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的天灾

19。g年湖北省特大水灾,灾区达30余县,灾民3。0万。这是湖北的灾民们 1917年7月天津海河发大水后,洪水淹没天津城.10万人无家可归。图为驻天津北洋第一混成旅第二团赴灾区惰形。 1925年四川大旱,50万人死于灾荒,70。O万人流离失所。图为綦江县饥民惨状。 1917年冀鲁地区特大水灾,以河北灾情最重,被淹103个县.灾民达635万人。图为拒马河泛滥.淹没涿州街道情形。清末灾民,在等待一个没有希望的政府给予救济。 (1909年 30年代初.连年灾祸,各地开粥厂救济。图为等待撤济的灾民们。● 1931年8月 长=_=[特大洪外:,遍及鄂、湘、川、皖…     

1954年湖北水灾与救济

1954年长江中下游发生特大水灾,其中湖北省遭受的损失尤为严重。面对肆虐的洪水,湖北省党政军民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以及全国人民的支援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救灾。在水灾救济中表现出明显的特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起组织救灾的任务,成为救灾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积极组织灾民生产自救,促使社会功能尽快恢复正常;努力帮助灾民克服灾民意识,在物质救灾的同时加强精神救灾。     

1931年淮河流域水灾及其影响研究——以皖北地区为对象

1931年水灾是淮河流域百年罕见的洪涝灾害.此次水灾之兴,与连续的大强度、大范围的降水和残破的水利设施有关.水灾发生时,水利工程被毁,大片的土地被淹,房屋倒塌,人口死亡甚巨;水灾发生后,由于皖北地区自宋元以来形成的脆弱的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国民政府的救济不力,灾区出现了土地荒芜、粮食短缺、物价飞涨、灾民无以聊生而四处流徙、疾疠和匪患猖獗等严重社会后果,极大地掣肘了皖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宋庆龄筹办赈济豫灾国际足球义赛

１９４２年冬至１９４３年春,由于久旱之后的大暴雨导致黄河决堤,河南省遭受特大水灾,约有２００万人死亡,千千万万的灾民流离失所,真可谓哀鸿遍野、满目疮痍…… 其时中国抗战正处于十分艰难的非常时期,四面受敌的中国战区困难重重,国民政府救灾无力,加之吏治腐败,封锁灾情,河南的灾民得不到救济,情况十分危急。社会各界纷纷强烈要求：赈济豫灾！ 作为“陪都爱国爱民的一面旗帜”,宋庆龄挺身而出,领导着从香港迁到重庆的保卫中国同盟（１９３８年在香港成立,宗旨是争取国内外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以下简称“保盟”）通过举办讲…     

1911-1937年灾民移境就食问题初探

抗战前的民国时期,灾民逃荒现象极为普遍。灾发地政府因无力赈济自己的民众,或者出于推卸责任,放任其灾民四处流离,移境就食。流入地政府救济自己辖区灾民尚且不暇,自然不愿再为别区承担救济重任。再者,行政区划与经费的分配也限制了这种救抚他省灾民的欲望。因此,流入地对来境灾民无不驱逐出境或资遣回籍,而灾民在自己家乡确实又无以为生,迫不得已时只好重又外出。总起来看,整个灾发期间,灾民便是在灾发地与流入地的推来搡去之中艰难苟活。这一问题不是一地一隅所能解决,也远非一年一月所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各级政府的大力合作,需要对产生灾民的各种原因予以根治。然而,受时代条件所限,灾民的移境就食问题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灾民的流离悲苦也就只能依然如故。     

浅谈民国时期新疆社会救济事业

民国时期的新疆,一方面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另一方面政局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得不到保障。新疆政府采取了救济措施,加速了社会救济的发展。本文对民国时期新疆社会救济事业的产生及其当时政府对难民、灾民救济采取的措施作一论述,并对救济的特点及影响进行分析。     

慰问演出

慰问演出在我艺术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和深刻的人生感悟.究竟我慰问了多少地方,很难记全.印象深的一是慰问抗洪和水利工地的民工;二是慰问子弟兵.解放后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兴修水利,建水库筑大堤,几乎年年未断.这对于常年闹水灾,饱受水灾之苦的湖北人民不啻是最大的福音和最大的善举.解放前虽然我多半呆在大城市,没有亲眼目睹农民遭受水灾的惨景.但在我13岁时,1931年却亲身经历了汉口被洪水吞噬的景况,深知水灾无情,灾民的凄苦.记得水灾过后,哀鸿遍野,饿(饣孚)满街,连汉口的汉剧艺人也无法谋生,流落他乡.所以水灾从我幼小时就领受到它那恶魔的残酷,对政府兴修水利这一善举由衷的高兴和崇敬.     

1954年江淮水灾区的疫情防控及其对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影响

1954年江淮流域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疫情,各种流行病相继发生,且患病率、死亡率很高.面对这种情况,灾区各级党委和政府立即成立专管机构,动员公私医务人员积极抗疫;各级卫生部门积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开展大规模卫生防疫运动;各级政府在灾区适当推行免费医疗,积极救治灾民.由于采取了有效措施,大大减轻了灾民的疾病痛苦,患病率明显下降,客观上为灾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试论清代乾隆朝中央政府赈济灾民政策的具体实施——以乾隆十一年江苏邳州、宿迁、桃源三州县水灾赈济为例

清代乾隆时期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灾后赈济事宜,制定了较为完善的赈济政策。乾隆一再强调灾害救济要恪守"宁宽勿刻"、"宁滥无遗"的原则。赈济政策的落实是关键。在乾隆十一年江苏邳州、宿迁和桃源三州县的水灾赈济中,灾民们从中央赈济政策和"成例"的落实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及时救济,但赈济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由于一些地方官员没有能够"因时就事"确定赈灾事宜,或没有认真履行职责,使赈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落到实处。     

1952年洞庭南湖救灾记

1952年9月24日,湖南省湘阴县湖区发生水灾,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对此,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县委高度重视,紧急开展救灾工作,妥善安排灾民生活,帮助重建家园,谱写了一曲党为人民、人心向党的颂歌。     

1931年江淮水灾灾民的救济

民国时期,灾害频仍.据统计,自民国成立至抗战全面爆发的20几年间,“各种灾害之大者,竟达七十七次之多”.而民国1931年的大水灾,无论从受灾的范围来说,还是从危害的程度来说,在民国乃至于近代的灾荒史上,都是空前的.此次水灾,全国“被灾省份计有十七省之多,灾民几达七八千万人,淹没农田约占七万万亩”.“人民死于水患及病疫者,日以百千万计”.其中以湘、鄂、赣、皖、苏、豫、鲁、浙八省受灾最重.据估计,此次水灾的总损失在50亿元以上,仅农产品的损失即达4亿余元.八省的农作物年产量占平常年景的百分比是:稻米为38%,高粱、小麦为29%,棉花为24%.前五省89县的流亡人口占五省总人口的40%.     

张学良赈济水灾史料一组

1930年7月,辽宁西部地区各县遭受了数十年来罕见的水灾,受灾各县灾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惨苦之状触目惊心。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关心民瘼,多次发电询问灾情,亲自主持救灾工作,辽西水灾很快得到了控制。1931年8月,南方沿江一带又一次发生水灾,长江、淮河、汉水、运河同时泛滥,至8月下旬,灾区已扩至17省,受灾人口增至1亿人。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再次通电北方各省市筹款赈灾,并于副司令行营设立了各省水灾筹赈会。此组史料反映了张学良1930年7月～1931年8月主持救灾工作的经过情形,可供张学良研究之参考。     

1945-1946年桂林市县劫后灾荒与善后救济工作

1945-1946年间,桂林市县在敌灾、水灾、虫灾、旱灾、疫灾等多种因素影响下诱发了严重的劫后灾荒,广西分署组织各种力量参与灾荒赈济活动.本文以纪实的方式分别叙述1945年至1946年劫后灾荒产生的原因,以及桂林市和灵川县、兴安县、全县等县的灾荒概况与善后救济工作情况.并对其善后救济工作进行总体评价,以及灾荒对桂林社会所产生的危害和影响.     

明万历二十年代初河南的自然灾伤与政府救济

万历二十一年五月,河南境内黄河一线以南普遭水灾,加上河堤溃决,河南、山东和南直三省交界区域一片汪洋。由于国家救济不力,加上气候寒冷、草皮缺乏和疫病流行等因素,到了该年年底和次年年初,水灾演化为饥荒,饿殍盈途,盗贼猖獗,情势恶化。刑科给事中杨东明独特图画形式的呼吁、阁臣王锡爵等上下沟通的不懈努力以及钦差钟化民舍命为之的系统救济,使河南等地最终幸运地度过了劫难。灾难的发生和救济的过程既体现了明代社会变动的某些信息,也反映了在固有制度体系框架内治人因素的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难民收容所的设立及其特点

抗战时期的难民收容所,是专门收留救助战争灾民的慈善福利机构,由政府救济机关及中外慈善团体和社会组织协同开办,是中国战时社会救济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存在与抗战进程相始终,虽具临时性、被动性,但其形式简捷灵活、数多量广,较为有效地救济了上千万难民。本论述了战时难民收容所的建立、数量与规模,以及特点和社会影响。     

名师罗运保

罗运保约生于道光五年（1825年），他从艺60余年，是鄂、赣、皖黄梅戏流行区域一位名师。他在少年时，读过10余年私塾，读书时正是家乡水灾极为频繁的年代。黄梅有首民谣：“道光道光，十年九荒。”水灾带来了严重的痛若和饥荒。房屋冲掉，田园成湖，村上居民饿死、冻死、淹死的无数。他的父亲罗车世带着他及全家到江西赣东北地区逃水荒，灾民们饥寒交迫的惨状，与地主豪绅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给他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罗运保在读私塾期间，就爱看弹词宝卷及章回小说，更喜欢乡人演唱的采茶戏和灾民们打连厢…     

近代山东黄河泛区的临灾措施及评价

黄河灾害是近代山东最主要的灾害,几乎每次黄水决溢都会造成大面积黄泛区。在水灾到来时,诸如赈济、抚恤灾民、防治疫病、生存自救等临灾措施常在泛区实行。在这些措施中,生存自救中的人口迁移是一种消极但又十分必要、相对彻底的避灾方式,这种方式大大摆脱或减少了灾民被灾的无奈;其他措施在当时也曾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及管理不善等因素,效果并不理想。     

光绪三十二年苏皖水灾中的救济差异及皖北困境

光绪三十二年(1906)苏北、皖北发生水灾,然而两省的救济却受到了"厚此薄彼"的对待,正当苏北的救济热火朝天之时,皖北救济却是举步维艰。从苏皖两省的政治地位、财政重要性、区位差异、战争影响等方面分析"厚此薄彼"现象产生的原因,可以为一些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提供一些趋利避害的经验和教训。最后,皖省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自我救济之路,不但较为成功地对皖北进行了救济,还在无意间突破了传统的荒政体制,开始了近代化历程。     

建国初期广西匪患对水灾的影响

解放初期,土匪趁我大军过后以及新生人民政权尚未巩固之余,大肆的在我省进行烧杀抢掠,破坏农田水利、道路交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匪患,作为建国初期广西水灾的主要人为因素之一,只有彻底的消灭省内的土匪恶霸,人民才能安心生产,全身心投入水灾救济工作中,所以在建国后的两年中剿匪工作作为广西各级政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1950年寒衣劝募运动研究

1950年9月起至年底,为了解决皖北、苏北、河北、河南等地灾民过冬寒衣问题,党和政府发起了一场寒衣劝募运动。通过建立严密的寒衣劝募组织网,开展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进行多种多样的劝募活动,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共募集寒衣688.75万余套。寒衣劝募运动既帮助灾民度过了寒冬,又有利于党和政府推进对旧救济福利团体的团结改造工作;既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新生人民政权的政治认同,又积累了宝贵的成功经验。寒衣劝募运动中所展现的人民群众互助互济的感人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是我们今天仍然要继承和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