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对右翼民粹主义的认知与应对:基于欧洲多国的调查

论文基于华侨华人"本体"的视角,分析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反移民特征、影响以及华侨华人对右翼民粹主义的认知、应对特征及相关性。研究显示,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华侨华人生存与发展环境带来多层次、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华侨华人对右翼民粹主义的认知和应对倾向在个体和结构层面存在着多样性与差异性等特征。华侨华人自身、住在国和祖(籍)国各界,不仅要提高对右翼民粹主义及其影响的认知与理解,同时在文化认同、经济竞争、制度结构、舆论宣传等方面要有所改观,以进一步消解右翼民粹主义的负面影响,推动和谐族群关系与健康社会环境的发展。     

从离散到跨国散居——论“全球化语境中的海外华文文学”

论文引入族裔散居理论,解读了华人离散遭遇全球化之后产生的各种拟态,阐释了海外华文文学越界生产的内涵及其身份归属。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下,华人离散的情形日渐显著并异质化,"归返""后离散""旅行跨国性"的出现,使传统的华人离散逐步向跨国散居演化,形成华人跨国散居族群。受此影响,全球化语境中的海外华文文学,不再是单一的"写在家国之外",而是出现了大量"在家国之内"的写作和阅读,由此形塑了"全球化语境中的海外华文文学"在文学生产、传播、写作题材、美学风貌等方面典型的跨界(域)色彩。海外华人跨国散居,尤其是日渐成为潮流的"归返",又使全球化语境中的海外华文文学进入一个"后认同"的时代,表现出混杂、开放、未完成等特征。     

边界维持理论视野下印尼华人族群性的变迁分析

论文利用巴斯的族群边界维持理论分析了华人族群性的多个层面,并从原生性华人族群性、宗教信仰与价值观念、语言和风俗习惯、民族主义等方面,考察了印尼华人不同层面族群性的历史变迁。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印尼华人族群性的行为体进行了分析探讨。认为21世纪后,印尼华人族群性的复苏,不仅是华人被压抑的族群认同的外在表现,更是华人追求享有与其他族群平等权利的重要体现。这种"再华化",与20世纪初以中国为中心、视中国为自己归属的"再华化"有本质区别。现在大多数印尼华人都已加入印尼国籍或出生于当地,在政治上认同印尼。华人文化的复苏和华人意识的觉醒,是为了凸显华人与其他族群的边界,表明华人族群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诉求。其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在印尼生存发展,而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再华化"。     

青田侨乡朱氏宗族重建与文化记忆研究

论文从文化记忆理论视角,探讨了浙江青田下村朱氏宗族运用文化记忆重建宗族的微观过程。研究发现,朱氏宗族通过群体组织朱氏大宗理事会,重新构建有关宗族记忆话语,运用"认同的凝聚物"和"固定的点",即文化记忆中特定历史人物与事件构建集体记忆,并将这些记忆用无形或有形的"客体化的文化"表现出来,如始迁祖墓、祠堂、纪念碑亭和无形的始迁祖传说、纪念仪式等,重建宗族。同时将宗族的文化记忆与侨乡地方记忆和民族国家历史记忆紧密相连。这一理论视角有助于理解侨乡,丰富侨乡研究,加强海外华侨华人与祖先、侨乡和祖(籍)国的联系,完善侨乡地方社会治理。     

族群空间再地域化 ——印尼北马鲁古省社会冲突后的华人社会重建

论文基于族群空间理论,以1999—2000年印尼北马鲁古省爆发的社会冲突为切入点,从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三个层面来探讨数年后回流当地的华人,在已经打破的族群分布地景中如何再地域化华人社区的社会过程和内部活动生态,并以此来展示华人群体在同一地方重塑族群空间过程中的能动性。研究显示,历史上,华人将海外生活的一方水土作为家乡的延伸,地域化了华人文化,形成独特的族群飞地。然而,受住在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许多华人不得已进行再次移民。其中,排华和社会冲突是造成华人非自愿移民的主要原因。而在经历社会巨变后,华人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在同一个地点重建社区,归根结底是继承了原有的地域逻辑——即北马鲁古群岛的分隔劳动力市场和互有边界的族群关系,是华人能形成单一化团结实体的结构性基础。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文库”征稿启事

中国是一个海外移民众多的国家。长期以来,远渡重洋的华侨华人,在异国他乡谋求生存、创基立业的过程中,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以自己的勤劳、智慧,为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华侨华人关心着祖(籍)国的强盛与进步,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诞生,从维护中国主权完整、民族独立到改革开放、振兴中华,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重要贡献。开展对华侨华人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有利于让世人更多地了解华侨华人团结互助、艰苦创业的奋斗史,有利于了解他们对居住国经…     

印尼棉兰的华人：历史与特征

论文以调查和访谈资料为依据,阐述了印尼棉兰华人社会发展与历史变迁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棉兰华人因受周边华人社会影响,兼及殖民种植经济传统与移居型城市特点而形成的独有社会特征：政治参与具有华人社会传统特性;坚守中华传统文化并吸收了西方文化、土著文化;闽南语或普通话日常使用较普遍;经济上居于印尼社会和华人群体的边缘,实力有限;与其他族群相处较为融洽;以横向分化为主的华人社会,各群体间互动频繁,边界较为模糊。     

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与港澳台胞在中国大陆的捐赠

捐款赠物（简称捐赠）同华侨汇款一样,都是华侨华人和港澳台胞与祖（籍）国和大陆亲戚朋友联系的一种纽带,也是海外乡亲对祖（籍）国和家乡建设贡献在经济上的具体表现。下面就捐赠政策及捐赠具体情况等问题作些论述。一捐赠政策国家对华侨华人与港澳台胞为祖（籍）国和家乡兴办公益事业的捐赠,历来表示欢迎,并对此种善举给予法律保护。为了加强捐赠工作的管理和指导,国家制定了一些有关捐赠方面的政策。主要有：1978年国务院批转有关部门《关于接受海外华侨、外籍人、港澳同胞捐赠外汇或物资的有关规定》、1979年国务院侨办等《关于华…     

荷兰“华二代”佛教徒的叠合身份认同研究

论文以荷兰华人后代佛教徒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宗教信仰方面如何对融入当地社会和保持祖籍文化认同进行选择与平衡。结果显示,在融入和认同方面,华人后代(或称华人第二代、华二代)是一个特殊群体。与其说他们传承了具有族群特色的中国佛教,不如说他们选择了佛教这个世界性宗教下的大乘佛教。荷兰华人后代的佛教信仰是个积极的选择和建构过程。他们融入荷兰社会的事实,促使他们在宗教实践中淡化族群文化特色,以本土联系为导向,扎根荷兰本土,推动全球性佛教文化的建构。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叠合身份认同模式:荷兰人认同和佛教徒认同为主;族群认同与宗教认同的分离;族群认同相对弱化、全球组织成员意识增强。     

日本华侨、华人的数量变化及其原因

华人移民的数量变化是国际移民学关注的首要问题,也是国际关系学和民族学应当关注的问题。华侨、华人的数量变化涉及中国与华侨、华人所在国的各种因素。中日两国的人口变迁、社会变迁以及中日民族关系的变迁等各种因素都会对日本华侨、华人的数量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因素有主次之分、大小之别。     

《离散族群与信任:古巴、墨西哥和中国的崛起》出版

正由墨尔本大学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副教授艾德里安H.赫恩(Adrian H.Hearn)著的《离散族群与信任:古巴、墨西哥和中国的崛起》(Diaspora and Trust——Cuba,Mexico and the rise of China)一书的英文版于2016年3月由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通过政治和经济学分析,结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赫恩分析了古巴、墨西哥两国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并重点阐述了华人社会如何深化     

移民社会资本与双重行业结构——基于墨西哥华人访谈资料的扎根理论分析

跨国移民群体在移居国形成了典型的族裔经济,表现出"依存—发展"的双重行业结构特征。论文引鉴既有社会资本的定义,细分了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以墨西哥华人移民多样本案例为数据基础,构建出社会资本对双重行业结构的建构机制。研究显示,生产机制、维护机制和发展机制构成双重行业结构的三阶段,分别影响了后者的形成、强化和变迁;社会资本的子要素分布在不同的理论范畴的形成过程中,不同要素发挥作用的比例、强度和关系在三阶段中有显著差异;社会资本通过信任、非正式制度维护族群合作关系网路,进而作用于双重行业结构的建构过程;双重行业结构功能的保护作用明显,并处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形塑新一轮的社会资本;核心家庭是移民行为发生的基本单位,构成族裔经济发展的决策单元。     

再华化与印尼华人的身份重构——以印尼客家人为中心的考察

以印尼客家人这一华人次族群为个案,以身份构建为视角,论文通过考察印尼华人再华化的内生动力,揭示了再华化这一概念内涵的复杂性及其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论文认为,再华化本质上是印尼华人在民主化改革后进行身份重构和争取合法权利的手段,其根本目的是赋予"印尼公民"以文化多样性和政治包容性的内涵。协调中国移民后裔与印尼公民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关系,是印尼华人身份重构的根本任务。印尼客家人通过政治参与以及积极推动华文教育、华人社团和华文报刊的复兴,为再华化与印尼华人的身份重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印尼华人的再华化与身份重构都是未完成的事业,二者的未来走向既取决于印尼国内政治的变迁,也取决于印尼华人社会的选择与内聚力。     

21世纪初欧洲华人社团发展新趋势

论文探讨了进入21世纪以来,欧洲华人社团呈现出的三个并行不悖的双向发展趋势:地缘性社团以原居地或住在地为基础双向延伸、业缘性社团结构类别与社会影响力双向拓展以及政治类社团宗旨的双向分化。提出了进一步深思的问题,一是华人社会的组织化构建渠道多元化。多元化路径寻求有效的社会粘合剂,是当今海外华人社团发展的普遍趋势,也与当今国际社会多元组织架构发展的大趋势相互吻合。二是华人群体的体制化诉求意识显性化,包括政党路径、利益集团抗争、法律维权、街头游行示威等。三是华人群体的族群性联合依然主流化。仍然以"同为中国人"的纵向族群性联合为号召,其所显现的依然是华人移民族群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自成一体的共性,真正与当地其他各民族人士结为命运共同体,进入超越族群边界的组织化建构,还只停留于个体化的呼吁和努力之中。     

21世纪上半叶发达国家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态势

21世纪上半叶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发达国家将以更大的拉力吸纳其所需人才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差距依然存在 ,对华侨华人产生的推力作用依然存在。有鉴于此 ,今后 2 0— 30年 ,发达国家的华人社会 ,其规模不仅可能由目前的 6 0 0— 70 0万人急速膨胀为 2 0 0 0— 30 0 0万人 ,而且其成份亦将更为多元化、年轻化、知识化。如何使中国人的海外迁移活动成为对华侨华人自身、对其居住国以及对其祖 (籍 )国三者均有利的三赢行为 ,是有关各方面临的共同课题。     

华人在越南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越两国自古关系密切,越南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国情相似,经济互补性强。目前,在区域一体化、东盟合作加强和中越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加强合作是大势所趋,两国人民迫切需要增进了解。而越南华侨华人在中越经济交往和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研究越南华人的历史与现状,增进我们对越南华侨华人经济与中越关系和贸易往来之间关系的了解,有利于两国更好的合作与发展,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发挥华侨华人的作用来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服务。本论文主要以历史发展的时间为线索,从经济方面,动态地分析和描述华侨华人向越南迁移的历史和在迁移过程中华人经济的形成、发展以及对越南经济发展的影响。     

东南亚华人与土著民族的族群关系研究－以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为例

东南亚华人与当地土著民族的族群关系是一个敏感而又复杂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东南亚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关系到华人在东南亚的生存和发展,还直接关系到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本文以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为例,从民族学的角度,探讨华人与当地土著民族的关系,分析西方人殖民东南亚时期与东南亚国家独立建国之后华人与土著民族关系的情形,阐明东南亚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主要不是由于文化的差异引起的,而是族群文化差异被政治化和经济化所使然。     

从留根教育到综合素质教育:西班牙华文教育发展的新趋向

论文梳理了西班牙华裔子弟华文教育的发展历程,借助实地调研、问卷与访谈等手段对当地华文教育现状进行了考察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了西班牙华人社会发展新形势下的华文教育新趋向。研究显示,西班牙的华文教育具有起步晚、发展迅速的特点,并存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突出问题。近年来,西班牙华人社会的高速发展及社会需求的转变,促使当地华文教育由传统的以教授华语为主要目标的留根教育逐渐向旨在帮助华人二代移民适应当地社会、提高群体竞争力的综合素质教育转型。华文教育的变革折射出西班牙华人社会的发展变迁,为二代移民建立跨文化视角下的双向族群认同创造了条件。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中国社交媒体中的海外华人形象——基于爬虫技术获取大数据的分析

论文通过爬虫编程抓取疫情防控期间中国社交媒体数据,探讨了在新冠肺炎疫情这种突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海外华人媒介形象的建构问题。论文认为,在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风行的时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中国社交媒体中的海外华人媒介形象呈现多元类型,既有在祖(籍)国和住在国"双重"的抗疫防疫形象,也有在祖(籍)国和住在国"双重"的被质疑者乃至被歧视者形象。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3月中下旬,海外华人在中国曾遭遇严重的负面形象危机,但很快通过政府"稳定器"、主流媒体"把关人"、受众"自净化"等机制实现形象修复。其启示之一是媒介形象修复依赖于"现实社会—媒介—受众"三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启示之二是开放的网络环境,虽然会生成大量夸大信息和不实信息,但同时,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受众,可以通过主动发声以及辩论讨论,消除误会,弥合分歧,激活理性健康的正能量。此次疫情,对于海外华人的网络媒介形象构建,有"危",更有"机"。     

海外华人跨国主义实践的模式及其差异——基于美国与新加坡的比较分析

论文参考有关跨国主义的理论文献和实证研究,分析了移民个人、移民社会以及民族国家在国际移民进程和跨国活动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考察了在美国和新加坡的华人新移民及其社团组织与祖籍国之间互动模式的变化。结果显示,由于国际移民的迁移历史以及移居国(地)结构的多重差异,导致了海外华人社会在人口构成和族裔社区建设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个人、社团、祖籍国和移居国实际上并不是单方面地影响着海外华人的跨国活动及其与祖籍国的互动关系,他们的互动关系还受到国家关系和地缘政治等宏观因素的制约。因此,国际移民参与跨国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更好的、更广阔的创业和就业机会,以便提高个人和族群在移居国的社会地位,但其结果因移居国社会的结构因素影响而产生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