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排阵使述论

排阵使源于唐代,五代、宋初沿置。其中五代是排阵使发展的重要时期。排阵使作为一种较为高级的军事职官,在五代频繁的战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在战场上体现出的职能主要包括:辅助将领排兵布阵、前线指挥作战、统帅亲兵充当先锋。此外,担任排阵使人员的身份特征,即多为骁勇武将,绝大多数为当朝皇帝亲信,也部分体现出五代的时代特点。通过对五代排阵使的梳理,并将其与宋代排阵官进行比较,也可大致看出五代宋初军事使职系统的发展趋势,即开始向着标准化、皇权集中化发展。     

唐代武职事官阶官化论析

唐代武职事官阶官化是唐宋武官制度变革的先声。唐代官制的根本特点决定了武职事官需要广泛从事使职,以作为职官制度正常运行的补充。随着战争形势和军事制度的变化,武职事官兼任的使职长期化、固定化,造成了事实上的官、职分离,由此边军和禁军中普遍出现了将武职事官作为阶官的现象。唐代武职事官阶官化的发展与军赏形式转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并与文职事官阶官化的过程相联结。安史之乱期间,朝廷滥授高级武职事正员官,加速了武职事官阶官化的完成。     

论唐代宦官使职制度与唐后期宦官专权关系

唐代宦官使职制度对唐代后期政局有着巨大的影响。唐代的宦官借助内诸司使体系中的关键性使职,即神策护军中尉和枢密使掌握了唐朝的军、政大权,并不断地对唐廷发起冲击。而宦官本身的权力则来自于皇权,实为皇权的一种变态。此外,高级宦官之间的权力沉浮与争斗也是唐代后期宦官专权现象中不可不察的因素。     

宋代流外官制度初探

宋朝流外官制度承因唐制,但与唐朝已有所不同。流外官是指通过铨选考试补正名的京师诸司吏员,其铨选机关是流外铨,隶于吏部。铨选之法与流内铨选相通,铨选对象包括两部分,一是由官吏直接保引,以私名祗役的亲属、子弟,一是州县诸色役人选补至诸司者。流外官任职后,可依例叙理劳考,循资迁补,甚至出职入流,但需要举主保荐,并通过由皇帝主持的引对,且年龄符合规定,方可出职。流外官制度是宋朝官僚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可对宋代官冗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再论唐代的使职和职事官——李建墓碑墓志的启示

本文认为：在唐代,举凡没有官品的实职官位,都是使职,如史馆史宫、知制诰等。由於没有官品,使职常以“他官充某职”的方式来委任。使职的特徵,主要有三：（一）使职与掌权者之间有一种信任,有一定的“私”关系;（二）使职的权力和享有的好处,远多於类似职位的职事官,以致职事官以为使职“侵夺”了职事官原本的权益;（三）使职常不载於正...     

五代财政中枢管理体制演变考论

在唐后期经五代到北宋初期财政中枢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中，虽然唐未曾出现以一名重臣主判三司的个别事例，后梁曾设置建昌宫使、国计使、租庸使分担了一部分财政中枢的职权，但总体上看，唐末、后梁实行的仍然是宰相分判三司制。后唐才正式改行一人专判三司制，但专判人选来源有多途，其职衔称号有多种；任命财政最高长官时，“判三司”与充“三司使”是两种不同的正式职街，轮流使用，但宰相被任命为“判三司”之后也可被称为“三司使”。后唐的一人专判财政三司制显示出较高的行政管理效率，故为后晋、后汉、后周乃至北宋初期所继承。与此同时，专判者的权力逐步增强，地位明显提高。     

唐代牧监使职形成考

为后世盛赞的唐代牧监使职制度并非以往认为的静态形式,而是存在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这套制度在分布格局、划分标准等许多关键原则上均可追溯到隋代的陇右牧。作为陇右群牧使前身的陇右诸牧监使,仪凤三年始设时既不总领全国马政,也不是唯一的牧监使。出土文书表明当时全国有陇西、秦州、原州、盐州、岚州五个牧监体系,同时置使的尚有原、盐两州牧监。陇右诸牧监使的权力直到武周中后期才有明显扩大,将秦、原两州牧监纳入统辖范围。伴随着这一历史过程,陇右西、南、北、东四使划分产生,景龙年间李隆基任太子时又将东使改为东宫使。盐州牧监自隋代以来一直不属于陇右牧体系,它在开元十三年位列"五使"可能是由于人事原因。至于史书提到的夏州群牧使、陇右三使,则均为临时设置的使职,前者一度管辖盐、夏诸州牧监,后者是对陇右西、南、北三使的统称。此外,陇右诸牧监使及群牧使驻地也并非如史书所记载的始终在原州,而是经历了"陇西—秦州—原州"三次迁徙。     

元代贵州土著民族内附考论

元代前期贵州土著民族的内附大致经历了"附→叛→附"这样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总体上是以"附而复叛"、"时附时叛"为主要特征的,金山洞摩崖是元代贵州土著民族内附的有力见证。元中央政府对贵州土著的管控前期宽严相济,后期趋宽趋柔,以土司制度为主,辅以郡县制度,呈现出以土官为主,土流结合的趋势。随着内附平稳期的到来,元代贵州各土著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也为贵州在明代建省打下了基础。     

宁志新《隋唐使职制度研究·农牧工商编》评介

在有关隋唐官制的研究中,使职作为不同于正式官吏制度的一种,经历了由临时设置直到常设不替并形成体系的发展过程。关注使职变化对官制的影响和这种制度的种种细节的研究,体现在诸多自不同视角切入、新见迭出的研究中,其中对材料自觉的多侧面的梳理,以及宏观角度的合理解答,体现了作者的独特风格和学术态度。宁志新《隋唐使职制度研究·农牧工商编》于2005年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共252千字。这是作者自攻读博士学位以来选定的研究项目,旨在通过对隋唐时期使职制度资料的爬梳分析,探讨隋唐官制变革及其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     

辽代契丹皇帝与五代、北宋诸帝王的“结义”

由契丹贵族建立的辽王朝,曾先后与五代时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及此后的北宋北南对峙长达二百余年。在这二百多年时间里,北南之间既有兵戈相见的战场撕杀,也有和平时期(包括战争间歇)的聘使往来。在北南交往过程中,北方辽朝的契丹皇帝们,从辽初开始,既受契丹民族传统文化习俗之影响,亦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分别与南方中原五代各朝及北宋的诸帝王进行了“结义”活动。所谓“结义”,一般是指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结拜成“亲戚”关系。纵观我国古代各历史时期不同民族政权上层之间,不管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交往,一向都很频繁,但诸如辽代契丹皇帝与五代各朝及北朱诸帝王之间的“结义”活动,实不多     

唐五代供奉官考

本文探讨了供奉官内涵自唐至五代的变化 ,指出 :在唐代前期 ,狭义的供奉官指中书、门下两省官 ,这也是供奉官最广泛的用法 ,广义的供奉官则还包括御史台官。高宗、武则天时期 ,出现台谏官“内供奉” ,是在法定名额之外所置谏官、御史等官的名目 ,“内供奉”的含义是“在某处服务” ,属唐人惯用法。玄宗“尊重宫闱” ,供奉官之名始加于宦官 ,出现宣徽供奉官 ,属加衔性质 ,职在为皇帝“备顾问”。五代时 ,供奉官成为属于武人的专有官名 ,其常规职司是在皇帝身边充当武官侍从 ,其最重要的作用是奉命出使 ,使命多与军事有关     

《旧唐书》漏校八例

《旧唐书》成书于战争纷繁的五代后晋时,它保存了大量丰富的唐代第一手材料,但却缺乏较好排比史料,后又亡佚,经学者们辑录使之完整,以致于产生许多错误。中华书局标点《旧唐书》进行了大量校勘工作,但仍存在一些漏校之处。     

宋代发运使制度考述

发运使始设于唐代,至宋代,成为财计系统中最重要的使职之一。目前对宋代转运使的研究已比较充分。对发运使的研究仍很不够。宋代发运使的演变过程、职责,发运使与转运使的关系等问题都有待於深入探讨。本拟对宋代发运使的有关问题作一系统考察。     

宋代文献中唐“观风使”的名谓与实际

宋人笔记中所谓唐“观风使”,其职名不见于唐代文献,应非唐廷设立的正式差遣。实际上,这一称呼是宋人对诸道采访使、观察使、监察御史、刺史等唐代官职的别称,因其权责大体不出“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的范围。“观风使”一称来源于《唐会要》中记载的“观风俗使”,巧合的是,与前者类似,这一称谓也为宋人的权且之作。《唐会要》的编撰者认为,以“观风俗使”为名的差使自贞观八年（634）后不再设立。但事实并非如此,其不仅于有唐一代延续始终,更是观察处置使一职的滥觞。影响及后世,清雍正时期,出于加强对地方管理的需要,效仿唐制复古地设置了“观风整俗使”,但这一措置实质上是对唐代职官的一次误读。     

五代巡检研究

巡检作为官称大体始于中晚唐,五代时,已逐渐形成按行政级别分层设置的模式;此外,在盐池产地、交通要道和军队中也大量设置。充任巡检使者的身份地位高低不等,但都由武将充任。五代巡检使所带之兵由几百至几千人不等,甚至有带上万名兵士的;所带兵种有禁军、州兵、乡社兵(民兵)等不同种类。五代巡检作为一种差遣,其设置、任命都体现出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意图,这一制度对宋代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玉海》卷一八二“沈义伦任京西转运使”之说更论

《玉海》卷一八二述乾德元年沈义伦为京西转运使,并据以为诸道置转运使始见之资料。综合宋初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沈义伦于乾德元年被命非京西转运使,似当为陕西转运使。北宋初期沿承唐末五代制度设转运使,然实行之初,对应的实际职责显然有别于乾德三年后地方行政长官一职,仅据其名而断定作为地方行政长官之转运使设置之始,似亦与宋初史实相去甚远。     

五代十国时期的中门使

中门使是五代十国时期的一种重要职官,这个时期有多位重要人物担任过此职,以至有“倾动天下”之说,但因史料缺乏和记载不明,学者们对这个本该引起重视的职官,大都避而不谈。中门使究为何职,目前尚无定论,其建置沿革如何,也未可知。学界一般仅认为后唐枢密使应与中门使有密切关联或有一脉相承之关系(参考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第171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笔者不揣浅陋,试对上述问题做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试论晚唐五代的客将、客司与客省

唐后期五代 ,中央和地方都有接待四方来使的礼仪机构和官员。在中央是客省和客省使 ,在地方则是客司与客将。中央的客省和客省使主要负责藩镇派至朝廷的人事往来 ;而客司和客将赞导藩镇礼仪 ,接待朝廷及他镇来使 ,其职一同于中央的客省和客省使。敦煌书仪和传世史料中相关书函的出现 ,表明了以上职司在礼仪方面的特殊作用。本文将通过对两者职能的分析比较 ,来论证唐后期五代藩镇体制下中央和地方在礼仪职司方面的对等与互接作用     

唐代“投匦奏事”制度初探

“投匦奏事”制度是唐代监察制度的重要补充形式之一。“投匦奏事”始于唐武则天垂拱年间,从此,作为一种制度一直沿用到唐末。考察唐匦的沿革、匦使院知匦使、理匦使的设置及其职责、对投匦人及其奏事方式的规定和要求,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对唐代监察制度的进一步了解和认识。     

北宋初期转运使制度的演变

转运使是北宋地方行政制度设置之一。从北宋立国之初的诸类转运使,到确立并完善为路一级地方行政设置,经历了大约三十年时间。本文对太祖和太宗时期转运使制度演变过程的史料进行了详密的梳理和分析,就有关地方转运使设立的时间、先后步骤、太祖和太宗强化中央集权政治的基本思路等,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文章认为,转运使制度的设立,应该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来加以考察,作为加强中央集权政治的重要步骤,与传统的“杯酒释兵权”的解释相比,始终按照“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方针,协调地方行政机构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其意义更为深远,北宋政权亦藉此成功地避免了重蹈五代时期政权短期更替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