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旧历史观的理性化过程及其悖论

<正>社会历史是由什么决定的?不同的回答,阐释了不同的历史观。随着启蒙思潮的深入,近代西方世界站在旧哲学的基础上,通过对中世纪"君权神授"历史观的理性化颠倒,产生了近代历史观(本文称之为旧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以抽象人性论为理论根基,把社会理解为孤立个人的集合体。因此,旧历史观关注的主要问题就是个人自由与社会权力的关系问题,并进而形成几种理论表达形式:一是英法思想家以"祛魅"(对非理性的祛除)的方式对世界进行理性分     

论戊戌维新派反专制、兴民权的政治思想

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君权神授”和“君权至上”进行了批判,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倡民权、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主张。     

试论秦始皇称帝建制与文化传统的关系

秦始皇开创了中国第一个专制主义王朝。他建制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总结了上古以来我国政治文化的主要成果。在最高权力的来源上,秦继承了"君权神授"的思想;在权力的合法性上,承袭了"五德终始说";在政治制度的创立上,采用了法家思想,实行严行峻法,从而使我国古代的政治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重建"神圣的罗马帝国":中古早期欧洲的政治发展道路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考察"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术语的词源时,往往聚焦于"sacrum Romanorum imperium",而忽略了中古早期流行的"sacra respublica"。后一种形式源自古代罗马帝国,而为拜占庭帝国所沿用。从东西部欧洲的统一性来考察可以发现,不仅拜占庭帝国是神圣的罗马帝国,而且西部欧洲是查理曼统治时期对东部神圣的罗马帝国的自觉模仿,其中罗马教宗发挥了辅助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中古早期欧洲的政治发展道路就成为从古代的罗马帝国向中古神圣的罗马帝国演化的过程。东西部欧洲在独立发展和彼此互动中体现出中古早期欧洲政治神圣化的共同发展趋势。     

论日本近代早期的非传统国家观

日本近代早期,思想界呈现相对活跃的局面。思想家们吸收了西方政治学说中的近代化理论,针对日本长期流行的有关国家、政府性质和职能的传统政治思想,提出了非传统的近代化国家观。对国家起源的论证摆脱了传统的君主是"神"或君权神授、国家权力天然形成的观念,到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中寻求原因。对于国家的性质、国家与政府的职能等问题也进行了不同于传统的深入阐释,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近代化理念。这为日本创建一种相对近代性的政治体制奠定了理论前提。     

从法治到党治:孙中山的思想转变

百年前的清末民初,中国先进知识精英们的理想,是建设一个现代法治即民主法治(rule of law)的中国。孙中山是当时最具现代意识的革命领袖和思想家,是这种民主法治的最早追求者。但是,在民国初年的特定环境中,他由这种法治的追求者变为苏俄式的党治的倡导者。国民党掌控中央政权后,他的后继者将这种党治诠释成"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发施"、"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一党专政"的集权党治。     

近现代中国城乡廊道变迁与民俗传统的嬗变

民俗传统作为非遗文化的主体内容,自身同样包含通过双层约定而实现价值规束的张力。中国民俗传统实现价值规束的主动因是日常生活化了的神圣传统,而以集镇体系经济流动为基础的城乡廊道则为此神圣传统的持存提供了空间前提,完善的城乡廊道生态系统是民俗传统实现良好传承的前提条件,以此关系为内在契机,近现代以来中国城乡廊道的变迁与民俗传统的嬗变形成了应动关系。从民俗传承"危机"到"杂合"民俗,再到民俗传承"自觉",构成了当代中国城乡廊道变迁引动民俗传统嬗变的完整历程。     

试论春秋时期的家臣职官系统及其职司

家臣在周代主要指管理卿大夫家政的私家臣属.西周时私家"官事相兼",家臣设置相当原始,迥异于天子、诸侯"官各有人"的职官制度.随着春秋时王权与君权式微、卿权强盛而"政在家门".卿大夫之.家"呈现出一级国家政权面貌,家臣职官及职司呈现出制度化、完备化和系统化的趋势.一般来说,春秋时家臣有两套职官系统,即家朝上的家宰和邑朝上的邑宰等职官系统.随着西周春秋时期权力结构中卿权向君权的转变,家臣职官制度又成为战国官僚制度的重要渊源之一.     

“帝国基本法”与统治的契约化——契约观念下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改革”(1500—1521)

1500-1521年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改革是1495年沃尔姆斯帝国议会所确立的"帝国改革"的继续。"帝国改革"实质上是权力妥协的结果,特别是作为"帝国基本法"的1519年《选举让步协议》,使得帝国皇帝的统治契约化和帝国阶层的政治参与扩大化,促进了帝国权力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发展。1521年发布的"沃尔姆斯敕令"使更多的宗教因素混入"帝国改革"和帝国宪法的发展。从契约观念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神圣罗马帝国的制度状况以及其"帝国改革"。由于帝国阶层和皇帝都低估了对方的实力,这一时期的"帝国改革"并未取得较多的成果,但是通过"帝国改革",神圣罗马帝国在制度形式上具有了更多的"近代性"。     

儒家法律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并对后世影响深远。     

统治

<正>统治,意味着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施加控制、权力或权威,统治者相信自己有这样做的权力。而这样一种概念,往往源于强制力量和随之而来的优越感。早在生命诞生之日起,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就成为世界的统治之道。虽然这种统治之道直到达尔文的《进化论》才被以文字形式揭示出来,但丝毫不影响它真理性的存在。从人类世界到自然界,"统治"都被赋予了神圣的含义,赵     

辽朝皇帝尊号中频繁使用天字的政治内涵分析

辽朝皇帝的尊号中频繁使用"天"字,从构词方式来看,有动词加"天"构成的和"天"加动词构成的词素,反映了"天人感应"和契丹人信仰萨满教崇拜最高神祇———天神。其中,在皇帝尊号中使用"天"加动词构成的词素最多,年号中也有这类词素,而在皇后和太后尊号中均为动词加"天"构成的词素。辽朝皇帝尊号中使用由"天"字构成的词素,因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故所体现的具体政治内涵也不同。这种在尊号中频繁使用"天"字的政治内涵就是"神道设教",表明君权神授,统治获得了天神的护佑、辅佐,为皇位披上一层神圣的合法外衣。     

讲述内源型现代化源起的故事——评《现代工业的起源》

<正>已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荣渠先生在其代表作《现代化新论》中,就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类型学有过相当精辟的划分。他说: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大致可概括为内源的现代     

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地理学人本传统的复兴

实证主义地理学是通过"认识论翻转"确定均质化空间而保证其有效性的,这在根本上规定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中人文世界的隐没。人类科学理性的缔造经过"认识论翻转",确保了其割裂人文世界的普世价值观,并随着实证主义在近现代的成功和学科建制化而得到制度保障。这一历程在显示实证主义对地理学神圣指导作用的同时,暗含了其对地理学分工的不适。在"认识论翻转"层面上,人文主义地理学对地理学研究传统进行了"否思":①重新评估了地理学的本体论问题,使人文世界定位于地理学研究领域之内;②发展了针对人文世界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但并非对实证主义的反判;③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立足点伦理和价值是内在的而非实证主义外在的;④人文主义地理学讨论的知识论要求"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价值论"的联通以获得具有人性的世界图景。     

《钦定、协定与民定:清季制宪研究》

预备立宪是清末新政的一个高潮,其最终指向是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而宪法关乎社会各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利与地位,朝野各方皆非常关注。清廷两次派遣大臣出洋考察,认为如用钦定办法制宪,可达到巩固君权之目的。因各国立宪运动结果多是民权仲张,君权削弱,唯独日本例外。倒幕立宪之前,权在幕府,天皇徒拥虚位。     

范庄龙牌会与两种文本中的信仰表达

在与世俗权力纠葛的过程中,中国民间的信仰实践往往呈现为两种文本的信仰表达形式。显在的信仰文本处于权力的监控之中,更多地是一种社会性的信仰表达,除了呈现为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地方利益,地方信仰的实践本身也是村落的"人格"在信仰世界中的具象表征。相比之下,民间信仰实践的隐藏文本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情感性的信仰表达,在性质上是对地方社会传统信仰结构的延续。实践中的中国民间信仰是一种权力的建构性与信仰的意志性相形而生的概念,地方信仰的"真实"并不是臣服于世俗权力的建构形态,而是一种脱离于权力意志和具有独立运作逻辑的精神世界。     

城镇化背景下村落神圣空间政治性的建构——以广州A村宗祠为例

文章以广州某古村落的改造为例,关注宗祠的神圣性建构以及其面对快速的现代化和城市化等世俗力量时的政治响应。通过微观研究,发现:1宗祠政治性来源于其服务村民的世俗功能;2在宗祠受到外界世俗力量的侵占时,村民通过运用特定时空条件来施行"避让但不逃离"的巧妙战术进行抵抗,从而实现自身权力的宣示和表达。本文旨在从日常生活和空间政治性的角度重新认识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神圣空间的政治建构,为中国乡村和城镇化研究提供有益的研究视角。     

打倒孔家店与打倒秦家店孰轻孰重——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重新解读

秦家店是我仿造的一个新名词,仿照新文化运动时提出“打倒孔家店”而来的。秦家店是以秦王朝为蓝本的一种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它有至高无上的皇帝坐在权力金字塔的顶尖,以终身制度、集权制度、宗法制度、等级制度和官员的委任制度作为皇权的支柱,以君权神授作为整个专制制度的意     

权与法之辩——詹姆士一世与柯克之争的历史解读

詹姆士一世与普通法院法官柯克争论的焦点是,国王是否有权干涉司法审判。争论的起因是教会法院与普通法院有关什一税诉讼案件的管辖权之争,詹姆士一世是苏格兰人,不了解英格兰的传统,他以君权神授的理念执政,认为国王有最高司法权。柯克以中世纪的观念坚持"王在法下"。但这场争论发生在英国社会转型时期,因此具有现代社会的宪政意义。     

沟通模式与统治形态:一个微观政治的视角——读《乡土中国》

本文从微观政治的视角比较了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沟通模式与统治形态:在乡土社会中,扎根于土地的世代凝聚感形成了基于言传身教的教化沟通模式模式和长老统治的权力形式,权力分异的基础在于对当地的思想和行为规范是否熟悉;而在现代社会,择地而居的生活状态常常需要借助外在的力量来形成沟通符号的普遍性,因而形成了基于权利与义务的契约式沟通和科层制,并以对某一专门领域知识的陌生与否作为权力分异的基础。由此,本文指出,微观解释对传统社会的回溯之所以能够成立,在于它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取向,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回归通过对文化的重新阐发而发现了新的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