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御制汉柏诗图碑》解析

帝王巡行封禅祭祀泰山这一极具历史延续性的行为,让帝王与泰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乾隆皇帝作为泰山的常客,其所作《乾隆御制汉柏诗图碑》制作精美,并立于图中所绘的汉柏树旁,实景与画做对照的景观实属罕见。但由于碑刻年久,有些字迹漫漶不清,观者多做书画作品欣赏。作者结合乾隆帝的原作品及部分史料,通过研究乾隆祀泰山的起因以及在29年间四次为汉柏绘图赋诗的过程,对碑中所刻诗、画进行全面解析。     

从《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看清代中叶陕西省河渠水利的时空特征

清朝乾隆年间是陕西省各项水利事业取得建设成就最为显著的时代。本文利用宫中档案奏折中有关陕西河渠水利的具体统计资料,初步探讨了其在区域分布及发展状况上的时空特征,并通过历史纵横方面的比较,明确了其应有的社会功效以及在本省水利发展史上所处的历史地位。     

乾隆时期宫廷对藏墨的整理

乾隆时期,对宫廷内藏墨进行了大规模地整理.整理的方式主要为清点、鉴选、分类、装箱、修补、再和.再和时将较多的旧墨、破墨捣毁,制成新墨,还对个别旧墨进行复制.这一活动使大量旧墨得以保存,同时对大量藏品进行毁墨再制,使原本流传的墨改形易容,后人知其物不识其物.     

关于乾隆时期钱值高昂问题的考察

雍正皇帝为稳定商品市场的银钱比价,对铜钱制度深刻反思后进行了全面改革,至乾隆时期,改革后的铸钱成本长期保持在铜钱千文含银一两以下, 成本较低。而同一时期商品货币流通领域铜钱对纹银的兑换却低于一两,钱价高昂,钱价与钱值相悖。形成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对铜斤实行垄断经营、压低价格。基于清政府对鼓铸用锎垄断价格而形成的铸钱成本,并不能真正体现钱文的价值含量。铸钱成本的高低应取决于商品市场铜铅价格的高低。乾隆时期钱价高昂,正是当时商品市场铜价昂贵的曲折反映。     

雨花阁:乾隆朝宫廷佛堂建设主导思想论

乾隆帝崇信藏传佛教,修建了众多的佛堂,本文从雨花阁的修建原由、时间和供奉内容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雨花阁是清宫的佛堂中心,其供奉虽然遵循佛教经典而陈设供奉,但却渗入了浓厚的皇权思想,包涵了清宫佛堂的两大供奉主题。它揭示了佛堂背后隐藏的乾隆皇帝建设佛堂的主导思想,奠定了众佛堂发展的基调。     

论乾隆朝四库修书的失载

乾隆时四库修书,因民族和本朝忌讳、修书与学者眼光、管理疏漏及馆臣舞弊等,其所收并不全面。有该收而未收者,有故意摒弃删毁者,这给四库修书著录带来了缺载,亦为文化上的一大损失。     

盛世隐忧：从乾嘉文治看清朝由盛而衰

以盛世光环载入史册的乾隆朝在文治领域潜伏着重重隐忧。当时朝廷重视经学,而思想上却不认同民间汉学;虽然承袭庙堂理学,却对其内圣外王鲜有心得,并且压制朝野理学的发展。同时,统治者的信仰世界混乱、迷茫。嘉庆朝的经学政策略有调整,重新重视理学,又强调以勤简为政,但总体上缺少新意,无济于事,清中期遂成武功彰显而文治偏失的格局。这也是清朝由盛而衰的重要根源。     

乾隆前期直隶留养局的空间分布特点及原因分析

文章以同治《畿辅通志》为主要资料,对初创时期直隶留养局的空间分布进行探讨,揭示了其既普遍又不均衡的分布特点,并对形成该特点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行政命令的统一性是这一慈善组织普遍设立的主要原因,区域自然环境、自然灾害频繁程度、经济状况、人口密度、与交通线的关系以及地方官员的积极性等是影响其分布不均衡的因素。     

清乾隆中后期罚扣大员养廉银与其行政处分之关系探析

自古为官皆有禄,禄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在清代,从雍正朝开始,外官不仅领有俸禄,还有丰厚的养廉银.迨及乾隆中后期,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因素的综合作用,在治政中频繁出现了罚扣督、抚、藩、臬等地方大员养廉银的情况,这形成了乾隆朝官僚政治的一大特点.从乾隆罚扣地方大员养廉银的缘由、目的及具体运作来分析,这项措施与地方大员所受的行政处分有密切关系.即在运作中,出现了以罚扣大员养廉银代替其所受行政处分的情况,而且这种代替经历了开始、发展、减弱、制度化等过程,最后以法的形式在乾隆后期确立下来.本文对此做一粗浅分析,试图揭示乾隆时期处分制度的再调节与多样化.     

乾隆初年政府职能扩展的几个例证

世界历史在18世纪出现了罕见的“共时现象”,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政府职能的扩展。但在中国,相比之下这段历史却不太为人注意。本文力图展示乾隆初年清代政府在劝农、兴修水利和开矿几个方面的所作所为。如果说,在18 世纪的西欧,政府职能扩展已属于一种“现代现象”,那么我们又应如何看待中国的这段历史?     

高斌《南河图说》与乾隆首次南巡研究

雍正年间黄河河政管理制度的变化,推动了清代黄河图绘制内容和机制的变化;而康熙年间张鹏翮所绘河渠水利图集的内容和形式,也影响了乾隆年间江南黄运河图集的编绘。海内外分别收藏有以江南黄河、运河、洪泽湖、淮河工程为主题的河渠水利图集一"南河图说",经考证均为乾隆十五年(1750年)江南河臣高斌、张师载等人在乾隆帝首次南巡的背景下绘制呈送的定本、副本或后人摹绘本。《南河图说》既是河督高斌反映河情、陈述治河政见、彰显治河政绩的工具,也是乾隆帝确定南巡路线、了解河务、进行河政决策的重要依据。《南河图说》的绘制、呈奏和运用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乾隆首次南巡的模式,对研究乾隆南巡和乾隆朝河政运作具有重要价值。     

The Face of Disobedience: obedience and insubordination in a military environment in the reign of King Charles XII of Sweden 1

In what is generally referred to as Sweden's Age of Greatness (1617–1721), Swedish armies ravaged Europe and Russia. The resulting manoeuvres, battles and sieges have been frequently described by Swedish military historians, yet rarely have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Swedish armies been a topic of inquiry. This article presents one such analysis, with a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litary commanders and their subordinates in the age of King Charles XII of Sweden (1697–1718). By studying different types of violations of insubordination, my aim has been to identify the various informal rules that determined the nature of the subordinate–superior relationship, with a special focus upon the reasons for insubord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