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讨》

20 0 3年 1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由伊原泽周著的《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讨》 ,42 7万字。该书汇集作者的 2 3篇论文 ,分为近代外交成立时期、甲午·戊戌时期、辛亥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四部分 ,讨论了 19世纪 70年代至 2 0世纪 40年代中日关系史重要的人物、事件 ,较为客观地叙述了这一段历史。《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讨》     

纯粹学者朱维铮

3月10日晚,离朱维铮先生过世几个钟头,自书架上抽出先生的几本书——《壶里春秋》、《中国经学史十讲》、《走出中世纪》、《走出中世纪二集》,在重读里同先生告别。     

走向国际学术对话

粗翻了一遍,我感到这本刊物的发行像新近问世的《西学研究》和《历史与当下》一样,充分展示了——从大的方面说是我们国家,从小的方面说是我国世界史学的——开放性。首先,“经济—社会史”这个学科概念就是“舶来品”;再有,在编委和作者中都有外国学者;最后但也最重要的,是书中中国学者的论文从选题、立意到分析、阐说都与国外学界的研究同步,     

2003年海内外中日关系史研究述评

笔所见2003年国内出版的图书有：伊原泽周,中华书局1月出版的《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近代中日关系史探讨》;马洪武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5月出版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沙必璐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7月出版的《血肉丰碑——侵华日军滇西暴行与滇西抗日纪实》;楼子芳,台北世界综合出版社7月出版的《抗日烽火中的台湾义勇队》;渠长根,     

学者当如“火腿”王国维

在近代学术史上,王国维是深受新老学者推崇的大家之一。他集宋代词句概括出的治学“三境界”广为传诵,引起后世学者的强烈共鸣,许多人一生以此作为勉励自己的座右铭。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分别为“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晏殊《蝶恋花》）;“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凤栖梧》）.     

何如璋是否向日本人提供过情报——与孔祥吉先生商榷

孔祥吉先生在2004年3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两封不该发出的信——叹何如璋之不慎失足》一文,文中依据“日本外务省档案馆所藏何如璋两封信”,指称中法战争前夕,曾任驻日公使的何如璋有向日本情报人员提供机密情报之事。同年4月,孔祥吉先生与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合著《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一书出版,该书《首任     

2011年中日关系史研究述评

一 中国方面的研究 （一）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再探讨《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鉴于2010年组织国内外知名学者就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本身及其遗留的一些问题继续开展讨论或“共同研究”,获得了较大反响,故又在2011年连续组织了4期“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再探讨”的对谈文章,进一步使国内外学界了解了目前中日两国关系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学术环境,颇受国内外学者重视。     

一部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史的力作——评《国共两党关系史》

一部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史的力作——评《国共两党关系史》毛磊张勇国家社科“七五”规划重点课题《国共两党关系史》（马齐彬主编）于１９９５年１１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凝聚了作者们的劳动和心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一部研究国共关系史的力作。与以往...     

中国学者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论语》研究

本文就“论语”一名之来历及含义、《论语》的编纂者、历代注本、历史影响、时代价值、出土文献、海外传播等七个方面,对中国学者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论语》研究进行了概述,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中日“广田三原则”交涉中的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

中日“广田三原则”交涉是1935年10月至1936年12月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交涉过程时起波澜,给木来已经卜分紧张的中日关系凭添不少剑拔弩张的气氛。关于这一交涉过程中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较全面的有梁敬heng先生《广田三原则》、《华北自治运动》两及齐福霖先生的《“广田三原则”与国民政府的对策》一。     

广西最早的学者——陈钦

陈钦（？-公元15年）,字子佚,世居交州苍梧郡广信县（治所在今梧州市）。陈钦自幼即受到良好教育,熟习《易》、《书》、《诗》、《春秋》和《礼记》。西汉成帝刘鳌时（约公元前32年至公元7年）,被交州刺史以“茂才”（即秀才）荐举,到京城长安后被任为“五经博士”,不久,又获举荐为教育刘汉皇家子弟及族戚和掌管朝廷君臣祭祀宗庙礼仪的太常官员。陈钦博览群书,才华出众,对《左传》一书尤为精通,[第一段]     

“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海内外学术界对北洋时期中国外交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为交流海内外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进一步推进民国外交史的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和《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     

40年来中国古代边疆理论研究的思考

正中国边疆是中国边疆学的研究对象,其暗含的理论前提是,中国边疆研究需要从国家与边疆相结合的视角出发。从这个角度说,所谓中国边疆学是研究中国边疆的科学。1981年在香山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提出当代中国"境内各民族在历史上活动的范围"论,     

百岁学者姚奠中访谈录

姚奠中,1913年生于山西稷山县南阳村,曾先后在运城、太原、无锡、苏州求学,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晚年收录的7名国学研究生之一。1936年起,胸怀教育救国理想,辗转江苏、安徽、四川、贵州、云南等地任教,1951年秋到山西大学。执教60余年,善教播德,备受学生爱戴。先生是古典文学专家、诗人、书画家,学问贯通文史哲各领域,出版著作（含主编高校教材）23种,结集出版了《姚奠中论文集》、《姚奠中讲习文集》、《姚奠中诗文集存》等。诗、书、画、印被文学艺术界誉为四绝。曾先后在中国美术馆、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举办个展。2009年荣获中国书法最高奖——第三届兰亭奖终身成就奖。冯其庸盛赞姚奠中为“雄才博学百年身,四海堂堂第一人”。近日,本刊资深作者张建安对姚先生进行了专访。     

安徽“中日关系史与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黄山市举行

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安徽省中日关系史学会于9月20日至22日在黄山市举行“中日关系史与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学术讨论会”。到会代表30多人,提交论文近20篇。会上对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现将一些观点介绍如下。一、关于中日关系史的分期问题。传统分法大都按照中国史或日本史的分期来划分,有些学者过去曾对此提出异议,同时也提出了各自的分期观点。与会代表扬正光认为,按照中日关系发展的过程、特点和规律进行分期的观点较为可取,并据此提出应把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作为中日关系史的古代和近代的分期界限,而现代中日关系史的     

大学者束星北

李政道向周总理推荐的老师 1972年10月14日,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回国。这是他1946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时,希望他能为解决中国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李政道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法国学者富尔格谈城市史研究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邀请,阿妮·富尔格（Anni Fuorcaut）教授于2006年9月15日至19日在世界历史所进行为期4天的学术访问。富尔格教授从2000年起担任法国巴黎一大20世纪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并从事巴黎一大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法国社会史,尤其是法国城市问题、妇女问题。目前重点研究19—20世纪法国城市政治的起源、新城市中多数人的决议及其代表等。发表的主要作有：《法国的高层建筑》（2004年出版）、《1926—1960年的郊区》（1992年出版）、《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工厂女工和福利负责人》（1982年）等。她在世界历史所讲座的题目是“现代法国城市史研究”。[第一段]     

财税学者李炜光和他的宪政梦

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克巴士底狱之夜,当路易十六听到消息时询问身边的廷臣昂古尔公爵：“这是一场叛乱吗？”昂古尔回答：“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任何一个社会出现足以颠倒乾坤的危机,前兆必然是财政危机”,在《逃往瓦朗纳斯》一文中,李炜光将宪政一财政一危机一革命的关系,像解剖麻雀一样清晰地呈现给世人。     

读《中日关系史考》

读《中日关系史考》冯佐哲日前,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勇教授来京将其近作《中日关系史考》（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月出版,２０万字）一书惠赠笔者,拜读之余,感触良多。《中日关系史考》,全书共分４篇,１６章。从时间上看,上自隋唐下迄近现代,分别...     

修志被重视与学者成“明星”

近几年来,修志工作日益受到社会重视。2006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与人事部联合表彰了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国务院颁布了《地方志工作条例》,被称为修志界两大盛事,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在此前后,中央电视台推出了“百家讲坛”,《光明日报》设置了“国学讲座”专栏,编发了一批以往不为大众所知但却学识深厚的国学专家的名篇宏论,也造就了一批像易中天、于丹等以通俗语言、贴近生活的思维方式传播历史、解读名著的学者“名星”,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修志由冷变热和学者成为“名星”,这两种现象,表面上看风马牛不相及,但却产生于同样的历史背景,同一个时代潮流,承担着共同的历史任务——继承、传播、发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基础性史实和对这些史实价值进行深入的探讨,作出科学的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