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苍，苍天也”新断

《尔雅》是训释古代名物的字典。其中《释天》专门训释天文星象等。其第一条一般被句读为“穹苍，苍天也”。其肇始於东汉李巡《尔雅注》，後人邢呙《尔雅疏》、郝懿行《尔雅义疏》、王阖运《尔雅集解》、尹桐阳《尔雅义证》等皆同。今人胡奇光、方环海《尔雅译注》，李传书整理的《尔雅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王世伟整理的《尔雅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也都是如此句读。     

论马王堆出土《地形图》之九嶷山图及其技术传承

本文在前人已有研究基础上,运用现代地图技术进行比较研究,探讨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形图》中九嶷山地形图之精确性。进而,基于对道教《五岳真形图》的地图学研究,证明《地形图》之九嶷山图所代表的制图技术,乃在《五岳真形图》中得到了继承,尽管古代的地形图技术在这种秘传的道符经书中受到了神学泡沫的淹没。     

古代的史料和世界古代史

在我国史学话语中,没有英中的“献史料”(Documentary sources)和“学史料”(Literary sources)的区别。我国现代世界古代史和中国古代史作中常常提到的“献史料”(literature),实为非献史料(Non．documentary sources)和献史料的混称,其中主要是指古代史家的述,如希罗多德的《历史》、李维的《罗马史》、狄奥多洛斯的《历史集成》等。这种模糊的提法使得不少古史工作误以为主要以学史料为内容的各种古代典籍便等同于第一手史料(First hand or primary sources)或原始资料(Original sources),只要自己的论依托于古     

鲁迅和标点符号

鲁迅是我国第一批积极使用和推广标点符号的知识分子。要说起来,汉语中现在使用的标点符号最早是在1918年5月号的《新青年》杂志上出现的,在此之前,标点符号还没有从国外引入中国。说起标点符号在中国的推广使用,这里还有一段历史。当时,陈望道是在中国推广标点符号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5月,用文言文写了《标点之革新》一文,发表在《学艺》杂志第3卷上。接着,1918年5月号的《新青年》杂志就响应了陈望道的号召,在该期《新青年》杂志上,除了全部用白话文外,还采用了新式的标点符号。不久,陈望道又写了《新式标点的用法》,     

《宋诗话辑佚》本《诗史》校议

宋蔡居厚所撰《诗史》,散佚已久。郭绍虞先生辑其佚文125则,都为一编,收入《宋诗话辑佚》下册,颇便学者。惟笔路蓝缕,艰难实多,千虑一失,势所不免。本文试就其间部分条目的错误（主要是句读、标点符号、代拟标题等方面的错误）及疏漏（主要是佚文见于宋代典籍可收而失收、佚文出处有宋代典籍可引而不知、佚文中有错误可校而未能辨别等）,予以补正。     

《史记》、《汉书》正误一则

《史记》、《汉书》中都有“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一语,如淳与师古对其解释各不相同,而且两书中华书局点校本之句读也有差异。     

郑樵《通志》对文献学的贡献

郑樵是南宋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文献学家。他的《通志》与唐杜佑的《通典》、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是古代知识分子必读之书,有“士不读三通,是为不通”之说。由此可见,《通志》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胡说八道”的由来

人们常把不负责任地乱说一气,或没有根据,没有道理地瞎说称为胡说八道,比喻不可信。明代吴承恩《西游记》第六十八回：“你那曾见《素问》、《难经》、《本草》、《脉诀》,是甚般章句,怎生注解,就这等胡说乱道,会甚么悬丝诊脉!”“胡”是中国古代对西北部少数民族的称呼。“胡说”一词始于东晋之后,这时候,居住在西北的主要有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胡人说话中原人听不懂,因此,中原人把他们的话叫“胡说”。     

《虞书》《左传》《国语》乐论简析

“乐”是我国早期文艺形态,曾经存在过相当的历史并对后世文学艺术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本文根据《虞书》、《左传》、《国语》这三部早期的著作中保存的一些资料,从发展的角度,对古代的“乐”论进行分析,希望能明了彼时期的人们特别是彼时期的统治者是如何对待和看待“乐”的。     

大事记编纂纵横谈

新方志把大事记列于卷前,已为方志界所推崇。大事记是地方志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用一根时间的纵线,把分散在各个条目中的大事、要事、新事贯穿起来,成为“一志之经”。因此,大事记编纂得好坏,也直接影响到志书的质量。一、渊源“志乃史体”。大事记在我国古代史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经书《春秋》,“系日月以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刘知几《史通·二体》),是史书编年记事体的开山之作,是大事记体例的起源。《汉书·艺文志》中曾有“左史记言,右史纪事”的记载。古代的     

敦煌本《灵宝经目》与古灵宝经的分类及其内在关系考释之二——以古灵宝经“三洞经书”观念的传承为中心

中外道教研究者大多数都把“三洞经书”思想的创立归功于陆修静.而小林正美则把有无“三洞经书”思想,看成是“葛氏道派”所创作的“元始系”灵宝经和以陆修静所代表的“天师道三洞派”所创作的“仙公系”灵宝经最根本的差别之一.本文研究认为,古灵宝经“元始旧经”其实有非常完整的“三洞经书”思想.而较后出世的“新经”则继承了这一重要观念.至于陆修静的“三洞经书”学说,则是对古灵宝经的直接继承.因而,敦煌本《灵宝经目》原有的“元始旧经”和“新经”的分类,更加符合古灵宝经的实际情况.而古灵宝经无论是“元始旧经”还是“新经”,亦均为“葛氏道派”所创作.     

从《左传》释《春秋》用语看“春秋笔法”的性质

“春秋笔法”,本即春秋时代鲁国史官记载鲁史(《春秋》)的遣词用字之法,自古以来便是“曲折”、“褒贬”的代名词,似乎古代史官记史偏好“弯弯绕”。但深入考察“传”《春秋》的《左传》关于《春秋》用语的阐释,却可发现,长期以来人们所理解的这种“春秋笔法”,其实早已变味。     

秦汉标点述论

汉语标点符号的使用,就现在所知,最早是在春秋时代.山西省侯马东周遗址出土的盟书上,已见有句读符号,其形为“-”,句中句末皆用之.统计全部盟书,共有四十余处.这应该是汉语最原始的标点符号了.这种符号在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江陵望山一号、二号楚墓及河南信阳楚墓出土的竹简中也可见到.可知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普遍使用的一种句读符号,而不是偶然现象.     

广州穆斯林秘密收藏省港大罢工历史证物

近日,我会会长杨棠阿訇在翻阅整理濠畔清真寺历年保存下来的旧经书时,无意中发现在其中一本已被虫蛀得十分残破的线装本《古兰经》经书中,有一页反转背面装钉的“白纸”,隐约在背面有些字迹;因线钉的部位已被虫蛀烂,可以翻开这张“白纸”查阅。原来被折叠装钉的纸片,竟是一份80年前油印的革命传单,也可能是一份大会演讲稿。其文字所反映出的主要内容是：在1925年轰动全国的省港罢工中,号召人们为争取广州沙基惨案的满意解决,坚决与英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张秘密收藏在《古兰经》经书中的革命历史证物十分珍贵,     

《十三经注疏》中《三礼》注疏句读辨误

本文针对中华书局1980年版《十三经注疏》中三礼部分(主要涉及丧礼部分)存在的句读问题,将其中有代表性的句读失误进行了整理、分析,从中归纳出若干义例,以期有助于相关礼制的研究。在此过程中, 参考了当今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就句读处理存在较大分歧之处进行了简要分析。     

小议顿号的省略

顿号“、”,属于标点符号中的点号之一种。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月13日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之4．5．2指出：“句子内部并列词语之间的停顿,用顿号。例如：a1亚马孙河、尼罗河、密西西比河和长江是世界四大河流。b）正方形是四边相等、四角均为直角的四边形。”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校对研究委员会拟定的《图书编校质量差错认定细则》（以下简称“细则”）,在顿号一条中指出误用的六种情形,其中之一是,“在一些题序后面误用了顿号。     

朱熹所谓《春秋》之“难”探析

朱熹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其对经书典籍都有研究,但对《春秋》多次指其“难看”“难读”“不可晓”.通过分析朱熹对《春秋》性质、孔子作《春秋》的原因、《春秋》与“三传”的关系、解读《春秋》之方法的理解,可以看出朱熹以史解经,以理判史.《春秋》之“难”一方面是《春秋》经文本身简略,难于考证;另一方面是《春秋》诸家注疏多有臆凿之...     

浩浩文脉 熠熠生辉——江苏古代文学名篇回溯（一）

江苏是一个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较为深厚的省份,它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约在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出使鲁国,在观赏周朝的音乐和诗歌时,发表了对《诗经》“国风”“雅”“颂”的评论。季札把乐舞看作政治的象征,通过乐舞来体察各国的政治情况和古代帝王的政教业绩。“季札观周乐”的文艺点评,被史籍记存下来,成为江苏最早的具有系统性的文艺评论。 汉代是江苏文学全面发展的时代。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是汉代诗歌中影响力最大、知名度最高的作品。公元前195年,刘邦平定了淮南英布的叛     

汉代如何读经

汉朝时的韦贤和他的儿子玄成,两人对经书都很有研究,后来都做到宰相。当时的人都称赞他们,流传出“遗子黄金满赢,不如教子一经”这句话。以此来看,劝人读经不是没有根据的。《三字经》里总结为“人遗子,金满蔬,我教子。惟一经”。至今流传。     

藏历历书的故事

在早先的草原牧区,人们能看到的图,除了经书和少量的《格萨尔王传》说唱本,就可能只有“罗托”——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藏历历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