为修书、侍讲而设。唐贞元时,李渤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南唐时,在白鹿洞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至宋时改称白鹿     

我国古代的“举报箱”

战国时的“蔽竹”是我国有史以来设立的第一个“举报箱”。公元前403年,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李悝首先帮助魏文侯建立举奸揭凶、惩污治吏的举报制度,并在人们常到的街道设立“蔽竹”。所谓“蔽竹”,就是一只圆形的筒,长约尺许,上方有一个大约三寸见方的小口,以使检举人将写有揭发内容的简塞入筒内,李悝还把设立“蔽竹”的经验写进他的著作《法经》(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长文法典)中。武则天的“铜匦”唐朝武则天执政时在宫中设立了“铜匦”,这就是唐朝宫内盛行的举报条。铜匦,即铜制匣子。对于铜匦的设立,武则天曾下了一道…     

明朝监察御史向翀事迹对巡察干部的启示

中国古代对官员的监察自封建社会之始即形成制度,秦朝中央设“御史大夫”、地方设“监御史”,隋唐中央设“御史台”、地方设“监察御史”,宋元因之;明代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监察制度得到充分发展,体系更加完备;清朝沿袭明代,在整合监察资源、高度集权等方面达到巅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探究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和监察文化发展脉络,对当今巡察工作有积极借鉴作用。笔者仅就明朝广东道监察御史向翀的事迹进行整理,为巡察干部提供参考。     

唐代官服服色变化与政治变迁

一个时代的服装往往能投射出一个时代的文化偏好趋势,而官员的官服则可以透视一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唐代官服服色制度在继承前代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发展成为品色服制度。但其品色服制度的内容和贯彻程度在整个唐朝并非一成不变。唐代官服服色的变化折射出了唐代的政治变迁情况,也可以使后人从中洞见唐衰亡伊始的征兆。     

论清代知府制度

知府制度作为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的中间环节,是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数十年来,由于诸种原因,学术界对知府制度的研究,却极为冷漠。为此,笔者不揣翦陋,试对清代知府制度作初步的探讨。一、知府制度的渊源知府是地方府级政权的长官,但知府与府的发展并非同步。后者早于前者,前者来源于后者。中国地方行政区划以府命名,始于唐代,“隋以前,未有府之名。其以京都称府者,自唐始。”唐代的府分三种:都督府、京都府与都护府。都督府为军区性质,都护府为少数民族区最高行政机构,此二者与后世的府无因缘关系,惟有“京府”,可视作后世府之源。唐代“京     

唐代的“传”与“递”

唐代的“传”与“递”黄正建唐代的交通通信组织以“馆驿”为代表,这从《唐会要》以“馆驿”立项即可明知①。但同时：唐代文献上还有“传”和“递”,它们与“馆”、“驿”以及“邮”等语义交叉、互为影响,构成了相当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无意研究唐代所有的交通通信组...     

唐代武职事官阶官化论析

唐代武职事官阶官化是唐宋武官制度变革的先声。唐代官制的根本特点决定了武职事官需要广泛从事使职,以作为职官制度正常运行的补充。随着战争形势和军事制度的变化,武职事官兼任的使职长期化、固定化,造成了事实上的官、职分离,由此边军和禁军中普遍出现了将武职事官作为阶官的现象。唐代武职事官阶官化的发展与军赏形式转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并与文职事官阶官化的过程相联结。安史之乱期间,朝廷滥授高级武职事正员官,加速了武职事官阶官化的完成。     

五代财政中枢管理体制演变考论

在唐后期经五代到北宋初期财政中枢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中，虽然唐未曾出现以一名重臣主判三司的个别事例，后梁曾设置建昌宫使、国计使、租庸使分担了一部分财政中枢的职权，但总体上看，唐末、后梁实行的仍然是宰相分判三司制。后唐才正式改行一人专判三司制，但专判人选来源有多途，其职衔称号有多种；任命财政最高长官时，“判三司”与充“三司使”是两种不同的正式职街，轮流使用，但宰相被任命为“判三司”之后也可被称为“三司使”。后唐的一人专判财政三司制显示出较高的行政管理效率，故为后晋、后汉、后周乃至北宋初期所继承。与此同时，专判者的权力逐步增强，地位明显提高。     

唐前期的杂徭与色役

《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与《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记唐代赋役制度云:“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关于唐朝租、调、役的征敛对象与数额,《唐六典》与《唐会要》都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唯独对于杂徭,却只是一笔带过,未作进一步阐述。两唐书《食货志》与《通典·食货》记唐代前期赋役制度,更是仅及租、庸、调、户税、地税,而不及杂徭。由于上述史籍对唐代的杂徭制度语焉不详或略而不提,故今人对唐代杂徭的认识也就颇多分歧。多数学者认为,唐代杂徭的法定役期比正役长,杂徭的服役对象也比正役广泛。笔者以为,实际情况可能正与此相反。以下试论之。     

对唐代“和■”的分析

唐代的和,问题虽小,影响面却很大。它不仅关系到唐代人民的生活,而且关系到唐以后历代人民的生活,因为宋、辽、金、元、明都仿唐实行了和。但是,这个问题常为一般历史教科书所忽略,如尚“中国历史纲要”、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等书,竞一字未提。其实,通史应力求全面。现在,就这个问     

中唐史学发展的几种趋势

这里说的“中唐”,是指从唐玄宗天宝初年(起于公元742年)到唐宪宗元和末年(止于公元820年)之间约80年的唐代历史,跟中国文学史上所说的“中唐时期”在断限上略有不同。唐玄宗开元末年,唐皇朝的盛世已出现衰败的朕兆,而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755—763年)则严重地阻止了唐代经济、政治发展的势头,同时也使盛世时期所积累起来的各种社会矛盾统统爆发出来。其中,如藩镇问题、土地问题、财政     

唐时期中国文化向日本的传入

中日两国的交往,早在汉晋时期就见诸记载了.至隋时,日本开始由政府组织小规模的遣隋使来中国考察访问,沟通关系,引进中国的文化.唐时,更进一步大规模地派遣。据《新唐书》和日本史籍的记载,自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到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的二百六十四年间,日本共派十九次遣唐使。每次除遣唐使节外,还有留学生和留学僧侣,常达五、六百人。他们归国后,把大唐先进文化带回日本,对日本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土地制度和税制方面,日本模仿唐代“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实行“班田授受法”和“租庸调”.所谓“班田授受法”,即计口分田,男女     

试论唐代的州县关系

唐代州县间的关系是“以州统县”,这种关系突出表现在州县间的上下级行政关系,构成了联结中央与地方的纽带。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赋予了州级对县级官员的部分管理权力,主要体现在州级可以参与县级官员的选任、考课和监察,这种制度对行政体制的运作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