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海军舰艇四宗起义失败始末

<正>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海军在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中的节节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内民主运动的空前高涨,以及国民党海军内部的各种矛盾激化,特别是由于中共的各级组织和人民解放军敌工部门,主动积极而卓有成效地进行了瓦解敌军工作,于是国民党海军也和国民党陆军、空军一样,纷纷起义、投诚。从1949年2月至12     

略论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党营事业

党营事业是由国民党投资、为国民党所管控和利用的事业类型。党营文化事业与党营经济事业是党营事业的一体两面,共同组成国民党庞大的党营事业体系。前者是以宣传党义,领导和控制舆论为主要任务的国民党文宣机构的所属事业,包括新闻报刊事业、出版印刷事业、电影广播通讯事业等。后者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创设的盈利性经济企业。它以合法取得盈余充作党务经费而实现企业养党为宗旨,大致可分为工厂实业、金融事业和商贸运销事业三类。二者在筹办的历史背景、规模体系、所担负的政治使命与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诸多分际。国民党创立党营事业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与有效维护国民党的政治统治。但规模庞大的党营事业体系未能挽国民党于大厦将倾,并最终随同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灭而幻化成历史的云烟。     

哈尔滨国民党改组派

一、哈尔滨国民党改组派的形成 国民党改组派,又称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是1927年以后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别。其骨干分子之一朱霁青为东北籍国民党元老,曾为组建东北地区国民党组织做了许多工作。1925年国民党哈尔滨特别市党部建立时,曾担任市党部负责人,并参加了支援郭松龄反奉倒戈活动,自任东北国民自治军总司令。该司令部就设在哈尔滨道里区外国七道街7号。朱霁青在东北和哈尔滨国民党人中很有威信,在他的影响下,在哈尔滨的很多国民党人参加了改组派。国民党早期党员王里封就是其中一个。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哈尔滨

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承认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共同领导当地的革命运动,支持北伐战争。     

国民党元勋纪念研究——以陈英士、朱执信、廖仲恺为例

国民党十分注重对本党元勋的纪念,陈英士、朱执信、廖仲恺三位元勋的牺牲纪念日被确定为国民党的革命纪念日,纪念仪式上升到制度化的层面。国民党在元勋纪念所塑造的元勋形象,与其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精神高度一致。国民党的元勋纪念,本质上服务于提高国民党在民众中的威信,服务于增强国民党的凝聚力,服务于巩固国民党的政治合法性。     

老作家过上了新生活

解放以前,作家们不仅生活贫苦,在政治上也饱受国民党的迫害。进步作家被特务盯梢是常事。发表作品,还要经过国民党审查机关的审查。臧克家同志说,一个作品被国民党七删八改,印出来连自己都认不得。陈白尘同志也谈到国民党在1942年对重庆进步戏剧运动的压迫。他说,那时候,郭沫若、阳翰笙、曹禺、夏衍和他自己创作的剧本,都被国民党审查机关的红笔删过。     

《新路》同人的政治态度论析

《新路》杂志是大革命失败后,第一份批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论性刊物。以此为中心的民主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权展开了多层面、多角度的抨击,但认真分析其对国民党现实政治的批判,可以发现其对国民党的政治态度并不仅是批判那么简单,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要求,现实追求和理想政治的矛盾冲突使他们对国民党的政治态度呈现既维护又批判的复杂性。     

浙江国民党基层党务发展之考察(1927-1931)

如果将研究视线聚焦于县及县以下的国民党地方基层党部,可以在呈现国民党组织发展普遍特征的同时,进一步解释其在基层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从1927—1931年浙江国民党的党务发展中可见,即使如浙江这样的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域,其党务发展在城乡分布上亦极不均衡;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杭州、嘉兴、湖州等发达地区和金华、衢州等相对落后地区又表现各异。"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的现象不能一概而论。各地党部往往借助旧议会的权力转移、宗族和地方派系深入地方,这也成为国民党党部尤其是落后地区党部嵌入地方的重要基础。通过考察发现,国民党在浙江发达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反而远不如落后地区;受"强人政治"的影响,浙江落后地区的地方党部往往在党政冲突中处于强势。浙江国民党的"嵌入史",可为重新审视国民党的党务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汪精卫与三&#183;二○事件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身为国民党的元老和孙中山的亲信,凭借其起草孙中山遗嘱、亲受遗命的政治资本,并获得国民党左派、中共及苏联顾问的大力支持,先后担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党军及黄埔军校党代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主席等职,掌握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党政军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党领袖.……     

汪精卫与三·二○事件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身为国民党的元老和孙中山的亲信,凭借其起草孙中山遗嘱、亲受遗命的政治资本,并获得国民党左派、中共及苏联顾问的大力支持,先后担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党军及黄埔军校党代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主席等职,掌握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党政军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党领袖.     

加强反腐倡廉的法制建设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应当注重法制,发挥法律和制度对公共权力的规范和制约功能,形成权力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运行机制,逐步铲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实现用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按制度行使权力。这就要求建立和完善反腐倡廉的法制体系,以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中国国民党“党国”体制述评

在西方政党政治潮流及苏俄体制的影响下,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形成了一套颇有特色的"党治"理念,为此后中国国民党执政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初步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党国"体制.1927年4月,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和全国统一,中国国民党继续实施其"党国"体制."党国"体制的核心在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以党的意识形态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以"党政双轨制"的权力管理体系作为自上而下的行政运作模式.这一独具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既是西方政党政治理念特别是苏俄政党体制进入中国政坛的结果,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与西方现代政党体制及理念相互作用的产物.由于理念与利益的分化,"党国"体制不仅形成了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模式的重大变革,成为中国国民党统治体系内党、政、军利益纷争的根源,也由于党、政两条管理系统并存且关系滞碍而导致行政成本倍增,进而演变为中国国民党政治制度上的一大顽症.     

论促成1949年国共北平谈判的原因

国共双方由兵戎相见到北平谈判,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美国对国民党的干涉和压力,苏联对中共的影响;国民党企图以谈判拖延时间,争得喘息之机,中共为着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早日结束战争;国共双方力争实现各自确定的“联合政府”的目标等。双方在调整了斗争策略之后坐到了谈判桌前。     

试论教育在反腐倡廉中的基础作用

强化教育在反腐倡廉中的基础作用,是我党反腐倡廉的一项长期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从教育的意义、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目标、教育手段、教育机制等方面微作探究,以昭教育在反腐倡廉中之功效。     

解读1948年“杨妹事件”始末

1948年4月,重庆女子杨妹“九年不食”的报道见诸报端。随之,全国各地相继有自称不食者出现,社会各界及政府对此异常关注,全国范围内一度掀起了为期数月关注杨妹的热潮。“杨姝事件”的发生及其影响得以迅速扩大是当时国统区恶劣的经济环境及生存条件之下民众心理与关切的集中反映。人们对“杨妹不食”的极大兴趣及杨妹等不食者“不食反为食”的矛盾心态及动机,无不从一特定角度描绘出国统区民众当时真实的生活及心理状态。     

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几点思考

党风廉政建设是执政党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深入分析现阶段反腐败斗争存在的主要问题,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有效对策,以切实改进党的作风和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是全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化问题研究

切实推动反腐倡廉建设的制度化,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一项重要内容,更是新形势下加强反腐败斗争的现实选择。制度化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核心,而从源头抓起则是反腐倡廉建设实现制度化的切入点;只有重在建设和落实,才能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根本保证。     

胡适与近代诸子学研究的转型--以胡适的法家研究为中心

胡适对《韩非子》等法家著作的篇章真伪进行了考辨,并用近代的观念阐释法家思想。他将法家思想和西方法学相关联,用进化的观点对法家思想进行了解读,并从逻辑学的角度考察了法家的法治思想。胡适在法家思想研究中所创立的学术研究范式及其表现的学术精神,使其在近代诸子学研究转型中占有重要地位。     

清代法律:实践超越表达——以衙役群体运作班房为视角

以衙役运作班房为观察视角,清代法律实践与法律表达之间呈现出颇为复杂而有趣的关联。针对这一具体问题,我们可以断言：清代法律实践与法律表达并非凿枘相投,但似乎还不能遽下非此即彼的简单定论,认为清代法律实践与表达是完全二元对立的关系。衙役群体在消解法律对他们运作班房的刚性约束时,在突破法律对他们地位和身份的强制规定时,并非完全漠视法律,与之公然分庭抗礼。实际上,他们擅于利用官方所认可的资源,暗用卑伎,“玩转”权力;娴于钻营法律漏洞,高下其手,缘法为奸。因此,以班房为据点,清朝的准司法群体——衙役群体的实践行为虽然超越但并非完全否定了清朝的相关法律,其间体现出既在实践结果上背离法律表达而又在实践过程中依赖于法律表达的复杂关联。     

民主党派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

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时期参与的民主宪政运动极大地推进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深刻影响了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走向。追求民主政治的强烈意愿是民主党派参与民主宪政运动的根本动因;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统治是其参与民主宪政运动的直接原因;国内外要求民主的强烈呼声是其参与民主宪政运动的外在动力;共产党的引领和帮助是其参与民主宪政运动的重要条件。民主党派经过民主宪政运动的历练,日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民主党派经过民主宪政运动的实践,对民主的理解更为深刻,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本质认识得更加清楚;民主宪政运动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的成功实践,为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莫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