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项英与皖南事变

1941年1月15日,即在皖南事变大规模战斗结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尚未与皖南被围、突围人员取得任何联系,对新四军皖南部队伤亡、被俘情况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匆匆发出了一个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认为“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并加以“不服从中央”、“阳奉阴违”、“自寻绝路”等罪名,而且与叛徒张国焘相提并论。从此,项、袁的革命业绩,包括他们对创建和发展新四军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被一笔抹煞。但这个决定并不是最后的决定,因为这个文件的最后一条写道:“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可至今…     

叶挺与皖南事变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之时,叶挺是新四军军长,但他成为新四军真正的军事首领,是在1月8日晚项英从大部队离开后.随后,叶挺指挥了惨烈的突围战.1月14日,突围失败,叶挺被俘.     

国共两党对1943废约的反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在亚洲战场的地位与日俱增。中美间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中国战场关系着美国欧洲、太平洋战场的胜败。在当时国内外政治、军事、外交、舆论等因素促使下,美国鼓动英国,经过与中国的协商促成新约的订立,随后欧美一些国家相继宣布放弃在华特权,与华签订平等新约。废约的胜利使得中国收回了一系列主权并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欢呼和支持。国共两党纷纷发言或举办活动等以表庆贺。同时,两党对废约胜利也抱有警惕并反思中国何以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及卷入不平等条约体系中。随着局势的发展,在对待新约上,国共两党逐渐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变化,出现分歧并逐渐分道扬镳。1943废约后国共两党的反应深刻影响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两党的关系和中国历史进程。     

皖南事变发生原因新探

从两岸档案史料综合分析可证,皖南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容不得新四军在华中敌后迅速发展壮大。要求新四军于1940年12月底前北移和不准攻击兴化,是蒋介石划定的两条底线。蒋介石确有围剿新四军的周密预案,但是并没有在茂林设置陷阱。顾祝同也只求新四军渡过皖北。由于皖南新四军选择南走茂林的错误路线,又轻率地过早坦露行动目标,从而给第三战区制造皖南事变提供了机会。皖南事变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无法回避的一页痛史。     

皖南事变背后的隐情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上刊登的周恩来亲笔题词。悲愤的墨迹,表达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失望和痛心疾首。     

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蒋介石国民党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蓄谋。皖南事变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必然性,这是因为,它与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要求其限期离开长江两岸北移冀察的强硬态度有关,且与中共中央必欲独立自主,坚持大力发展经营华中地区的政策有关。但它同时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因为它也与中共方面出于对国民党的高度戒备心理,拖延北移时间且必欲选择一条出乎国民党人意料的北移路线,和国民党恰好在皖南新四军逾期南下之日,完成了围堵部署,封住了新四军南进东去之路的巧合有关。同样,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不曾有过要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共动武的计划。换言之,并不存在着美苏及国际舆论的反对和日本人的突然进攻,打乱了国民党人发动更大规模的剿共战争的阴谋的情况。而就中共中央来说,受到莫斯科态度的影响,它在这段时间里对国民党的政策估计和对事变的应对态度,也曾有过一个颇为复杂的变化过程。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正规化建设——以五师为例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要求全体八路军、新四军实施正规化建设。抗战初期,中共在鄂豫边区为扩大抗日武装力量,接收了包含地方游击队、国民党溃散部队、新兵及反正伪军等各方人员参加新四军。但兵员迅速扩充后,部队各项建设难免出现了相对滞后的局面,存在政治教育不到位、本位主义、游击习气及军阀作风等问题。1941年2月新四军第五师正式建军,之后即从政治思想建设、党的组织建设、军事建设等方面入手,对部队实施正规化建设。经历正规化建设的五师,内能安定根据地,外能打击日伪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抗日战争转折与国共两党的战略决策

1943年秋,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敌后两个战场都开始出现转折,逐步转入反攻,西线战场收复滇西、缅北,华北、华中根据地集中兵力频繁发起攻势,而东线反攻则因豫湘桂大溃败而暂时搁置。在盟国战略反攻取得决定性胜利和国内局部反攻有显著效果的情况下,国共两党都根据自身实力,分别筹划了全国反攻的路线图,并逐步付诸实施,从而使中国的胜利和日方的败局都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美国投放原子弹和苏联参战只是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并没有降低中国长期抗战对日本打击和消耗的决定性作用。从一个大的历史时空来看,中国对日本的顽强作战极大程度地塑造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进程。     

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的一次高级会晤

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在重庆突然约见周恩来。周恩来乘车到达蒋的公馆后,蒋介石问:“恩来,最近延安有无来电?”周恩来说:“有,我党来电说,有关政治、军事问题,深愿与张文白(即张治中)、刘为章谈判,寻找解决的途径。”蒋介石说:“张文白暂时不在重庆,周内可返,军事问题可与刘为章先谈。目前战争正殷,敌人不会自撤,中国须自身弄好,如此则敌人不足惧,国内问题须好好解决。”接着,蒋介石又说:“我一周后将去西安,想在西安约毛泽东先     

陈毅对皖南事变的反思

陈毅在皖南事变前历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兼第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代总指挥,皖南事变后又出任新四军代军长,虽然他没有亲身经历皖南事变,但是他在事变前与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副军长(政治委员)项英之间,对新四军战略发展方针存在分歧;在事变后协助华中局书记兼军政治委员刘少奇重建军部,整顿部队,保证了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新四军和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     

The Struggle between Order and Liberty in 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al Culture

One of the enduring tensions in Russian political culture is that between order and liberty. Indeed, many fear that when faced with the inevitable cacophony of democratic politics, most Russians demand the restoration of order, and by a 'strong hand' if need be. This lack of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among ordinary people is often seen as a major impediment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in Russia.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ssess empirically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desire for social and political order undermines support for democratic liberty. Based on a survey of the Russian mass public conducted in 1996, and employing within the survey an experiment on support for the imposition of martial law in Russia, I discover that Russians are indeed willing to surrender some liberty for the restoration of order. The preference for liberty reflects general democratic attitudes more than it is sensitive to the particular context within which liberty is suspended. Nonetheless, the context of the dispute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serves to stimulate particular attitudes; for instance, the intervention of a court transforms the conflict from a political to a legal dispute, thereby activating attitudes toward the rule of law. In the final analysis, I conclude that if elites maintain ordered political competition, it is likely that the mass public will maintain individual liberty, and democracy in Russia will prosper accordingly.     

日苏关系与国共的战略利益——1943年蒋介石制裁中共的策划与取消

关于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当年多次判断其起因主要是蒋介石相信日军即将进攻苏联。对于毛的这一判断,迄今,相关论著或者完全回避,不予论及,或者语焉不详,不能把问题说透。原因无非两点:其一,没有弄懂日苏与国共三国四方之间的战略关系;其二,没有从蒋介石那里找出相关的证据。本文将着重提出并回答这两个问题。关于此次反共高潮的结束,通常判定为7月中下旬,从现象上看,这一论点可以成立。其实,接下来蒋还制定了多个肃清或制裁陕北的计划,这些计划的制定、删改与放弃,本文亦将予以研究。简言之,国共之间的这场政治纠纷,其发生与终结,都是蒋介石基于国际战略动向的观察而做出的选择。这一过程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蒋的战略视野及其对于多种战略关系的联系与权衡。     

国民党与广东民团

国民党正式改组前即与广东民团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国民党“一大”后,一面鼓励兴办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一面极力扶持和扩大地主绅士把持的民团武装。民团成为正在兴起的广东农民运动的一个强大的对立面。商团事件后的一段较长时间内,国民党和政府对摧残农会反抗政府的一些民团,实行打击和限制,但没有放弃对整个民团维护扶持的方针。国民党的党政军内敌视农民运动的势力则庇护和支持民团,打击和压制农会农军。北伐后这股势力在县以下地方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令所有解决民团与农军冲突的办法都得不到执行,并最终将国民党引上镇压农民运动之路。     

暗潮汹涌的“大汉贵州军政府”

武昌起义后贵州各界仓促应变,携手组成大汉贵州军政府。新政府中的各实力派因宗旨不同。渊源各异,而各行其是,由此导致军政府的最终解体。本文围绕组成大汉贵州军政府的自治学社、宪政预备会、新军三大力量之间的政治互动,重新审视这一问题,以期进一步梳理大汉贵州军政府的兴衰历程。     

论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其基本力量主要是一批“有些知识而又没有充分知识”的知识青年。这些知识青年的纷纷涌入,大大强化了国民党的党势和声威,但随之而起的是对国民党构成新的政治参与压力,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国民党的组织运作。就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初衷而言,党务组织是其改组重心所在。然而正是在这一方面,国民党改组实际上是不成功的。在“中体俄用”的治党策略下,仅袭用了俄共的组织形式,而未能得其组织内蕴,改组后的国民党并未如孙中山所期望的那样改造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党。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两党组织形态的异同与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两党合作的命运。大量事实表明,国共后来成败分殊的结局,实际早在两党第一次合作之际即已渐露端倪。     

国民军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为抗衡张作霖与段祺瑞,开始寻求苏联的军事援助;苏联出于推动中国革命和维护自身安全的需要,积极支持冯玉祥,以打击奉张,制约日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成立后,对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援助,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但时间短、力度小,在直奉两系联合进攻下,国民军仍然未能改变失败的命运。     

九一八事变与中国的政局

利用和加深中国的分裂是日本侵华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中国的分裂状况 ,也正是促成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一个客观因素。事变发生之后 ,直到七七事变之前 ,日本继续以分裂中国为扩大侵略的前导 ,而中国的政局则在历史和现实的条件下表现出双向特性 ,即分裂的现状与统一的趋向并存。但是 ,日本每一步以分裂为前导的扩张 ,都增长了中国的一份抗日情绪 ,中国政局的重心也随之多了一份由内争向统一转换的希望。最终 ,在国内舆情与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下 ,国共两党分别调整了政策 ,统一代替了分裂 ,成为主导中国政局的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