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发生原因研究述评

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运动,是我国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践中所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和失误。导致"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原因何在?近十余年,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了多种观点。本文就这些观点作一述评。     

论"大跃进"战略的形成

1957年批判"反冒进",形成了所谓"积极平衡"的理论、生产建设中浮夸风的政治气候和行政运行上的互动机制。在毛泽东看来,要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资金和物资的缺口可以依赖发动群众实现"积极平衡"。发动群众,其思想渊源与当年"大生产运动"有着密切联系,在经济上的涵义是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于是,在中国,"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就意味着:通过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既试图加快重工业的发展,又试图在较少资金投入下加快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实行"两条腿走路"。在此路径下,"人定胜天"的观念与浮夸风两者相互作用,终于形成了"大跃进"战略。     

"大跃进"时期扫除文盲运动述评

1958～196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大跃进"时期.在各行各业"大跃进"的带动下,全国也很快地掀起了扫除文盲的"跃进"运动.这一运动随形势发展,由兴到衰,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扫除文盲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浮夸现象,但一些具体的做法也不无借鉴意义.     

十年来"大跃进"研究若干问题综述

作为一个时期和社会运动的“大跃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1995 年,谢春涛发表的《“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一文,就学术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 90年代中期对“大跃进”运动的研究情况,作了综述。本文拟就1995年以来学术界有关“大跃进”研究的新的学术观点作一综述。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文章篇幅及本人视野所限,本文涉及和参考的主要是研究“大跃进”的有关学术论文(包括一些概括性的资料综述和回忆,     

对"大跃进"时期江苏省农业中学的宏观历史考察

1958年,农业中学最先诞生于江苏省.在"大跃进"运动的影响下,江苏省农业中学的学校数量及在校人数迅速膨胀,成为全国教育"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在整个"大跃进"时期,江苏省的农业中学始终保持了一个庞大的规模,直到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其盲目发展的势头才得以遏制并开始逐步调整.     

邓小平和陈云对"大跃进"的认识

邓小平和陈云对"大跃进"认识的相同点为:他们都希望我国工农业生产和建设发展得快一些,但又认为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他们起初都是从积极的方面看待和支持"大跃进"的,后来看到"大跃进"运动中出现一些"左"的错误,思想认识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不同点为:"大跃进"运动之初,邓小平表现比较积极,而陈云则相对冷静;对于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邓小平是没有反对,而陈云是没有说话;邓小平后来多次谈到"大跃进"并进行反思,而陈云则很少谈及"大跃进"。邓小平和陈云对"大跃进"的认识存在不同点,其原因是:他们在"大跃进"运动中承担的领导责任不同;领导经济工作的思路不同;工作经历和在党中央的领导分工不同。     

"四清"运动中重划阶级成分始末

"四清"运动开展以后,随着对阶级斗争形势估量的越来越严重,重划阶级成分的问题被逐渐提了出来。1964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明确提出要重划阶级成分。从各地实行的情况来看,它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项政策之所以能制定出来,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它是无休止地强调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其次,它是中央领导与地方领导互相推动的结果。再次,它也反映了部分贫苦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     

1958年的文艺"大跃进"运动

1958年,中国掀起了以"超英赶美"为目标,以大炼钢铁为中心内容的"大跃进"运动."生产大跃进,文化紧紧跟.……     

"三国同谋论"分析:朝鲜战争起源的再思考

在朝鲜战争起源的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朝鲜战争是在苏联、中国和朝鲜周密的共谋下发动的,这种说法后来被称为"三国同谋论".但这种说法与最近公开的资料并不相符.本文以中国、苏联的新资料为依据对以往的"三国共谋论"进行了反驳,并得出结论:中国不仅没有参加策划朝鲜战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动这场战争持不赞成的态度.     

中国"儒家社会主义"论析

“儒家社会主义”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与西欧和俄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相比,诞生时间早、经历时间长,对古今中国的影响恒久深远。儒家社会主义理论包括其高端纲领——大同社会论,及其低端纲领——小康社会论。“儒家社会主义”是宝贵的民族精神遗产,既有其理想的光辉,又有其空想的色彩。历史证明,惟有科学社会主义与和谐进步的科学发展理论方为当代中国践行必胜的思想道路。     

苏联因素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影响

本文初步探讨了苏联因素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影响,认为苏联的建设成就使毛泽东坚信,只要真心实意学苏联,中国经济就能获得高速发展;通过借鉴苏联模式,毛泽东探索出了"大跃进"的发展方针;通过批判苏联领导人的"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作风以及通过打破苏联模式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毛泽东使党和人民清除了民族自卑心理,振奋了民族精神,从而全面投身于"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期间的深耕土地运动

1957～1958年,毛泽东对山东省厉家寨村和河南省长葛县深翻土地增产经验的总结报告充分肯定,号召全国学习,通过深翻土地达到增产目的。1958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全国在两三年内,将一切可能深耕的土地全部深耕一尺以上。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深耕土地热潮。在运动中,各地积极组织学习长葛县的深翻土地方法和经验,开展群众性深翻土地大会战。科研人员也积极研制和改造深翻农机具,总结和论证深翻措施及效果,开展深翻土地创高产试验。尽管通过深耕土地达到增产在一定的科学范围内是可行的,但1958年全国性的深耕土地运动,在翻土深度、进度和数量上层层加码,出现了许多盲目蛮干的事例,未能取得预期的增产效果。     

论反右派斗争对"大跃进"运动的影响

反右斗争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其与紧随其后的“大跃进”运动的相互关系来说,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对知识分子的沉重打击,为“大跃进”运动中普遍忽视和不尊重科学与客观规律埋下了祸根,并为唯意志论的张扬提供了条件;进一步助长了报喜不报忧的虚报浮夸风气的滋生与蔓延,使错误得以延续更长时间,并且加重了困难的严重程度;助长了党的主要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盲目乐观和盲目决策的情绪;强化了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方略上的“左”倾错误。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财政支援农业的历史考察

由于"左"的错误和自然灾害,中国在1959～1961年出现了三年经济困难,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农业生产遭遇严重挫折,粮食极度短缺。为加快农业生产的恢复,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制定了"吃饭第一"的方针,要求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利用财政手段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是贯彻这一方针的重要举措。国家财政支援农业的措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减少提取农业剩余;二是直接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财政投入。     

关于毛泽东"超英赶美"思想演变阶段的历史考察

“超英赶美”是毛泽东在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形成的重要思想,它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根据毛泽东“超英赶美”思想发展变化的特征,可把其划分为提出、号召、降温压缩、二次膨胀和终止等五个阶段。     

"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陈云经济思想及其意义

陈云在"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提出了丰富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是其以综合平衡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论和以"三个主体、三个补充"为基本内容的经济体制构想的充实和发展,不但对当时克服严重经济困难的决策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Commentary. The Disease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The accompanying articles that speculate that Alexander the Great had a traumatic carotid dissection or congenital cervical scoliosis demonstrate the difficulties in retrospective diagnosis as a historical enterprise. The extant primary sources were written centuries after Alexander’s death and are ambiguous in their original languages, and even more so in translation. Thus we cannot be certain what illness Alexander actually had. Furthermore, anachronistic diagnosis removes Alexander from the medical context of this time, telling us little of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bout him. Such investigations also illustrate the more general limits that the absence of context imposes on the study of ancient history.     

大革命时期中央银行初创资本金考

广东革命政府于1924年创立的中央银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以“中央银行”命名的国家银行,尽管严格讲它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国家银行,却是后来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滥觞,在金融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北伐战争时,它担负起一切军政费用的支应和调拨的责任,对支援革命战争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于该行的开办资金,历来学界大都认为有粤币毫银1000万元,但根据对有关史料的分析和考证,这笔款项其实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