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前期国民党内的派系纠葛

陈独秀曾有这样一段名言：“凡是一个集团,对外走向统一,同时对内即走向分裂,倒是对外竞争,往往加紧内部的团结,这是一个公例。”然而北伐时期的国民党是个例外,改组前的国民党内部涣散,改组后的国民党依然分裂。孙中山在世时,尚能凭借巨大的个人威望以及独特的领袖魅力,使得国民党内的不同派系不敢做出过分的举动。孙中山去世后,     

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内的一次派系斗争

在民国史上,国民党内部历来存在着派系斗争,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内部又一次出现了激烈的派系倾轧。这使全国人民进一步看到,国民党政府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不可能使中华民族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 一、起 因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在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影响下,驻扎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的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联合发出通电：“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旅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为…     

从党团关系看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矛盾

关于国民党与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的关系问题,由于其内部各种派系的存在和斗争,因此,自三青团成立伊始,就呈现出复杂性和矛盾性。并且,这种现象日益严重,终于在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了公开的爆发。虽然三青团正式成立于1938年7月,但早在国民政府撤离南京之前即已酝酿。当时,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大批青年提前告别了学校、课堂,走向了社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口号的感召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了同共产党争夺青年,因此蒋介石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青年组织,以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并趁机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但是,蒋介石的这一计划,当时就有人提出异议,其内容主要为:1.反对单独设立青年团组织,主张在党内仅建一个青年部来分管青年工作即可。2.团的组织或仅类似于俱乐部的性质。虽然这些意见都由于蒋介石的坚持而作罢,但显而易见,在这两种不同的意见中,     

民国时期的军事派系

辛亥革命以后,为什么连年混战,闹得民不聊生,其主要原因是军事派系多,各系军阀为了争权夺利,连年混战,即使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直至逃离大陆止,派系斗争也没有停止过。     

派系分合与民初司法界的改造

民初司法界的部院之争不仅因政权更迭之初,法律制度不备、权限不清,而且有其明显的派系根源,带有党派和南北之争的色彩。章宗祥、江庸均是清末沈家本修订法律馆系统之嫡传,在与许世英、徐谦("部派")的博弈中最终胜出。随后章、江携手排斥"部派"所用南方党人,重整部院力量,透过人事布局和制度建设交互配合,整顿司法乱象,使司法人事至少在四五年里保持基本稳定和连续。这与司法总长频繁更迭的表象颇有不同。同时,章、江推行法官回避、司法甄拔与考试、司法讲习所、法官任用及奖惩、司法收入特别会计等制度,并极力抵制军政势力干涉司法,终使司法事业颇有基础。章宗祥、江庸从人事和制度两方面对民初司法界的改造,构成彼时司法发展的一大转折,是理解北洋前期司法制度与人事变迁的一条主线。     

高墙内的“派系”轮替:国民党感化政策在江西的推行(1930-1935)

1932年3月,国民政府开始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这一"剿共"政治即包含了如何处置投诚俘虏的重要问题,为此,蒋筹划在江西反省院的基础上建立一所覆盖湘鄂闽赣等22省的大型感化院。高墙之内,暗藏汹涌,感化院内先后上演"CC系"、"黄埔系"和"政学系"分别所代表的党、军、政三方围绕主办权的权力竞夺。透过高墙内权力竞夺的背后,我们不仅看到蒋介石在用人政治中凸现出来的重军轻党的浓重痕迹,也看到了蒋的这一策略中隐含的"政以军兴,政亦以军废"的重要特征。缕析感化政策在江西推行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蒋在某一政策的兴废过程中,往往以"派系"轮替的用人策略执行其"剿共"政治,这与我们以往认识的"多元竞轨"的制衡策略又有所不同,或许这是历史复杂性的另一面相所在。     

种族集团与肯尼迪政府的民权政策

种族集团与肯尼迪政府的民权政策何章银二战以后,特别是进入６０年代以来,种族问题已成为美国头号社会问题。对此,肯尼迪政府是积极干预还是消极回避,长期以来美国学术界争论不休,褒贬不一。７０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史学界对于肯尼迪政府的民权政策大加吹捧,认为它为...     

种族集团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民权政策

种族集团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民权政策何章银ＢｌａｃｋａｎｄＷｈｉｔｅ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ｉｓｅｎｈｏｗｅｒ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ＣｉｖｉｌＲｉｇｈｔ￥Ｈｅ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Ｔｈｉｓｅｓｓａｙｉｓｃｏｍｐｏｓｅ...     

西塞罗与罗马共和末期的派系斗争

西塞罗是古罗马著名政治家。在罗马共和末期动荡不安的派系斗争中,西塞罗代表元老贵族派的利益,以维系传统的以元老院为核心的共和体制为己任,与形形色色试图颠覆罗马共和政体的野心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被誉为"共和国之父",可谓风光无限。然而,特殊的政治环境,残酷的派系斗争导致西塞罗在长达30余年的政治生涯中不断变换政治立场,深深地卷入派系斗争,并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最终沦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南京市参议会的派系斗争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政府迫于人民的民主要求,妄称战后实行宪政,还政于民。并在其统辖区内,成立临时参议会。 1946年4月,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成立,参议员人选均由行政院任命。越年又组成所谓民选的第一届市参议会。我个人参加该会活动达两年零四个月,兹就回忆所及,提供片断史料,尤侧重该会内部的派系斗争。     

保民官与罗马共和末期的派系斗争

罗马共和末期,以格拉古兄弟为代表的保民官发起了一系列试图缓和社会矛盾、挽救共和体制的社会改革运动,从而在罗马引发了长达百年的派系斗争和内战。在派系斗争中,保民官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及其所起的急先锋和吹鼓手作用,使其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保民官的兴风作浪和深度卷入,并被不同派系集团操纵和利用,使其沦为了派系集团争权夺利的工具。保民官在派系斗争中的所作所为,一方面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和大规模内战的爆发,破坏了罗马共和政制赖以存在的平衡体系,把罗马从共和政制推向了帝制;另一方面,由于保民官不再捍卫平民的利益,成为派系集团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棋子,使其失去了昔日的权威和地位,因此彻底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逐渐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陈牧农之死与蒋桂粤派系之争

正1944年初,随着日本太平洋战局的不断恶化,利令智昏的日本侵略者便决定在中国战场发动一次大型战役,以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投降,将中国与日本本土作为与美国相对抗的最后基地。从4月开始,日本大本营以打通从朝鲜釜山至越南河内的大陆交通线为作战计划,发动了豫湘桂战役。9月上旬,日军第十一军第十三师团在占领零陵机场、攻克零陵后,一路从祁阳、黄沙堡、大结、冷水铺向广西全州县推进。在此之前,蒋介石已命令其嫡系第九十三军从四川綦江赴广西全州县阻击日军的进攻,意在堵地方军阀以     

试析日伪时期集团部落和内国开拓民政策的异同

东北沦陷后,日伪先后出台了集团部落和内国开拓民政策,虽然这两项政策的实施背景和根本目的不尽相同,但实施过程大同小异,都是采用武力强迫等手段让民众迁移。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明初勋贵派系与胡蓝党案

本文观察明初勋贵的出身、籍贯和早期经历,考察洪武三年所封勋贵的人选与序列,认为诸将与朱元璋的早期私人关系决定着勋贵的人选与地位。那些在朱元璋名位不彰时即确立私属关系的将领,绝大多数为濠州红军早期成员,籍属濠泗地区,出身从军而非归附,构成了作为勋贵主体核心的濠州从军者一派。不同于以往对于明初勋贵集团分为淮西和浙东两派的观点,本文将整个勋贵集团分为濠州从军、江北归附、渡江后归附等三个内外圈层,后两个圈层遭到了君主和濠州从军者的压制与猜忌。本文按照这个认识框架审视洪武时期的历次杀戮勋贵事件,考察各派勋贵的命运,认为历次杀戮事件皆非针对整个勋贵集团,而是或针对归附者,或针对洪武三年受封的老一辈勋贵,或针对洪武中后期受封的新进勋贵。在任何一次杀戮事件中,濠州从军者一派所受损失都是最少的,它从来没有成为君主专门打击的目标,而是一支与君主彼此借重的势力。     

顺治帝与汉官集团之间的关系

顺治是清朝入关之后的第一位皇帝,在位十八载,前七年由多尔衮摄政,实际掌治天下十年左右.顺治在位期间,正是清朝由关外偏远帝国到成为统一中原内地的大一统王朝的过渡时期,随着统治领域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汉族官员投入清廷,顺治皇帝对此也颇为重视,既有对汉族官员大加任用,又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利用汉官集团之间的"南北党争",对汉族官员势力的扩张进行制约.综上所述,顺治帝对汉官的政策是较为正确的,使得清王朝在入关之后能够进行较为快速的发展.本文通过顺治皇帝重用汉官的原因以及对汉官制衡的手段逐一进行探讨.     

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权力嬗蜕与派系竞逐

国民党全代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理地位和实际职能有一个逐渐离异的过程。全党法理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实际衍化为党内各派争夺党统、角逐权力和较量实力的大舞台。随着派系斗争的推演 ,中委名额逐届递升 ,衍为“中央执行委员愈多 ,则党的纠纷愈增加 ;党的纠纷愈增加 ,则中央执行委员愈多”的循环局面。中委的地位在名额的不断涨溢中日趋贬损和虚化 ,其实际决策权力在党魁威权和臃肿的机构运作下日趋销蚀。由于战时政治资源相对紧缩 ,名义上崇隆的中央委员职位仍然成为各派觊觎的主要目标。 1 945年 5月召开的六全大会 ,国民党各派系为了竞逐中委充分展示和释放了战时八年各自所蕴蓄的组织能量。六大的召开 ,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国民党江河日下的颓势和无可挽回的末运。     

伍朝枢：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广州国民政府开发海南的目的：海南比较不易受军事影响,足为三民主义之实验场,应遴选党中忠实同志,授以全权,假以25年之期,责令实施三民主义。     

宗翰和金初的派系斗争

宗翰(粘罕),在拥立阿骨打为皇帝、反辽斗争以及发展奴隶制度中,是有特大功绩的人物,是女真族由氏族制向奴隶制转化的重要改革家。宗翰以他卓越的功绩和金太祖、太宗对他的宠信,而掌握了军事的最高权力,形成一个庞大的派系集团。随着金政权汉制改革的趋势的增长,他在新旧两种势力的矛盾和斗争中,成为旧奴隶主守旧势力的主要代表者之一。《中国通史》第六册,为说明宗翰是金熙宗时“趋向于采用汉制的改革派”,是“趋向汉制的改革派的主要人物”,把宗翰一派同金熙宗、宗弼的矛盾视为改革派内部的矛盾,把金熙宗时的汉制改革归之于宗翰及其集团中的人物,尚值得进一步商讨。兹以宗翰和金初的派系斗争为题,谈些主要看法,对问题的探讨可能会有好处。     

五四运动爆发前的派系之争

正1919年,五四运动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起,众所周知。虽然该运动因外交问题而起,但其中掺杂有许多内政的因素,而五四运动背后的派系之争对该运动产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可以说,五四运动既是社会变动和文化变化的结果,也是当     

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派系争斗

抗战期间,国民党变更组织部和教育部的人事,积极在大学发展组织,势力膨胀,引发源出同门的CC派和朱家骅派之间在各所大学的校园内展开全面恶斗。面对朱家骅派在组织系统咄咄逼人的攻势,陈立夫则利用教育部掌控的资源逼迫各大学就范。1944年,二陈的职位与朱家骅互换,各自反攻倒算,开始新一轮的明争暗斗。被卷入漩涡的大学教授,成为派系争斗的牺牲品,对于国民党的恶感普遍迅速加剧,思想日益左倾。1945年国民党六大,突然取消大学党部,而中共则趁战后复员之机,加强对大学师生的工作,两党在大学的势力此消彼长。大学教授的离心离德加剧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崩溃瓦解,而对中共的缺乏了解则留下后来磨合困难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