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跃进”到庐山会议——李先念的心路历程

尽快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早日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梦寐以求的强烈愿望。1957年末,毛泽东开始发动“大跃进”运动,很快得到广泛的响应。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也头脑发热,在财贸战线提出一系列紧跟措施,造成严重损失。但他始终存有疑虑,发现问题早,在毛泽东提出纠“左”后,     

“刮单干风”的曾希圣沉浮记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在视察安徽“大跃进”时,欣然命笔：“沿途一望,朝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安徽出现罕见的大饥荒,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痛心之余,提出搞包产到户的“救命田”,正处于天灾人祸困境中的毛泽东,急不可待的支持了他,要他先搞试点。可是,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又成了“两极分化的祸害”。会后被罢了官,郁郁而终。     

对毛泽东“技术加政治”思想观点的探讨

我国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始后,毛泽东从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这个大视角思考着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①“大跃进”运动,国家多投资了２０亿元,全国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然而,这种高积累...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愿望与“冒进”成因辨析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愿望与“冒进”成因辨析赵士刚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愿望与这一愿望的客观后果是不同的。作为一种愿望,他以为自己所提出的经济发展速度无论在宗旨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一种与国力相适应的真正的跃进。但就其后果而言,他却不能不承认自己提出了一...     

毛泽东在60年代社教运动中的思路转变研究

1963年由毛泽东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承“大跃进”经济重挫、后续“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成为沟通其中的桥梁。探索毛泽东发动这场社教运动的原因及其在这一运动中思路的转变,对正确判断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有重要作用。本文试作探析。     

“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的来龙去脉

1958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都是在这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年代里产生出来的。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全面的全民“大跃进”运动高潮中,伴生出了“中国新民歌”运动、“农村整风整社”运动和“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等文化生产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其中“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持续时间非常短暂,但涉及范围非常广泛,有     

“共同舰队”和人民公社

刚从苏联东欧访问回国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批评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这时苏联人也对“大跃进”议论纷纷,赫鲁晓夫也公开批评人民公社得不偿失。毛译东立即把这一切联系起来,怀疑彭德怀可能从莫斯科取回了什久“经”来,于是大为不悦。     

“大跃进”期间我给毛泽东的三次上书

在“大跃进”期间,我作为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先后给他写过三封信。三封信都是反映我对“大跃进”的观感的。毛对这些信件都表示过他的看法,有的是在小范围谈话中的     

1958年反“反冒进”的前前后后

《1958年反“反冒进”的前前后后》一文记载了40年前共和国老一辈领导人在探索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中,由于对经济规律等问题的看法认识不同,而产生的种种分歧……从深层次记述毛泽东以“监战状态来考虑和处理经济建设问题”,发起反“反冒进”以及“大跃进”的心态。     

“中国船王”卢作孚与川江航运

<正>卢作孚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长江航运的先驱,被誉为“中国船王”,他在重庆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对川江航线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时说,四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纺织工业的张謇。”（《青年一代》1982年第一期《状元改行》）     

毛泽东与新民歌运动

1958年到1960年,在“大跃进”的过程中,兴起了一个新民歌运动。作为曾在化领域“大跃进”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全民写诗运动,它的兴起和发展都是与毛泽东的直接提倡和大力推动分不开的。     

毛泽东等组织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历史经验

<正>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虽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反映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违背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背离了党一向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和困难。毛泽东和不少党的领导人从中感到，要真正把握对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     

建国初期党对社会主义曲折道路的探索——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对“大跃进”运动进行的反思

1958年到1962年的"大跃进"运动,是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急躁冒进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产生。本文从当时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对其"大跃进"运动的反思,了解建国初期党对社会主义曲折道路探索的艰辛,进而对于我们当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中国梦给予启示。     

实事求是地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比运动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刚刚建立后,在开始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由于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走过的一段艰难曲折的路程。实事求是地认识和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出席苏共二十一大追记

1958年9月5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决定在1959年1月召开苏共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审议1959年至1965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消息传来,在中国国内引起不少疑问：1956年苏共二十大通过的1956年至1960年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才执行了三年,为什么要提前召开代表大会审定七年计划？中国驻苏使馆反映,据苏方朋友称,“六五”计划执行情况不佳,与其到期完不成,不如搞一个新的长期规划,把“六五”计划的最后两年包括在内,好向党内外有个交代。也有朋友分析,中国的“大跃进”、毛泽东关于中国有可能比苏联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对不甘心成为“落在后头的共产主义者”的赫鲁晓夫刺激极大,他搞的七年计划实际上是苏联版的“大跃进”。随后苏联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宣传苏联加快共产主义建设的文章。1958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七年计划草案并公开发表供全民讨论。计划草案中巨大的数字、宏伟的承诺,使人议论纷纷。对苏联的“洋跃进”,知情的中国朋友大都乐观其成。     

毛、刘分岐与“文革”的发动

刘少奇批评“大跃进”毛泽东雄心勃勃地在经济领域进行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3年困难时期已严重地暴露出弊端,为了公开而比较彻底地纠正其错误,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毛在1月30日的会上对自己在工作中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毛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毛的这个自我批评并不深刻。当他听到刘少奇在会上对…     

中国“红太阳”思潮的演变

从20世纪40年代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是“红太阳”思潮的酝酿形成阶段,其显著标志是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以最终确定和歌曲《东方红》编成并开始在民众中传唱。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是“红太阳”思潮的演进或曲折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红太阳”思潮迅速扩展到除台湾、香港、澳门等少数未解放地区外的全国范围内,并在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领域中持续发展。“大跃进”运动前这一思潮长期处于较低缓的发展时期,“大跃进”运动、“反修防修”运动和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活动对思潮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略论60年代初的“调查研究年”

1961年初,在经过三年“大跃进”的挫折、中国经济陷入最困难境地之时,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这一号召很快变成全党的行动,1961年真正成了毛泽东所期望的“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这是中共党史和人民共和国史上值得重视的一页。它在当时对调整政策、舒缓矛盾、稳定局势、克服困难,起了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40年后的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学习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仍感到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知识分子的厄运与中国球籍危机——关于1957年以来的“恐知病”的历史思考

所谓“球籍”问题,应当是指一个制度在人类社会里的生命力问题,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问题,一个民族在地球这颗行星上的生存价值问题。这个问题,自鸦片战争失败,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挥泪省自身之后,从林则徐到康有为,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为之忧虑的问题。1956年,毛泽东在八大的预备会议上谈到中国的“球籍”问题时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十年、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子,就要从地球开除你的球藉。”     

1958年那条“总路线”形成前后的党内争论

1958年在中国,先后出现了三面红旗。这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虽然分开来说是“三面红旗”,其实三位一体。当年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高估产、全民动员、昼夜苦战,用“高潮”一类字眼已经不能显示出它的规模和气势,只能叫做“大跃进”。而总路线,既是这一场“大跃进”的动员口号,又是它的指导方针。人民公社这种将每一个人从生产到生活都管起来的准军事组织,就是贯彻总路线、实现“大跃进”的组织形式。三者缺一不可,缺其一即无法构成当年这一“壮观无比”的历史图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