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抄家物资处理价款清单

2004年底,因为搬家,在清理杂物时,妻子卢璜找到了她家于“文革”后期留存下来的一份抄家物资处理价款清单。看着清单上那些物品名称和折价金额,真叫人百感交集,恍若隔世。卢璜的家被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秋。当时那场抄家风起于“八·一八”之后的8月下旬,由北京的红卫兵发起,迅速波及全国。那时,卢璜家在重庆城中的德兴里巷内,家里只有她父亲和母亲两人,她大姐在北京工作,哥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川东忠县乡下教书,她和另一个姐姐在远离重庆的大巴山区大竹县神合乡山上的所谓林场当“知青”。她是1964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庭出身”问题被剥夺     

并非笑话和假话的荒诞事

十年浩劫期间,林彪、江青等一伙野心人物凭借他们取得党中央的一部分权力打着最“革命”的旗号和“高举”、“无限忠于”的幌子,将个人崇拜推向了极至,一些政治工作的内容泛滥到日常生活,使人啼笑皆非。     

“一打三反”在我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政治运动便一场接着一场,其中涉及农村而且影响最大的要数发生在1969年冬至1971年春之间的“一打三反”运动。     

魂断燕山巨星落——邓拓最后的岁月

1966年北京的暮春，本该是最美好的春潮花期。而这年不同于往年，政治阴霾密布，硝烟弥漫，一场政治暴风雨即将来临。在那“乌云压城城欲摧”的黑暗时刻，真叫人透不过气来。     

章士钊冒险上书谏“文革”

章士钊虽然没有谏停“文革”,然其上书的拳拳之心,展示了一个正直知识份子的高尚人格。[编者按]     

胡风冤案在武汉始末

1955年春夏之交,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席卷中国大陆。江城武汉,同京、津、沪一道,顷刻间卷入了那场风暴的中心。历史的经验应该记取。胡风冤案在武汉的是是非非,来龙去脉,现在已到了可以细细评说的时候了。     

郭影秋临终口述：“文革”亲历记

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之后,我常常在思考,那场所谓的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大恐怖、大灾难、大浩劫、大噩梦。其造成的恶果,对整个党和国家来说,几濒临党亡国毁的局面,对个人来说也常造成家破人亡的厄运。因而,无论是全党或者是个人,都应对之进行严肃的反思与总结,应当把当时的各种阴暗与丑恶,统统暴露在阳光之下,以使这种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天天读”备忘录

1968年秋,我在河南郑州,此时“文革”正在高潮,在社会上闲荡了两年之后,我们这些小学六六届毕业生终于升人中学,在“工宣队”、“军宣队”的领导之下开始“复课闹革命”。所谓“复课”,复的当然不是“文化课”,而是“阶级斗争”这门“闹革命”的主课。整天价不是对从赫鲁晓夫、刘少奇到不少我们连名字还叫不出的     

反张春桥的“胡守钧小集团”

30多年前,“胡守钧小集团”作为上海民间第一大案,曾震撼过神州大地。“一月风暴”打开了“文革”初期全面夺权的序幕,张春桥官运亨通,权倾朝野;但他做梦也未想到,暗中竟被一位小人物盯上了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在“文革”中为两位省委书记申冤

为甘肃省委原第一和第二书记请命，是我记者生涯中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事情发生在27年前。那时，阴霾密布的中国由于邓小平同志的复出，现出了一缕曙光，我们新华社因之处境改善，于1975年4月中旬，在中办招待所召开了多年未曾开过的国内工作会议。     

想到康生的作恶

“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个巨奸大憝揭批不够,就是万人侧目的康生。康生作恶多端,死后最终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罪有应得。人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能够混迹革命队伍多年,官越当越大,最后竟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8月1日,在建军节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他的名字还位列周恩来、朱德名字之后,被称为“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老一辈革命家?直到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才作出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对他的悼词。     

粉碎“四人帮”全景写真（下）

“我搬到玉泉山以后,得到消息说,‘四人帮’的爪牙,在上海把红纸都抢买光了,准备迎接他们的大喜之日了。”     

陈景润事件始末

1973年3月,北京的冬天远未离去。人间社会和自然界的气候一样,充满了寒意。“文化大革命”的寒流,仍在肆虐中国大地,各条战线正在深入地进行着“斗批改”。此时的中国,国民经济各部门都陷于瘫痪,科学、教育、文化一片混乱。惟有那“革命”层出不穷,日新月异。     

彭真抵制批判《海瑞罢官》纪实

1965年初冬,飞扬的黄沙．污染的烟尘,在首都上空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迷雾。特别使人感到不安的是政治空气的压力越来越沉重了．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期间发生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促进了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准备了思想条件。记述这一大讨论的文章,不仅引起报刊读者的兴趣,更为史家和党务工作者所关注。讨论期间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成员、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室和理论研究室主任的吴江,是这场讨论的具体组织者之一。记述这场讨论的文章已不少,吴在耄耋之年,本着为历史留下点记录的心情,写下了这篇文章并交本刊发表。这是我们很高兴的事,想来也一定会得到读者的欢迎。     

我在非常时期接触的特殊人物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我先后被借调到中央所属的几个单位去临时工作。那正是我们党和国家风云变化、历史大转折的时期。我有幸在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与走上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见识到一些不平凡的人和经历过一些不平常的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评北京大学那最无光的一页——读季羡林《牛棚杂忆》书后

北京大学有过辉煌历史,这辉煌不仅属于北大,同时也属于全中国。北京大学也有过悲惨和很不光彩的一页,同样也不仅属于北大,同时也属于全中国。感谢季羡林老先生把这一页记下来了,这就是他的《牛棚杂忆》。我相信这本书将流传下去,坚信后人将比我们幸运,他们将拥有更多的自由来充分探讨书中提出来的那些问题。否则我们这个国家就太没有希望了,我不相信她没有希望。     

梁漱溟与冯友兰晚年的一次会见

梁漱溟、冯友兰是中国现代文化史、思想史上两个耀眼的名字,两人有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年龄相近,冯友兰生于1895年,梁氏长他两岁;同为蔡元培主持下的“北大旧人”,梁漱溟1917年受蔡元培之邀入北大教印度哲学,冯友兰则在此前两年考进北大学习中国哲学;同为     

文革中的荒唐事

“文革”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是充满血腥、荒唐的一段历史,我们这些从“文革”走过来的人有责任阻止它的重演,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文革”的丑陋和邪恶记录下来,留给后代,从中接受教训。“文革”荒唐事比比皆是,我写下几件亲身经历的小事也许微不足道,但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这些荒唐事的可笑、可气和可悲。这些事,儿辈或许多少知道一点儿,孙辈可能完全陌生了,一定以为奶奶为他们讲“天方夜潭”的故事,故而把这些血泪斑斑的残暴行为命名为“文革逸事”,让后人来评说吧。     

关于“安亭事件”的一些资料

“安亭事件”是上海“工总司”成立后制造的一个卧轨事件,是搞垮上海市委的一个严重步骤。其概况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