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桢眼中的周恩来与蒋介石

吴国桢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外交部政务次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上海市长,1949年后还当过“台湾省主席”。1949年1月毛泽东宣布通缉的15名主要战犯中他名列第10。在南开中学,吴国桢曾经是周恩来的同窗好友,从政后他做过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他与蒋介石和周恩来有过不一般的交往,由他口述的这些经历内容独特,鲜为人知。[编者按]     

“共产党曾策反我”

吴国桢(1903—1984)字峙之,湖北建始人,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前的最后一任上海特别市市长。1946年5月,他的前任钱大钧把一副百弊丛生、民怨沸腾的烂摊子移交给他。蒋介石指望吴能够不负重任,稳定上海,以助自己在内战     

回忆抗战时期的吴国桢先生

吴国桢先生是个不平凡的人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算得上是一个为人民做事的官员;在国民党党员中,他算得上是一个爱国的、有民族正义感的人。 1932年11月至1938年10月,吴国桢在汉口任市长时,我在汉口和武昌念书。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1939年12月,他继贺国光任重庆市长时,我在重庆大学肄业进入社会,在报馆当外勤记者。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他担任外交部次长、中宣部部长时,我在     

“同窗不同路”:周恩来与吴国桢

周恩来(1898-1976),吴国桢(1903-1984)。对于中国20世纪的这两个人物,人们(特别是大陆)熟悉的是前者而非后者。但这两位,用吴国桢夫人黄卓群女士的话来说是“同窗不同路”。“同窗”是指两位是少年朋友,当年南开极要好的中学同学。“不同路”是指他们俩人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周恩来自然不用说,如果开一份吴国桢的简历:南开毕业考入清华,清华毕业负笈北美。北美五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归国后投身政治,加入国民党。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后任汉口市长。抗战爆发,任陪都重庆市长。光复后接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上海市长。去台后又官拜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这样一个“芝麻开花”的履历和中共领袖之一的周恩来自然是“道不同”了。尽管后来(1953年)吴国桢和一手提拔他的蒋介石也割袍断义,离台赴美,在北美痛揭蒋氏父子的党国体制;但这并不意味     

台湾“吴国桢事件”的前因后果

一吴国桢 ,字峙之 ,湖北建始人 ,早年就读于南开中学、清华大学 ,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 ,素有“民主先生”之称 ;先后担任过南京政府的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上海特别市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在国民党当局撤退台湾后 ,于 1 949年 1 2月出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 ,旋兼任“行政院政务委员” ,1 95 2年 1 0月任国民党中央党务委员 ;1 95 3年 4月 ,辞去台湾省主席职务 ,5月离台飞美。是年 1 1月 8日至 1 2日 ,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台。台湾盛传 :尼克松在访台期间 ,曾向蒋介石披露吴国桢在美存有 5 0万美元的巨额款项 …     

国民党宣传部长吴国桢浮沉记

国民党宣传部长吴国桢浮沉记［北京］曹振中蒋介石倚他为＂智囊＂．陈伯达称他为＂误国精＂,蒋经国却视他为……俗话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他是个足智多谋的湖北人,又是个满肚洋墨水的美国博士。北京俚语云＂宛平知县管皇上＂,他也是几任＂管皇上＂的首都市长...     

浸润西方之风的吴国桢其人

三天秘书铺就高官要职之路留美博士吴国桢,才华横溢,意气风发。在国民政府湖北省烟酒税务局局长、汉口市和湖北省财政局长、厅长任内,成绩斐然。视吴国桢为"难得之材"的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向蒋介石推荐。1932年3月的一天,蒋介石在委员长官邸召见吴国桢。简略问讯后蒋介石宣布:"从现在起,你就在我的官邸当秘书。在我会客时,所有来客由你接待,等候接见。平常客人你不需要旁听;需要旁听时不可作记录,但要牢记谈话内容备查。"     

何成浚设圈套挤走刘文岛

何成浚,湖北随县人。刘文岛,湖北广济人。两人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又都是蒋介石的亲信,但因权力之争,互相倾轧。 1929年,何成浚任湖北省主席兼武汉行营主任。刘文岛任武汉特别市市长。本来武汉特别市管辖武昌、汉口、汉阳三镇, 而何成浚却千方百计地活动,最终把武昌、汉阳收为省辖。武汉特别市就随之改为汉口特别市,刘文岛也由武汉特别市市长变成了汉口特别市市长。刘大不满意, 十分恨何。     

蒋介石的“首席智囊”杨永泰被暗杀之谜

正1936年10月25日下午,在汉口江汉关省政府专用码头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刺杀案。死者叫杨永泰,在民国史上,他可不是一般人物,在蒋介石的众多幕僚中,他是"首席智囊",被称之为"诸葛亮"式的谋略型人物。蒋介石对他几乎做到了言听计从,甚至蒋介石因他的建言,能够改变已决定了的命令。北伐结束,他以"调虎离山"之计,将集团军诸侯明升暗降,解除他们的兵权;他建议组建侍从室,让蒋介石从繁重琐碎的公文审批中腾出     

吴国桢晚年的祖国情

吴国桢在旧中国先后担任过武汉、重庆、上海市长等职。1949年国民党撤逃台湾后,他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行政院”政务委员,同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当时,面临200万人撤逃至岛上所造成的种种困难,以及争取岛上居民支持国民党政府等等问题,吴国桢试图运用多年治事经验,按照美国式的“民主政治”来刷新政务。他将岛上两万处日本资产,按实价的70％出售,并解雇政府冗员,以此来稳定台湾的财政状况。吴国桢继续执行前任陈诚1948年8月实行的“土地改革方案”,并争取通过了一项法律来保障市、区的     

威权重建之际的人事与政争:蒋介石与退台初期的省院纷争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先后起用吴国桢和陈诚对台湾省政府和行政院进行改组。但陈吴二人改组伊始即生嫌隙,改组后的省、院又在许多问题上产生冲突。国民党政权原本的政治常态是行政院向地方省政府发布命令,省主席对行政院负责。但退台初期的省院纷争却颇有例外,可谓"异态"。本文梳理国民党政权在退台初期"一岛两府"的特殊环境下,蒋介石与吴国桢、陈诚之间围绕省政府与行政院的人事、职权等问题的互动博弈。在考察蒋介石处理省院纷争之决策经纬和心路历程的同时,探讨政治设计、执政理念、人物个性等因素对当时省院关系的影响。     

威权重建之际的人事与政争:蒋介石与退台初期的省院纷争北大核心CSSCI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先后起用吴国桢和陈诚对台湾省政府和行政院进行改组。但陈吴二人改组伊始即生嫌隙,改组后的省、院又在许多问题上产生冲突。国民党政权原本的政治常态是行政院向地方省政府发布命令,省主席对行政院负责。但退台初期的省院纷争却颇有例外,可谓"异态"。本文梳理国民党政权在退台初期"一岛两府"的特殊环境下,蒋介石与吴国桢、陈诚之间围绕省政府与行政院的人事、职权等问题的互动博弈。在考察蒋介石处理省院纷争之决策经纬和心路历程的同时,探讨政治设计、执政理念、人物个性等因素对当时省院关系的影响。     

纵观孔祥熙十五、蒋孔山西行

1934年10上旬至11月中旬,蒋介石从庐山出发,经九江、汉口、洛阳到西安,从西安飞兰州、宁夏,返开封,后经济南、北平、张家口飞太原,后返汉口,回南京,途经7个省区,行程万余里,历经40天。他这次北方之行,其目的何在?蒋介石山西之行的一言一动,特别是从会晤阎锡山的行动中亦可管见其一二。     

端纳致田伯烈函

1938年10月24日端纳(W.H.Donald)随蒋介石离开汉口,视察鄂、湘、赣、桂前方阵地,12月前往重庆。同年12月28日和次年1月1日,端纳分两次给田伯烈(H.J.Timperley)写了这封长信,详细介绍他随蒋介石视察的所见所闻。     

张难先在汉口查办三大案件始末

1932年夏天,蒋介石设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于汉口,总司令部内设党政委员会,张难先以党政委员会委员兼监察处主任。这年秋天,张先生要我去帮忙,说有几件重大案子正在侦察,不久将要提出检举。我于是做了监察处主任办公室的秘书。张难先在国民党内以廉正著称,1927年他在广州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土地局长时已有清誉。1929年南京政府五院成立,戴传贤邀张难先任考试院铨叙部长。翌年冬,蒋介石调张难先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为暂避舆论攻击准备下野前,先把他的军事将领安置要地,以顾祝同为江苏省政府…     

鲍罗廷与蒋介石在广东的崛起

鲍罗廷与蒋介石在广东的崛起郭盈宏１９２５年，广东政治舞台的蒋介石在“廖仲恺案”发生前，他的职务仅为黄埔军校校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连政府委员都不是，在党内的地位则更低。然而至北伐前夕，他已成为国民党内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人物。蒋介...     

附录

1926年国民革命军攻克汉口后,10月20日成立汉口市政委员会,1927年初国民政府迁都汉口,成立三镇合一的武汉市政府.此当武汉市建市之始.次年,省市改制,汉口又独立建市,改为汉口特别市,直属国民政府管辖.以后武汉三镇又有分有合,至1949年武汉解放,汉口先后有6位市长任职.现将本刊《武汉人物选录》所载的6位市长简况选登如后,供读者参考.     

民族革命通讯社概略

1938年初,阎锡山奉蒋介石命由山西临汾搭乘专车一列到达汉口,出席蒋介石召开的重要会议,阎慧卿、梁綖武夫妇同行。到武汉后的一段期间内。梁綖武东奔西走,日夜忙碌,多方联系,相互拉拢。联系的多数人是梁綖武在北京和日本东京读书时的同学和当时相识的一部分爱国民主文化界人士。梁綖武乘此机会,为他在第     

张季鸾与抗战时期的中日和谈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到一个月,国民政府各种形式的对日和谈便开始了。这些和谈贯穿八年抗战的始终。其中以蒋介石、张群为背景,张季鸾本人及委托胡霖与日本在香港进行的和谈,便是上述和谈的重要部分。 张季鸾介入中日和谈是从“陶德曼工作”开始的。1937年11月5日,日本的“和平条件”经陶德曼转给了蒋介石。此后,蒋、陶开始接触。张季鸾作为蒋介石的特邀人物参加了会谈。经过讨价还价,蒋介石准备有条件地和日本达成和议。但由于日军逼近南京后增加了条件和日本政府缺乏议和诚意等因,和谈告吹。 蒋日议和之事传出后,舆论对蒋十分不利。张季鸾利用《大公报》于1937年12月5日、12月8日发表《德国调停之声》、《最低调的和战论》等文为蒋介石善后。文章中关于战与和的言论完全符合国民党、蒋介石在此事上的方针。1938年初,张季鸾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去香港。关于此行的目的,他在出发前向王芸生交代工作时说:“我这次到香港去,是受蒋先生之托,去向敌人撒一把迷眼的沙子。”以此为起点,他往来于香港和汉口     

汉口“铜人像”考并试补缺字

１９２９年,刘文岛任汉口市长时,市政府议定铸国父孙中山铜像立于市内。初定立在江汉关前。继派工务局局长吴国柄前往上海联系设计加工,设计者江小鹅。基座工程由本市李万和营造厂承包,合同要求表面不用水泥,用湖南产麻石装砌。 １９３１年,铜像铸成运抵汉口,恰逢武汉洪灾,无法施工,铜像暂存招商局堆栈。但是年市政府复议,立像地点改在“六渡桥磨盘”。该处原为沧海茶楼,为使民权、民族、三民三条道路接通,市政府将茶楼拆除,形成空场。因地近六渡桥,市民即以“六渡桥磨盘”称之。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吴国债接任汉口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