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隐家世及其《晋书》

王隐家世及其《晋书》曹书杰唐以前修晋史者,文献所载凡２４家,传至唐者１９家,其中以王隐《晋书》影响最大,后修晋史者多所取从,唐《晋书》所载西晋及东晋初年的人物故事,多史源于此。所以,王隐《晋书》在中国史学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令人遗憾的是,在今人的有关...     

西晋“二十四友”集团交游方式探析

"二十四友"作为西晋重要的文人集团,囊括了陆机、潘岳、左思、刘琨等当时的一流文人,但因事权戚贾谧,长期以来颇受冷落。通过综合考察现存资料可以发现,"二十四友"集团的交游方式主要包括三种:以"金谷宴游"为代表的文人集会、日常的赠答唱和以及为贾谧讲解《汉书》和讨论"《晋书》限断",这些交游方式从很多侧面反映了以"二十四友"集团为代表的西晋文人社会活动的整体风貌,具有深刻的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     

裴松之的历史考证法

考证法是中国传统史学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尽管目前我们尚难理清其源头,但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相信,像司马迁、班固、陈寿等史学家在从事著述时,对各种错综复杂的史料都是经过认真考证的,只是他们没有把考证的经过和取舍的理由写下来.目前我们所知最早的有关考证的专著要算三国时蜀人谯周的《古史考》及西晋司马彪对《古史考》的考辨了,《晋书·司马彪传》载:“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另外,从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征引东晋孙盛《异同杂     

《晋书》地名辨误数则

唐修《晋书》中记载的一些地名有讹误,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晋书》未有相关校勘记,这些错误至今仍未见辨正。对《晋书》中的七处地名错误加以考辨,以期探讨造成这类错误的原因。     

王隐《晋书》初探

东晋史家王隐所撰纪传体《晋书》,是在东晋建国之初奉命撰修的国史,历时二十几年方才告成.然由于该书早佚,其史学价值及史学特色未为后世学者所充分认识.本文试从史书体例、史料来源、史料价值、编纂方法等几方面对王隐《晋书》予以探析,以明确该书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所做的贡献及在史学史上应占有的地位.     

贾南风封妃时间辨正——基于《徐美人墓志》的考查

20世纪50年代出土的《晋贾皇后乳母美人徐氏之铭》是反映西晋前期社会状况的重要资料，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政治信息。铭文与传世史籍记载颇有出入。以贾南风成为太子妃的时间为例，《晋书》记为泰始八年，墓志则记为泰始六年。这一事件与西晋政局走向息息相关，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以西晋的礼仪制度为切入点，辨明贾南风应于泰始八年才正式被封为太子妃，而墓志与史乘间的记述差异是二者分别选取不同节点的时间加以记录所致：传世文献以正式册封太子妃的时间为断，而墓志材料则出于对贾后的虚美，将婚聘时间模糊为其成为太子妃之时。     

唐修《晋书》时间考

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贞观年间所修诸史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部官修史书。但关于它的修撰时间,却历来众说不一。《旧唐书》的房玄龄、令狐德棻传,称贞观十八年始修,二十年完成。后人多取此说,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三,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十二,魏应麒《中国史学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等。余嘉锡据《唐大诏令集》、《唐会要》中的《修晋书诏》日期,认为贞观二十年始修《晋书》,修成时     

《晋书》的评价与研究

本文在揭示唐修《晋书》的真正原因和指导思想等问题基础上 ,指出《晋书》的五条史学价值和三条不足之处。历代对《晋书》的研究 ,清代为校勘、正误和补表、志的开创时期。民国为《晋书》研究的阶段性总结 ,以及补表、志的最后完成时期。新中国为《晋书》校勘、注释和研究的集大成时期。史家在深入研究两晋十六国历史时 ,对《晋书》所载各类史实典制作了进一步的厘清 ,并对《晋书》的整体性认识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读《钱神论》书后

我所读过的以《钱神论》为题的文章,共有四处。一为《晋全文》卷五九所载,作者为成公绥,是魏晋时人,大概与篡魏建晋的司马昭同时,《晋书·文苑传》亦有成公绥传,但未载此文。二为《全晋文》卷——三所载,作者名鲁褒,是河南南阳人,大概和西晋末年惠帝同时。三、四两篇都是鲁褒《钱神论》的缩写,一见唐人撰的《晋书·鲁褒传》,一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以我所见,司马光缩引的《钱神论》最好,可说是一篇很好的时事杂文。     

唐修《晋书》的政治因素

唐初所撰《晋书》为时代较早的官修“正史”,从史书的撰修动机,到史书的体制义例及其内容,都表现出不同于前此私修“正史”的特点,这就是唐初统治集团在修撰《晋书》时,渗入明显的政治成份,以服务于自己的统治。自修“五代史”及《晋书》以后,历代“正史”沿此成规,几乎皆为官修,这也是中国史学史上由私人修史到官府修由的一个转折点。因而《晋书》之修又对     

陈寿行年钩沉

陈寿,字承柞,蜀汉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市)人,西晋著名史学家。其所著《三国志》六十五卷,与史学名著《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四史”。陈寿生平事迹,《华阳国志》和《晋书》本传之所记,或不明系年,或序次淆乱,或语言欠详,时过千数百栽至于今,亦未尝系统地清理条辨。兹不揣冒昧,欲试为之。由于自己学识浅陋,加之资料甚缺,难免有粗疏臆断处,冀方家驳正。     

《全唐文》漏收张齐贤文补正

依据史籍记载,对《全唐文》漏收的张齐贤《始祖庙议》、《质告朔礼不可罢》、《改先农为帝社议》、《东都置太社议》等文予以辑补并略作考辨.     

司马彪《战略》与《兵记》关系管窥——以著录和引用为中心

司马彪所撰兵书《战略》和《兵记》不见于今,清人黄奭《汉学堂知足斋丛书·子史钩沉》专门辑有司马彪《战略》一卷。然本文在对相关文献材料进行梳理与考辨的基础上,认为《隋书·经籍志》所著录八卷本《兵记》或为单行《战略》,二十卷本《兵记》为《战略》与《兵记》的合集,《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经籍志》所著录十二卷本《兵记》为单行《兵记》。从现存佚文来看,《战略》与《兵记》当成书于司马彪泰始中任秘书郎之后,系从众多史籍中钩稽史料缀集而成,内容多为军中实例而非单纯理论,故二书具有浓厚的史学色彩,这与司马彪史学家的身份密不可分。另外,《晋书·司马彪传》言及彪之著述,唯独不载撰写《战略》或《兵记》一事,主要是由于《晋书》编修者将其列于史学家之列而非皇族之列,刻意彰显司马彪的史学家身份与成就而对其他方面的成就有所取舍。     

魏秘书郎刘璠非刘弘之子刘璠考

《隋书·经籍志》著录《毛诗义》、《毛诗笺传是非》是魏秘书郎刘瑶所作。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说刘瑶生平不详。刘毓庆和牟玉亭根据《三国志·魏书·刘靖传》认为刘璠是荆州刺史刘弘之子。然《晋阳秋》载刘弘生活在西晋,《晋书》所载刘弘及其子刘瑶亦西晋时人,且并无此刘璠在《诗》学方面成就的任何记载。则魏秘书郎刘璠与荆州刺史刘弘之子刘璠并非一人。     

从《世说新语》与《晋书》对东晋道佛二教的不同书写论曲笔

《晋书》与《世说新语》是研究东晋历史的重要历史文献。东晋道佛二教并盛,而《晋书》与《世说新语》各有侧重。《世说新语》崇佛抑道,《晋书》崇道抑佛,其直接原因在于其书写者心目中二教有优劣之分。其淡化或湮没的一方,可以命名为"第二教"。这是另一种"曲笔"。这种现象存在的深层背景在于传统书写中独立的史料意识的缺失,而独立的史料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学向现代转型的首重之事。正视第二教缺席的现象,也能给历史研究诸多有益的启示。     

西晋人口蠡测

西晋人口蠡测王育民西晋继三国分裂局面之后,曾出现过短暂的统一,此后又进入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更加分崩离析和动荡不安的时期,户口大多失载,惟《晋书·地理志》留下西晋太康初的户口记录,然其所记仅为列入州县版籍的户口数,而不是全国的实际人口数字,难窥全貌,笔...     

山简乡品考——以《北堂书钞》版本异文为线索

西晋山简的乡品历来被认为是三品,这在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中往往被当作一些结论的重要证据。但本文通过对《北堂书钞》版本异文的考察,并详细分析《晋书》、《世说新语》中的相关史料,认为山简的乡品应为二品。     

《黄河故道考辨》一书出版

《黄河故道考辨》一书出版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王所著《黄河故道考辨》一书,已于１９９５年１０月由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以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为断,分为“夏周”、“秦汉”、“魏晋”、“隋唐”、“北宋上”、“北宋下”、“金”、“元”、“明上...     

五凉河西蚕桑业考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河西虽历经五凉割据纷争却基本保持了稳定繁荣的局面,史载"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中州避难者日月相继"(房玄龄等撰《晋书》卷86《张轨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第2222、2225页).     

十六国时成国的梁州先治于晋寿,后移于涪

<正>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前,氐人李特由略阳经梁州南入蜀中,在梁州并未多所稽留。《晋书·李特载记》谓李特曾经受到梁州刺史许雄所派遣的军队的攻击,此事发生于李特进围成都之时。这是梁州军队的远征,与梁州本土无关。《晋书·李雄载记》载雄曾攻陷南郑,尽徙汉中人于蜀。这是掳其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