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学的传播方式

敦煌文学以讲诵、演唱、传抄为其基本传播方式。讲经文、变文、因缘、俗赋、话本等以讲诵为主,一些文人诗也通过讲诵传播;曲子词、佛曲、民间俗曲等通过歌唱的方式传播。同一篇作品在敦煌写本中有大量的复本,是其通过抄写传播的标志之一;同时,一些抄本工整规范,校勘认真,就是写本时代的"书籍",是作为标准范本而流传的。     

“俗讲”与西汉故事简《妄稽》《神乌赋》的传播

"北大汉简"中发现有一篇题为《妄稽》的时为武帝后期至宣帝时期的俗赋,讲述的是丑女妄稽因妒百般折磨丈夫新买美妾而卒得大病、临终反悔的故事,四言为句,隔句用韵,描写铺排夸饰,具有明显的赋诵特征。这一以讲故事为主旨的俗赋的发现,结束了西汉俗赋只有一篇《神乌赋》作为孤证的局面,由此可以确定,汉赋除体物大赋、抒情小赋外,的确还存在着故事赋一个大类。西汉说书俑及《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的相关记述表明,西汉及此前已经出现类似后代"俗讲"的说书表演伎艺活动,《妄稽》《神乌赋》之类故事赋的最初传播应该就是通过赋诵表演而呈现。     

敦煌写本《晏子赋》的同卷书写情况

一、敦煌<晏子赋>的书写情况 刻本经由制版印刷而成,书版已然规定了刻印的内容和版式.然而作为写本,由于书写过程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文献中的内容有可能由不同的书写者在不同的时间完成①.敦煌写本中的相当一部分就非一次定型,由不同书写者抄录的若干文献同时出现于同一写卷的现象是经常出现的.敦煌遗书中发现了几种此前未有流传的俗赋--<燕子赋>、<韩朋赋>、<赵冾丑妇赋>、<晏子赋>,以及<(齿牙)(齿可)新妇文>等②.这其中<晏子赋>与其他文献同抄一卷的情况最多,因而我们以<晏子赋>为研究对象,以期从书写形态的角度来了解敦煌俗赋的性质.     

"风狮爷"、"屋顶狮子"及其它

在台湾本岛的一些地方,还有在与福建厦门盈盈一水相连的大小金门岛上,存在着独特的“风狮爷”信仰。其实,在福建闽南一带,民间也有不少涉及风狮爷的俗信。从风狮爷俗信的分布看,台湾及金门和大陆的闽南原本就属于同一个地域文化圈。无独有偶,在日本南端的冲绳群岛,也有一种和风狮爷颇为类似的民间习俗,日语称为“屋根狮子”,翻译成汉语即“屋顶狮子”。分析风狮爷及相关俗信,对风狮爷和屋顶狮子做一番比较,有助于我们理解民间风狮爷俗信的复杂性,理解风狮爷和屋顶狮子各自的特征及彼此的异同,这也将从一个小小的侧面,说明中日两国民间信仰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民间文化逻辑上的许多相通之处。     

赋到俗处学更精——读伏俊琏教授《俗赋研究》

伏俊琏先生是近年来在辞赋研究领域有突出贡献的学者。如果说《敦煌赋校注》、《敦煌文学文献丛稿》已奠定了他在辞赋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的话，那么新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俗赋研究》一书作为伏俊琏先生辞赋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则把辞赋研究尤其是俗赋研究又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祭祀”与“纪念”之间——对“东方之星”事件“头七”公祭的考察

灾害公祭作为一种公共社会活动和仪式象征体系的一部分,可以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关系。"东方之星"游轮翻沉事件发生后,政府采用民间俗信"头七"的时间举行公祭,而公祭之仪式、内涵、主体却与传统俗信差异极大。在此背后,隐含着世俗性事件处理与信仰性阴阳沟通仪式之间的矛盾,也体现出世俗权力借公祭将死亡意义价值化、意义化的一贯逻辑,更进一步表明国家权力所型构的公共"纪念"仪式与民间俗信所支撑的个体祭祀之间的生死观存在差异。而透过对当代社会"祭祀"与"纪念"之间复杂关系的分析,可以透视唯物主义生死观和传统信仰正呈现一种既交汇又对峙的微妙关系。     

论俗信

俗信是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众精神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目前的民俗学研究中,“俗信”(或称“民间俗信”)还是一个比较含混的概念,在为数不多的涉及俗信的研究著述中,对俗信的理解和给出的定义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公益与共益:从日本的“社会性”传统再构成看国家与民众

公益是一种"礼",共益是一种"俗",一直以来,日本学界认为公益和共益是互为断裂的或者是对立的理念,并认为"共益"是在日本民间独自发生、发展起来的"社会性"传统。但事实并非如此,被看成是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民间的"社会性"传统(俗),其实受到了日本近代由国家导入的"社会性"概念(礼)的很大影响。通过对这样的再构成过程进行深入探讨可知,"共益"是日本明治政府在19世纪以后,为了近代国家建设而向国民普及的"公益"之思想与民间思想相融合的结果,在互为"纠缠"的过程中被进一步强化起来的"社会性"传统。     

明清民间公共知识体系、传播方式与自身建构——以明清曲本为材料

本文以明清曲本中的俗曲、民谣、笑话、酒令、江湖方语等为对象,考察明清时期知识体系整体形貌中的一个重要面相。这种知识不仅通过流行娱乐的传播方式,也即民间诵传的接受过程,将多重因素影响下的个人知识逐步演变为民间社会的标准化知识,而且,在无意识状态下,使民间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创造了自身。这种传播方式不仅规定了民间知识的形态,也规定着知识的内容。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民间娱乐的传播方式创造了民间的知识体系。     

民俗学“框架式”语境观的双重向度

随着对穷举式语境研究的反思,民俗学者们开始将语境理解为一种特定的阐释框架,转而关注框架内文本的生成过程。框架式语境观虽然仍有时空条件决定论的客观向度,但也具有主观赋义的向度。单纯取径前者,俗"民"可能成为被时空条件决定的他律者,缺失自由的维度;取径后者,则使"民"有望以赋义者的姿态开显其作为主体的主体性,这也是民俗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不能放弃的价值关怀。     

王符与《潜夫论·梦列》

王符的《潜夫论·梦列》是中国最早系统、全面解释梦的产生与梦的分类的文献,本文对这一文献的主要思想内容、价值意义等问题作了探讨。     

严复与鸦片

通过分析严复的英文日记和账本等史料,可以得出严复至死未能革除吸食鸦片这一不良习惯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舒缓病痛;严复自入仕以来收入颇丰,吸食鸦片的开销只是占家庭开销的一小部分而已;鸦片影响严复仕途发展说不能成立。对于仕途不顺的根本原因,当事人自己的反思是最深刻、最合理、最可信的。严复晚年在与亲友的书信中,将早年的仕途多荆棘归咎于自己以前桀骜不驯、率性而为、好论人非,甚至到了晚年还在吞食早年种下的"恶果"。     

严复与儒学

梁启超称严复为“近代西学第一人”,由于严复西学思想的突出而使人们忽视了对他儒学思想的研究。儒学对严复思想有着重要影响,严复思想的演进并不存在“离异”与“回归”问题;从严复具体的儒学观来看,他从未对传统化采取全盘肯定或否定的态度;严复处理中西方化关系的方法多样,在近代史上具有特色。     

傅斯年与“科学史学”派

科学史学派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术派别。本文认为它的崛起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大规模引进有关。体现着历史学由作为启蒙思想载体的进化论史学向作为特殊的认识工具的科学史学的转变。傅斯年在科学史学派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理论指导和组织作用。     

傅芸子、傅惜华主编的"平字号"《俗文学》周刊

一、引言中国俗文学研究可以说是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得到划时代的发展的,它是由清末敦煌石窟文物被发现,大批久已湮没的唐五代俗文学作品展示在人们眼前,遂使这一文学传统的源流因革昭然若揭。“俗文学”一词据说是日本汉学家狩野直喜博士(1868-1947)最早提出的,他在1916年《艺文》第7卷第1、3期上发表的《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一文中说“治中国俗文学而仅言元明清三代戏     

王世襄与傅稼生艺林交往二三事

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王世襄《自珍集》序     

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的交往与学术

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均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有紧密的关系。在北京大学期间,朱希祖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系主任,傅斯年和朱谦之则是北京大学非常出名的学生。以后,傅斯年、朱谦之、朱希祖先后到中山大学任教,都对中山大学史学系有所贡献。三人当中,二朱在中山大学曾是同事。朱谦之对傅斯年的学术思想有较多的评论,认为傅斯年是“发展式的历史”的第三阶段的第二小阶段的代表人物,既指出了他比文献考证派的优胜之处,又指出了他的局限性。朱希祖与傅斯年在明成祖生母问题上有过争论。这些评论和争鸣,既表现出他们各自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反映出近代学人错综复杂的学术关系。     

许子妆簠考释

许子妆(箐皿)是东周时期的许国青铜器,它为研究古代许国后期的历史,提供了最可靠和最具有说服力的实证。     

也谈"妇好墓"

一般认为,殷墟五号墓的墓主是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妇好",所以又称为"妇好墓",本文通过对"妇好墓"位置、墓形、随葬品以及器物铭文等现象的分析,对"妇好墓"的定性提出质疑,并通过对器物符号和纹饰的分析,指出"妇好"画符和龙虎纹在先民看来都具有通天地的巫术功能,是祭祀礼器的重要标志,从而提出"妇好墓"墓主不是商王配偶而是神职人员巫觋.     

补说与解释:对伏羲与女娲关系的再讨论

中国神话里的伏羲、女娲两神由分载到合记,由传说中的古帝,或氏族首领,到"粘合"为夫妇,成为阴阳二帝之神,其间经历过漫长的时间过程.这当中,两汉时期的一段演变,促成了两神传说,由虚变实,从抽象观念到具象灵祗.这一文化结果的产生,究其原因,与两汉时期特定的社会思潮有关.汉人根据先秦以来流行的阴阳五行思想、弥散于社会上下的宗教信仰,以及充满神学色彩的帝王观念,最终将其改造成化育万物,阴阳匹配的神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