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官存司”到“以司存官”——《百官志》体例与汉唐行政体制变迁研究

汉、唐正史《百官志》官制记载体例有显著不同,《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记官而不及机构,以长官、佐贰、属官代表各自府署,可称作"以官存司";两唐书《百官志》则皆"以司存官",即在各机构名下记其长官、佐贰及所属官吏,将之一概视为机构成员。记载体例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规范官制的法令及行政体制的演化,汉代官制记载依据以官员管理为中心而不及机构状态的官簿、秩律等文档、法令,唐代官制记载主要取本规范各机构官吏设置的职员令。汉唐官制记载体例及其来源的不同,体现了魏晋以来官制和对应法令形态的变迁,这一变化的转折点约在南北朝后期。由此达成的机构行政一体化,是汉唐间强化集权秩序和防止长官大权独揽的结果。     

从汉代“部”的概念释县乡亭里制度

《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对这段话最简单的演绎必然是:汉代县以下的地方行政组织是积里为亭,积亭为乡,积乡为县。但这样演绎要遇到一个困难,即汉制一里大约百户,层层累积,则每乡已有万户之众。而秦汉制度万户以上称为大县,显然与此演绎存在矛盾。然而自南北朝以     

西汉郡国特设官署官印略考

汉代在郡国一级的地方行政区划中,有因当地物产之宜或某种需要而特设的专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及《续汉书·百官志》的记载,这些特设的专官种类很多,包括有农、林、水、工、盐、铁、畜牧等各个方面。在西汉时,这些郡国的特设官一般隶属于中央的官署管辖,东汉则皆改隶于郡     

出土简牍与汉代乡吏性质再思——兼谈汉代乡级治理的两种模式

正一、20世纪汉代乡吏研究的一般结论大一统的秦汉时代,统治者为实现对王朝疆域的管控,废除西周以来的封建制,推行郡县制;为进一步推动国家权力深入基层社会,在县以下设置乡、亭、里等管理单元,其中乡是县以下最重要的地域性管理单元,系依据"十里一亭""十亭一乡"(《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的办法划出一定的辖区,并设置属吏,以联户掌民、征收赋役、听理诉讼,又称乡部。关于有汉一代乡级属吏的设置,     

《续汉书·百官志五》“刺史”条郡国数辨讹（下）

虽然东汉一朝的郡、王国和属国设置屡有变迁,其数目并非保持恒定;但无论是九十八的总数还是各州所分部郡国的数目,甚至包括“外十二州”的排列顺序,《续汉书．百官志五》“刺史”条都与同书《郡国志》的记载相合无间。     

宋代提举学事司考略

诸路提举学事司(简称提学司)为北宋徽宗时所设以管理地方学政的专门机构,因《宋史》卷120《职官志七》仅云提学司“崇宁二年置,宣和三年罢”,记载十分简略,且有疏漏,而其他重要献如《宋会要辑稿》、《献通考》等所载或阙佚,或言之不详,略同《宋史·职官志》,致使今人对提学司设置沿革等了解甚少。现笔据散见于各种献中的相关资料,对宋代提学司之制度作一考辨,以勾勒出其建置沿革、职能之大概。     

读《元史》札记一则

据《永乐大典》所引《经世大典》和《南台备要》、清文廷式所辑《经世大典》记载 ,元至元十四年所设江南八道之一为“山南湖北道” ,而非如《元史·百官志二》“肃政廉访司”条所记为“山南江北道”。据相关资料推断 ,到至元二十九年 ,为适应江南湖北道的重新设置和江北诸城划归河南江北行省的需要 ,“山南湖北道”始改称“山南江北道”。     

汉代乡亭里研究概述

通常在论及汉代地方行政组织时总是以乡亭里为基础的,而又以里为最基层单位。《汉书》和《后汉书》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关于乡亭里三者间的相互关系及设置结构问题,文献记载则有些阙疑,间或互相矛盾,导致中外学者争论不休,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本世纪20—30年代,特别是近20年以来,随着西北地区敦煌、居延等地大批简牍的出土,将这一问题的讨论又推向新高潮。许多学者根据汉简资料,结合文献记载,重新对汉代乡亭里关系做了一番审视,得出了一些见解独特,富有启发性的结论。下面就研究状况略加阐述。最早对史书记载提出异议的是日本已故学者冈…     

俗与制:历史上基层设置与记载的“大率”特性

中国历史上的基层设置从来不是精确无误有如"铁板一块",《汉书·百官公卿表》曾用"大率"一词来表述基层设置,已道出这一特点。《宋书·百官志》追溯秦汉以来县令及以下官吏时,曾言"其余众职,或此县有而彼县无,各有旧俗,无定制也",说明"旧俗"可超越"定制"。以上两者表明,不管是地方文献还是全国性的文献,在不同程度上都蕴含着俗与制的关联,应该予以"在地化"的开放性解读。     

从汉简看汉代敦煌乡里设置

按《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置敦煌郡,继设敦煌、龙勒、效谷、渊泉、广至、冥安六县。龙勒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广至,宜禾都尉治昆仑障。这是对敦煌行政、军事两大机构的简略记述,而县以下政府组织情况却无任何记载。敦煌汉简中有较多县以下乡、里建置的资料,弥补了行政系统基层组织设立的史实。从而使我们对敦煌从郡到县、从县到乡、从乡到里这一行政系统的组成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对研究敦煌史、边郡史有重大价值。     

金熙宗以来地方行政路考论

"行政路"是指金朝的地方最高行政区划建置。金熙宗时期开始调整地方制度,至海陵天德二年(1150)全面实行兵马都总管府路制。其中诸京路、诸总管府路、中都路的路官构成略有不同。《金史.百官志》之外,"会宁牧"、路治府的"知某府(事)"、"治中"等官职也属于路官的范畴。诸路官员的民族构成复杂,具有鲜明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班固对先秦至西汉重农思想的总结

班固是《汉书》的主要撰著者.《汉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主要记载西汉一代的历史,但又沿袭《史记》的影响,仍然保持着通史的某些特点,特别是它的十志,更具有通史的性质.正因为《汉书》体例上的这一特点,使它能够对于先秦以至秦汉的制度、思想等作贯通的综述,包括对先秦农家的学说,对于先秦至西汉的重农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这些内容,主要集中于该书的《食货志》中.《食货志》分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谈"食",下篇主要谈"货",其思想基础则是《尚书·洪范》和《易·系辞》的记载.     

汉代衡官考

正汉代有衡官,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和东汉灵帝时(168～189)的《西狭颂》、《郙阁颂》。关于衡官的职掌,《汉书·百官公卿表》并无详细记载。陈直先生在《汉书新证》里联系东汉的《耿勋碑》、《西狭颂》的记载指出~([1]):衡官亦兼管一部分铸钱事。汉武都太守耿勋碑云:"又开故道铜山,铸作钱器,兴利无极。"故李翕西狭颂,武都郡有衡官掾及衡官有秩。可以证明衡官在武都是专主铸钱事宜,仍沿用水衡都尉之衡官名称。此说颇为人所信。如裘锡圭先生在《啬夫初探》一文里认为"(陈)说似可从"~([2]),朱活先生在《居延简耿勋碑与东汉币制》一文里也说:"陈氏所释甚得其谛。唯误碑文‘铜官’为‘铜山’,此微疵耳。"~([3])其实,陈直先生的说法恐怕是有问题的。从上引那段话不难看出,他认为《西狭颂》里武都郡的"衡官",是《耿勋碑》里主管"开故道铜山,铸作钱器"的机构,故而提出     

均输官无别名辨

西汉财政家桑弘羊建立的均输法曾在全国推行。其推行的初期,均输官只在少数地方设置,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史记·平准书》)此后,均输官在很多郡县都设置起来,均输网遍布全国。但是,《汉书·地理志》只记千乘一郡有均输官,显然与元封元年在许多郡国设均输官的事实不符,是《汉书》的遗漏。或者认为《汉书·地理志》并未遗漏,而是均输官有许多别名,“用均输之特产品而命名”,“故南海、交趾近海多庶羞,即置圃官及羞     

绵阳市特色乡镇及乡镇志编纂研究

绵阳市特色乡镇概况 绵阳是四川省地级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涪江中上游地带。绵阳古称“涪县”“绵州”。据《元和郡县志》《华阳国志》《直隶绵州志》等记载,绵阳最早的县级政区建置为汉高祖六年（前201）设置的涪县,属广汉郡;自此后．市境相沿各代均有州、郡、府等县以上政区建置。从隋代后,政区建置逐渐稳定,形成市境中部以今市区...     

西汉武帝复增属国地理位置考辨

后人多据《汉书.地理志》所载的五处"属国都尉治"判断元狩年间汉武帝复增属国的地理位置。文章列举出七处《汉书.地理志》中没有"属国都尉治"记载的西汉属国,进而认为《汉书.地理志》关于"属国都尉治"的记载并不全面,不能仅以此判断当年汉武帝复增属国的地理位置。     

西汉敦煌郡的设置和敦煌城的修筑

敦煌郡的设置时间,《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记载是汉武帝后元年间(前89-88),《汉书·武帝纪》记载是元鼎六年(前111),二者自相矛盾;根据敦煌文献记载,元鼎六年在赵破奴的主持下修筑敦煌城,同时还修筑了敦煌郡的防御体系——塞城和土河,并修筑了敦煌郡水利灌溉体系,特别是马圈口堤堰,通过这些记载可以了解敦煌郡初置时期的管辖范围.     

释行马

"行马",是古代一种木制警戒设施,置于建筑物门前拦阻人马。其源出自《周礼·天官·掌舍》之"梐枑",行马之名已见于汉。《说文解字》木部:"枑,行马也,从木互声。"应劭《汉官仪》及《续汉书·礼仪志》注引伏侯《古今注》等亦见记载。据     

辽代军事监察制度新探——兼析《辽史·百官志》“监军”、“都监”诸问题

前贤在论及辽代军事监察制度时,依据的史料多是《续通典》卷33《职官十一》,由于其史源为《辽史·百官志》,又《百官志》的记载存在各种问题,从而误导了对辽代军事监察制度的认识。辽朝建立了一套完整周密的军事监察制度,至少有行军监军、招讨司监军、驻军中的监军三种类型。监军的职责主要为监督地方官、管理驻军,有时亦亲自带兵执行作战任务。辽代方面性军事机构,如统军司、招讨司等,因带有军管性质,故其监军有时亦负责民政事务;根据辽代凡有军队之处,无论是行军还是驻军,皆设有监军这一特点,对《辽史·百官志》中关于"监军"、"都监"的记载重新进行审视。     

西汉广汉郡置年考辨——兼谈犍为郡置年

以往学界根据《汉书·地理志》《华阳国志》将广汉郡置年定于高帝六年(前201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透露出吕后初年不存在广汉郡。通过对《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关史事的考辨,可以将广汉郡的置年限定在武帝元光三年(前133年),与犍为郡的设置时间相当。广汉郡与犍为郡是武帝为适应唐蒙开南夷之新形势,全面调整巴蜀地区郡级政区的产物。明确广汉郡、犍为郡置年,可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汉书·地理志》注记西汉初年郡国建置沿革之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