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典当业述论

明代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其典当业在中国典当史上表现出了独有的特点：地域性典当业行帮、当票、隐语行话的出现;典当业与商业经营相结合;典当业主的地主、官僚、高利贷者三重身份以及明代典当业虽高度发展但却不很规范等。文章还探讨了明代国家对典当业的政策,即从明初的禁止到万历年间的认可,对典税采取“分征”,对典商利率及计利方法做出法律上的规定、禁止官吏经营典当等。同时又论述了明代典当业“济他人之急、图自家之利”的社会功能     

由“信诚质”当票谈芜湖的典当业

民间典当业早在南北朝时期（303—589年）就已有存在。清代、民国时期,已具相当规模,尤其商贸繁盛之地,民间当铺遍布城乡。当铺又称典当铺、质当铺或质押店等,其主要业务是收取质押,发放高利贷款等。质押物品,主要有衣物、金银首饰、字画、古董及家具等。当铺在收取当典物时,要付给收据或票据,即所谓“当票”。而当票,又是抵当者在抵押或赎取物时的惟一凭证。当票上所印当铺名称、地址、当物名称、数量、质量、典当金额以及抵押期限、抵押利率和成交日期等,都是我们研究当时、当地典当业历史发展情况的重要信息。本文附呈一张民国时期安徽省芜湖县“信诚质”当票,并借此对清代和民国时期芜湖典当业情况作一简介。     

衡復饷押当票

近日见到广西平南县大坡圩衡後饷押当票数十张。时间从民国12年12月26日起至民国18年5月29日止。     

解放前武昌的典当业

武昌在解放前是湖北省的省会．是全湖北省的政治中心．但在经济上远远落后于汉口。典当业是经济部门之一,说得更具体一点,它是一种经营质押放款的金融业。武昌的典当业也远远比不上汉口。但武昌典当业的兴衰,也常与省内其他地方的典当业相类似,了解了武昌典当业的情况,对其他地方的典当业也会有所窥知。     

隆昌“华川隆”当铺及其发行的钞票

“华川隆”当铺是民国中期,四川省隆昌县典当业中较为突出的一个,其特点有两个：一是办理典当业务;二是除办理银钱业务外,还发行钱票。民国时期,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等原因,货币流通日见扩展,典当业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时,四川大部份地方仍沿袭清末习惯,把典当业一般分为四个等级：最大的叫典铺,其次是当铺,再次是质铺,最小的叫押店。民国初期至中期（1912年至1935年）,四川省隆昌县钱庄,银行尚未建立,市面资金的流通,是靠私人抵押,以物作当,农民在春耕后青黄不接时,需要口粮过活,则出卖青苗;而私人则按抵价给款,或者按每石…     

清末民初苏州典当业分布初探

本文根据苏州档案馆所藏的档案史料,从历史人文地理的角度,对清末民初苏州典当业的分布,作了较具体而微的探究。研究显示:清末民初苏州的典当业主要集中于北部和西南部中心城区以及阊门一带。从典当业的选址和经营状况来看,典当适合在中心城区和商业文化繁荣的城厢附郭以及周边市镇生存和发展。典当业分布的地理区位,与苏州城市经济及其功能分区息息相关,这反映了传统典当业依附于商业经济发展的“寄生性”。     

近代江南典当业的社会转型

近代以来,江南典当业受战乱及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经营日渐困难。为谋求生存,典当业试图提高利息、缩短当期以牟取商利,但其求利行为日益受到社会的道德批判和政府的制约。在“道德”与“利益”之间,典当业难以平衡,终因社会经济环境变化而转向趋利化,与此同时,典当业的社会形象也日益恶化。     

清代军流犯与小押

在清代,军流犯经营小押的现象十分普遍。在配军流犯经营小押,同清代流放制度及当时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清代流放制度的变革为军流犯经营小押提供了前提条件;小押的行业特征对军流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军流犯之间、军流犯与当地黑势力、地方政府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这个网络为军流犯经营小押提供支持;地方政府采取"疏纵"策略来防止军流犯逃亡,为解决其生计问题,对军流犯从事灰色行业采取默许态度。     

广州的当铺和典当业

典当业在中国古已有之,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的人质,即是典当业的萌芽,稍后又以物为质。据考,南北朝时就有典当的有形组织了。其初本为僧院主持,仅属慈善性质,以济贫救灾为宗旨,称作“长生库”。以后由富商经营时,便叫“质库”,也有叫“典肆”、“质肆”、“解库”的。典当业的源起与     

论明清典当业兴盛之原因

我国古代的典当业发展到明清时期达到空前兴盛阶段,究其原因,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的"利典"政策等为明清典当业兴盛提供了良好社会环境,而典当业自身的行业特点则成为明清典当业兴盛的内在动因。     

清末關於“無夫姦”的思想論爭

清末修律中關於"無夫姦"的思想論爭頗爲激烈,引起朝廷、督撫、資政院以及報刊傳媒的廣泛關注。論辯雙方甚至人身攻擊,並各引外援,組織政黨,可謂清末思想變遷史上的難得案例。不過既存研究往往囿於傳統"禮法之爭"的論述框架,過於强調西方法理和中國禮教競爭的一面,忽視中與西、新與舊等因素其實可以並存於同人同事。論辯雙方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共同的思想資源。時人積極參與討論,其旨趣也往往不在法律本身,而是關注時政和國家的未來。其中的收回法權問題始終制約着論辯雙方的思路,禮教的地位因爲可能影響到國權而受到質疑,對於五四時期的思想道德革命不無引發之功。     

太平天国侯相考

张德坚《贼情汇纂》和太平天国自身献《天情道理书》与《天父圣旨》中有所谓的“侯相”称谓。通过对这些献使用“侯相”一词的语境进行分析可知,这既不是人名,亦非单指既为侯又为相的某类人,它和晚清封建统治阶级官场上的“侯相”不同,而是对太平天国身为侯爵和六官丞丞相官职的人的统称,是一种复指。太平天国将侯与相统称“侯相”有其一定的权力基础与礼制基础。     

清代以来内蒙古地区的移民开垦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在清朝建立以前,内蒙古地区就已经有了少量内地汉民迁入垦殖。清朝以来,内地民人大规模迁入蒙地垦殖,其粗放的经营方式和无序的活动,对内蒙古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对欧美小国的外交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政府将欧美小国与欧美列强“一视同仁”,宁愿让欧美小国享受欧美列强从清朝攫取的除割地赔款之外的种种特权,也不轻易满足欧美小国提出的符合近代国际惯例的一些要求.这样,清朝对欧美小国的外交也不断丧权辱国.究其原因,在于清朝以传统的“天朝上国”思想来指导近代对欧美小国的外交;清朝对欧美小国外交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天朝上国”的体制,而不是保护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     

“西安省”考——兼论“大陕西”和“小陕西”

本文利用清朝官方原始档案揭示了在乾隆、嘉庆年间存在一个"西安省",并研究了它的名称来源及空间范围,认为在当时的官方档案中,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存在一个"大陕西"和"小陕西",前者包括了"小陕西"和甘肃两个部分,而后者即为"西安省"。本文同时揭示了清朝省会存在着不同的称谓。     

西南边疆政区名称教化功能演变研究

本文认为中国西南地区政区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经过了在西汉时期很小、从东汉到明清变大、而民国以后又变小的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呈现从四川向云南、贵州民族地区随时代发展比例逐步增大的趋势 ;级别差异上一级政区 (州、道、路、省 )历史上多以山川风物名称为主体 ,而二级政区 (郡、府、州、地区、地级市 )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经过了由小变大再变小的发展过程 ,三级政区 (县、县级道、州、军、监等 )变化与二级政区有相似之处 ,只是民国以来比例变小幅度没有二级政区大 ,保持相对的稳定。三级以下政区名称历史上相对较稳定 ,主要以山川风物等名称为主。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教化名称的演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关系密切 ,也与中原汉族文化向周边民族地区发展的轨迹息息相关。元明清时期政区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的大增 ,显现了元明清时期中原对西南边疆控制最深入的时代特征。民国以后的比例下降则显现了现代文明意识对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丁敬信札辨伪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丁敬信札一通两叶（图1）,收录于《清代名人书札》（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中。这封信札书写于红色画笺之上,内容为：节子大兄阁下,念劬交到手书,猥以六十初度,蒙赐联轴,古雅可喜,谨谢谨谢。湘中吏治不易振作,弟不以责人,而先以自责,疆吏所思何事,转移风气,岂得委之气数耶？     

德藏晚清吉林《蜂蜜山招垦四至地图》考释

德藏《蜂蜜山招垦四至地图》以晚清时期蜂蜜山附近及穆稜河流域为中心,详细描绘了该地区的山峰、河流、湖泊、聚落及交通线等地物,具有重要的区域史料价值。该图产生于晚清吉林东部地区移民实边、设局招垦的历史背景下,精准反映了边疆危机中该地区的开发进程。通过静态的地图解读历史断面,结合地图之外动态的宏观历史背景,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晚清吉林边疆地区的历史进程。     

袁枚的“诗”“学”观

袁枚针对清诗目益学问化所露出的弊端,抗声提出诗主性灵,非关学问,于是有人误认为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轻学浅薄,游学无根。事实上袁枚很重视诗歌与学问的关系,他对“诗”与“学”的关系有三个基本主张：一是诗须有学,二是反对在诗中填书塞典,三是主张化学入诗。他的诗歌没有脱离清诗质厚重学的时代特征,不是清诗的变异,而恰好是这个茂盛园圃里敢于争春怒放的花朵。     

清前期"安南之役"略论

“安南之役”是清乾隆年间中、安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文章从“安南之役”发生的背景、“安南之役”前期进军顺利和后期失败的原因、“安南之役”的性质和影响等三个方面对“安南之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安南之役”是清朝为维护中、安宗藩关系发动的战争,并非清朝对安南的侵略,它也未从根本上影响以后中、安关系的的正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