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后元"年数考

梁惠王改元为“后元”是他政治生涯中的大事。“后元”之年的确定对于根据古本《纪年》来订正战国后期纪年是一重要的标尺。由于文献记载与后人引《纪年》之说的差异,所以在“后元”年数的确定期上尚有歧异之处,我们通过对史料的辨析可以看出,梁惠王“后元”应是从他在位的第三十六年开始的。梁惠王“后元”一共十七年,其年代是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318年。     

《宋刻

关于柳本尊碑刻中的纪年问题,由于碑文漶蚀,后人曾作校补.本文对此作了研究,对纪年等问题进行了考查与辨正.     

楚国纪年法简论

楚铜器铭文和楚简中关于以事纪年的材料已发现较多,为了解和研究楚国纪年法提供了重要材料。楚国纪年法情况如何?与周王朝及其诸候国的纪年法关系如何?楚国纪年法有何特点?在楚史、楚文化研究中的作用如何?对这些问题,目前似尚无专文讨论,在此试作简要论述,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楚国纪年法,顾名思义,就是记录楚国历史年代的方式、方法。综观现有的纪年材料,楚国纪年大致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几种     

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发现"永元八年"汉代画像石祠堂

2020年5月,淮北市文物部门组织清理了淮北市相山动物园原"鸵鸟园"区域,发现一处被严重破坏的汉代祠堂基址,并在祠堂盖顶石上发现了"永元八年"(96年)纪年题刻.经研究,可知相山祠堂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体量最大、有纪年题刻、建造相对考究的一座抱鼓石式祠堂,极具文物价值,为进一步研究这种建造风格独特的汉代祠堂提供了新的素材.     

商代纪年新议

一随着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史学界中长期争论未决的商代纪年问题,近年来,重新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众所周知,商代纪年不仅是商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也是解决夏代纪年的前提,对我国古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商代纪年的认识是很不一致的。各家持说不一,各有所据。其分歧可归纳为两个方面:商代积年问题,商王朝灭亡——周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关于商代积年问题,主要有以下三     

大事纪年法并非始于楚人

楚国有三种纪年方法,即序数纪年法、岁星纪年法和大事纪年法。大事纪年法较多见于楚简和铜器铭文,于是许多专家认为大事纪年法始于楚人。但根据西周青铜器铭文资料,西周早期就有以大事纪年的方式,因此大事纪年法并非始于楚人。齐国铜器铭文和陶文中也有不少大事纪年资料。楚国和齐国都继承了周人的大事纪年方法。     

让纪元再现中国元素

我国的传统纪年,源远流长。除大家普遍熟知的干支纪年法之外,中国历史上曾存在过若干种纪年方法,主要有元首名号纪年法、谥号与元首在位期间改元相结合的纪年法、年号纪年法、国号纪年法、政体纪年法和用传说或历史人物纪年法等等。其中,用谥号、庙号、年号等纪年的方法均首创于中国。据历史学家们研究发现,在汉武帝以前,中国主要采用包括谥号纪年法在内的元首名号纪年法,历时一千四百年以上;其后,我国则主要采用年号纪年法,历时两干多年。由此可知,年号纪年法和谥号纪年法是中国元素含量最高的纪年方法。     

从“耶稣”到“公元”：近代中国纪年公理之变迁

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纪年体系受到了很大冲击,知识分子提出了各种革新纪年的方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重审＂废止旧历,普用国历＂。由于＂耶稣纪年＂本身所具有的＂洋历＂和＂宗教＂色彩,影响了其在中国的传播,因而消解＂耶稣纪年＂的宗教色彩和＂西方＂局限,重构其＂普遍性＂则成为时人的重要考虑。近代中国现代性追求中的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政府政治权威的建构与民众习俗的改造,时间计量方式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等因素影响了纪年变革,最终促使＂耶稣纪年＂蜕变为＂公元纪年＂,并确立了＂公元纪年＂在近代中国社会时间计量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泌阳平安君夫妇墓所出器物纪年及国别的再考证

一、问题的提出1978年河南泌阳官庄发现了一批秦墓,其中M_1为同穴双棺椁夫妻合葬墓。由于该墓出土器物多有纪年铭刻和墓主署铭,所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然而对其年代、器物的国别等问题尚有不同的看法。原报告称铭刻字体为秦篆,三十七年应为始皇纪年(前210年),在秦末。李学勤先生经多方考证,认为纪年应为卫嗣君纪年,二十八年为公元前297年,三十七年为公元前288年,鼎和漆器都是卫国文物。其实上述两种观点均值得商榷。平安君     

中国唐以前纪年砖铭文之考察

砖是中国从古至今运用最广的建筑材料之一,表示年次语句的砖,特称为“纪年铭砖”或“纪年砖”。中国的纪年砖始于汉,延续至今。考察纪年砖是考察当时历史文化所不可忽略的资料,并且,在砖上施以纪年铭这种形式本身也是昭示古代中国文化的地区差异的指标之一。本文例举了大量的实物资料,用实证法对唐以前纪年砖的铭文作了初步的考察。     

二十世纪初流行的四种纪年法

晚清时期,随着封建王朝的日益没落,延续了2000多年的传统帝王纪年法也受到了挑战和批判。据钱玄同总结,那时的学共提出四种代替帝王法的新的纪年法。即康有为主张的孔子纪年法;章太炎主张的西周共和纪年法;刘师培与宋教仁等主张的黄帝纪年法;高梦旦主张的世界通用耶稣纪年法。     

河南新出"(阝化)夫人(女囂)鼎"铭文纪年考

河南淅川徐家岭M11出土的"()夫人(女囂)鼎",为春秋时期定公三年即公元前507年所铸铜器.器上所铸刻的铭文使用了太岁与岁星纪年,为春秋战国之际历法用太岁、岁星纪年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对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研究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满-通古斯语各族原始纪年纪时方法述略

满—通古斯语各族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原始的纪年纪时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物候纪年时、天象纪年时、生产周期纪年时和结绳、刻木、木契计年时。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在这一文化发展方面的共性。     

中国需要恢复“黄帝纪年”吗？

中华纪年应恢复“黄帝纪年”以黄帝纪年作为中国国家纪年,意义重于泰山:于民而言,黄帝纪年能够让国人在学习历史时不再以耶稣诞生作为划分的标准,可以使炎黄子孙在了解自己民族的文明时感受到亲切的年代记忆;于国而言,黄帝纪年有利于团结全球华人,并极大提高中国人的自信力和国际地位。如果有人问:“请问今年的纪年时间是什么?”希望每一位炎黄子孙都能大声回答:黄帝纪年4705年,西元2007年!     

西周纪年议析

西周纪年是中国古史上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司马迁作《史记》时,就苦于无历谱资料依据,难以考订周年。他作古史年表,始于共和元年。共和以前,著有三代世表,表中仅记夏、商、周世系,而无具体纪年。汉代以来,文人学士著书立说,探讨研究,不厌其烦,然终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结果。然而西周纪年的解决,不仅直接关系到西周史的研究,还关联着商代乃至夏代的纪年,它是史学期界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     

"王何立事"戈铭文及其相关问题

本文对出土于山西临县窑头村的"王何立事"戈的铭文进行了研究,认为"王何立事"是古代一种纪年方法,王何并非此兵器的监造者,此戈的监造者为赵国某位地位较高的大臣,"王何立事"所记之年可能为赵武灵王去世之年.     

"车书本一家"的考古学诠释--论渤海文化与中原唐文化的趋同性

本文运用考古学资料,从都城建制、墓葬形制、陶器类型、货币经济、纪年与历法、语言与文字等方面,探讨了渤海文化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向中原唐文化靠拢的趋同现象.     

(化阝)夫人(女器)鼎铭文及相关问题

新近刊布徐家岭M11(化阝)夫人(女器)鼎之铭文,因其纪年形式关乎太岁纪年、二十八宿恒星观测体系之应用、四时之形成及楚历建正诸问题,所以,该器及其铭文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     

清末民初的“纪年”变革与国家建构

清末,中国传统时间思维受到西方线性时间观念的冲击而发生根本变革,纪年变革就是这种变化最为直接的表现。知识分子将纪年视为建构＂现代国家＂的重要方面,并为争夺纪年所具有的政治资源展开激烈论争。民国建立之后,革命党人将建构新纪年体系视为革新政治的重要标志,并在社会上大力播扬新纪年的意义,此做法却受到了普通民众的抵制。时间观念及与之相伴的生活习俗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是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论题。     

《高渭南纪年录》疏证——广西名贤高熊徵著作叙录(中)

高熊徵《高渭南纪年录》存世有清中期抄本及晚清铅印本,旧志未见著录。本文以此两版本互为释校,考其异同,述其概要,参考有关文献就《纪年录》记载清初广西重要史实以及高熊徵擢升盐运使等问题作疏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