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康安家族与藏地的不解之缘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带大军击败廓尔喀的福康安,受到乾隆皇帝的专宠之甚,几乎是乾隆晚年朝堂上唯一一个可以翻白眼给和珅看的人,也是乾隆——嘉庆年间朝廷的灭火队,甚至受封郡王,恩宠已极。其实,这倒不是福康安一人的实力超群,我们在此小小分析一下福康安的豪华世家,也看看他所在的满洲富察家族在清代驻藏的历史上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高祖父:哈什屯曾祖父:米思翰祖父的兄弟:马齐,康熙朝和张廷     

近50年来清代奏折制度研究综述

奏折制度,是清代特有的一种官文书制度。奏折,亦称密折、折子、奏帖,作为臣工直接上奏给皇帝的上行文书,虽与清代以前各朝代臣工上呈给皇帝的奏章、奏疏等有一定的联系,但学界普遍认为它是清朝特有的。清朝灭亡后,奏折制度也被废弃。随着大量密藏深宫的奏折公诸于世,奏折特有的史料价值很快为学术界所认知,并被用于对清代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近50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清代的奏折制度及相关问题,展开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许多问题上,仍存有很大的分歧。因此,就近50年来的有关研究进行评述,对我们总体上认识清代的奏折制度,继…     

乾隆七年江淮水灾回眸

清乾隆朝60年间,各省区上报的水灾达514次,占自然灾害之首。一年发生水灾10次以下的有26个年头,10次以上的有34个年头。“黄河于丰县石林、黄村漫溢,淹浸滕县等六县卫;苏、皖、赣、湘、鄂、豫、鲁均遭水灾,损失之大,范围之广,为多年所罕见。”这是有关史料对乾隆七年（1742）发生水灾的一段文字记载。《清宫扬州御档》一书,收录乾隆七年的奏折百余件,其中有近50件,内容涉及水灾及赈济,这使我们今天可以通过档案史料及相关典籍记载,较为全面地了解乾隆七年,江淮一带发生的罕见水灾的真实情况。     

清宫漆器的运用——以沈阳故宫藏品为例

正沈阳故宫是清王朝的发源地,是我国保存完整的清代帝王宫殿建筑群之一,以其为代表的盛京文化、清前文化是享誉世界的人类文化遗产。这里不仅保存着清努尔哈赤、皇太极、乾隆三个时期所建的建筑群,还尊藏着皇家珍宝。自清中期始,北京紫禁城曾向这里输送过大量帝后御用器物和宫廷艺术品,这里是与北京宫苑、热河行宫齐名的清代皇家三大宝库之一。据辽宁省档案馆现存道光及光绪朝形成的盛京皇宫所藏古物清册来看,其中在《翔凤阁恭贮宫殿各宫陈设清册》《飞龙阁恭贮器物清册》内,均登记了大量宫廷御用品,其中宫廷漆器数量颇多。     

延续与断裂：明清《合州志》关系述论

清前期的《合州志》版本中,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初《合州志》抄本很可能不是康熙十一年成书的正式的《合州志》版本,而《古今图书集成》中所引用的《合州志》才应是康熙年间正式成书的《合州志》。此外,所谓乾隆初年许元基编的《合州志》抄本也是后人层累构建起来的一个并不存在的版本。清代现存最早且无争议的《合州志》版本为乾隆十三年本,该志与万历《合州志》之间存在一定内容上的联系。这种联系却不为乾隆十三年志的编修者群体所自知,体现出明清《合州志》内容的延续与修志记忆断裂的矛盾统一。     

乾隆朝书院运行实态探析:以宫中档为中心

<正>清代书院是清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学界对它的研究,就史料来源来讲,主要是书院志、碑刻、地方志和文集笔记等。《历史档案》2012年第3至4期连载了韩永福先生编选的《乾隆朝书院档案》。该批专题档案史料,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和上谕档,起自乾隆元年正月初八日,下至乾隆六十年八月十一日,对于研究清代书院史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学界迄今尚无集中利用该批档案的研究成果发表。本文拟依托该批档     

晚清夕照话“贵潘”

咸丰九年(1859)腊月,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的吴中人潘祖荫向咸丰帝写了一道奏疏,坚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这道奏疏救了左宗棠一命,并使他从独领一军起家,逐渐收拾起清王朝残破山河,成就了一段落日辉煌,也将清王朝覆灭的时刻表往后推迟了数年。一个半世纪过去了,2005年,又逢潘祖荫后人潘达于老人百岁华诞,当年3月初,《人民日报》和《文汇报》先后刊登了这条消息,并以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潘氏后人向国家捐赠国宝盂鼎克鼎的事迹。家族血脉天予祖荫苏州“朱户千家室,丹楹百处楼”,在这里,潘氏家族称得上是著名的煊赫…     

闽台“孪生御碑”之南普陀寺乾隆御制碑初探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福康安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之后,乾隆帝下令在海峡两岸竖立一对"孪生御碑"。台南的乾隆御碑基本保持了历史风貌,南普陀的御碑已非原貌,其历史变迁的细节鲜为人知。现借重修《南普陀寺志》之机,编纂者试图探寻该御碑的变迁过程。     

清史编纂中档案的整理和利用

档案的整理和利用是清史编纂工程的基础。目前,中国大陆约保存2000多万件清朝档案,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近代史所收藏了清代档案70多万件,此外,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大英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俄罗斯历史档案馆等也有约3万多件的清代档案。其中,康熙中期以前的许多档案是满、蒙文,康熙到乾隆前期有相当多的是满、汉合璧。清代的中央档案,特别是大宗的内阁题本和宫中朱批奏折是研究清代社会国计民生、庶政刑名各方面的重要原始资料。因此,清朝档案的整理和利用应贯穿于清史编纂的全过程,换言之,这一工作是清史编纂工程前期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     

由乾隆《颍州府志》看摊丁入亩税制改革

乾隆《颍州府志》系清代颍州知府王敛福亲自动笔修纂,是当时唯一的一部府志,初版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全志十卷。颍州府是皖北地区重要的农业经济区,雍正六年（1728年）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后,颍州府改革了赋税征收制度,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由于执行情况不同,各地田赋、杂税和存留比例均有差异,反映了清前期颍州府各州县经济发展基本状况。     

清代富察家族报国事迹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从金庸的《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琼瑶的《还珠格格》,到21世纪初的《铁齿铜牙纪晓岚》,再到2018年热播的《延禧攻略》,乾隆朝孝贤纯皇后的兄弟傅恒和他的儿子福康安,在各种戏说性质的电视剧中,呈现在观众面前的都是纷繁复杂的感情戏中"苦情男主角"形象.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傅恒和福康安父子俩究竟是怎...     

清乾隆初年律例官学小考

清乾隆二年年底至五年年底,内务府曾建立律例官学,教习内府旗鼓佐领下子弟学习律例,计划将其中学成合格者发至各部院衙门管理档案,以防书吏删改档案之弊。但律例官学因种种原因,仅维持了一届三年即被裁撤,其学生也未按计划派遣。律例官学持续时间极短,在清代历朝史料中未有特别记载。本文以内务府奏案和军机处录副奏折中仅见的一些档案,辅以其他史料中的些许线索,初步勾勒出乾隆初年律例官学自建办至裁撤的概况。     

四库七阁：皇家藏书的典范

提及《四库全书》,人们都会想到清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因为这部巨型文化丛书是他一手策划并最后定稿的。那么乾隆为什么要编修《四库全书》?这与天一阁又有怎样的关联呢?清代至乾隆朝时,统治已经基本稳固。汉人知识分子迫于朝廷对言论的控制,转向去搞文字训诂、经学考据。乾隆认为康熙、雍正两朝时所编修的《古     

南京博物院藏乾隆皇帝御书《佛说贤首经》

正清代前期,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被称为清代的盛世。在此期间,出于统治需要,清政府全面学习掌握汉文化,继承奉行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政策。组织译刻众多佛道经典便是表现之一,几朝皇帝御笔或敕臣精写的佛、道经文、疏论等更是为后人留下不少精美写本。南京博物院收藏了大量藏传佛教经典,也包括清朝皇帝的御笔手书,其中有一部乾隆十三年(1748年)御书《佛说贤首经》,尤为珍贵,本文即对这件作品进行介绍。     

藏史研究的又一批重要档案史料──贺《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出版

最近《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以不简称《选编》,已经公开问世,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该书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作编辑,材料主要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清代中央行政行衙署和皇家机构的档案,时间从议定朝觐到灵梓西归,起自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二月,迄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九月,书中公布了清中央接待六世班禅入门的有关文书。《选编》提供了又一批藏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是关心、研究西藏历史人们的福音。相信这对藏学工作者深入研究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生平及其人问活动的史实,会有所助益。其特点主要…     

石渠宝笈与古代书画鉴定

清代皇家收藏较之私家丰富得多,而且数量超过前期。清内府的书画藏品,都经专人鉴定,尤其是在乾隆时期,曾数次组织书画名家和鉴赏家对藏品逐一进行鉴定和品评,并区别出上等、次等两个等级,分详简逐一著录。由于乾隆皇帝酷爱书画,他本人常以鉴赏家自居,往往喜欢在书画上自加品评、题诗,加盖鉴藏印章。故而,他把清廷内府所收藏过或者鉴定过的书画作品,命大臣记录下来,编成一部专门书籍——《石渠宝笈》。《石渠宝笈》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共编四十四卷。著录了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分书画卷、轴、册九类。每类分上、次两等,将认为…     

刘业勤和他在揭阳一则轶事

刘业勤,广西桂平县拔贡生。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任揭阳知县(据刘业勤《重建天后宫碑记》则应为三十一年),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任满。乾隆四十年(1775),又回任揭阳知县,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始离揭回京。刘业勤为官清正廉洁。断案曲直分明,时有“包青天”之称。在任期间,他根据揭阳县城群众要求,结合自己实地考察情况,修建桥梁道路,疏通城内大小溪河。同时又主持编纂《揭阳县志》,邀请番禺著名才子凌鱼(进士)和本邑中有才华的文人一起编修,并亲拟《凡例》,撰写《序言》,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五月纂定《揭阳县志》8卷。 在长达267年的清王朝统治中,揭阳共经历126任知县,其中有刘业勤(广西桂平     

光绪帝亲政前的习批奏折探析

朱批是清代皇帝对奏折给出的处理意见,具备行政命令之效,也是皇帝大权独揽的直接表征。按理,只有在位且亲政的皇帝方有为奏折进行朱批之权。然现存清宫档案显示,光绪帝在亲政前5年,就开始用朱笔批示奏折。比对《随手登记档》、《清实录》、《军机处录副奏折》等档案文献可知,这些朱批并非如之前学者推断的那样,是慈禧太后的手迹,它们出自少年光绪皇帝之手。然而,这些朱批并无行政效力,它们是光绪帝在翁同龢、孙家鼐等帝师的指导下,为成年后亲政进行的所谓"习批折"的政务训练。这种训练起自光绪八年(1882),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光绪帝亲政为止。奏折内容,包罗官制、农业、外交、教育等诸多方面,在难度上由浅入深,朱批内容,反映了光绪帝早年的教育实况,也提示着日后他思想的部分源头。     

硃批奏折之由来及其他

清代内外臣工的奏折,经皇帝用硃砂红笔批注之后,谓之硃批奏折,是清代封建君主专制集权下的特殊产物。 一、硃批奏折的形成及其演变 清初,袭用明代的奏本制度,规定:“一切钱谷、刑名、兵丁、马匹、地方民务所关大小公事,皆用题本,用印具题;本身私事,俱用奏本,虽有印之官,亦不准用印。”(《内阁》·兵科题本)在《钦定大清会典     

乾隆朝一起特殊文字狱——“伪孙嘉淦奏稿案”考述

向被封建士人称道为“盛世、郅治”的清乾隆朝,在其末年却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五省白莲教大起义,清王朝由此开始自盛转衰。这一变化,表面上似乎来得突然,其实,早在乾隆朝前期已预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伪孙嘉淦奏稿案”即是反映这一矛盾日趋激化的嗃矢。乾隆十六年前后,社会上秘密流传着一份伪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全稿长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