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遗址保护的几点思考

2010年4月,我们晋阳古城考古队一行10人,历时8日,南行考察了以扬州市为重点的三省五市的古遗址、古墓葬及出土遗物的保护与展示。这次考察,我们侧重了解城市建设与大遗址保护之间的矛盾、大遗址的考古研究与保护展示之间的关系、大遗址保护与展示的模式等等。     

注目荆州 大遗址保护的新视野

2010年3月4日,国家文物局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在京签订了大遗址保护荆州片区共建协议。此举标志着以楚纪南故城为中心的大遗址,在规划、保护、展示、研究方面的保护管理水平得到全面的提升。标志着将荆州片区建设成为我国楚文明集中展示地与南方大遗址保护重要示范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文化中心的大型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正式启动。     

浅议当前大遗址保护问题

自国家文物局张柏副局长宣布,从2005年起,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大遗址保护项目"以来,从大遗址项目库的建立、专项经费的设立、大遗址保护规划体系的初步建立、相关规划编制、经费管理、绩效考核等办法的出台,到汉阳陵、金沙、殷墟、高句丽等大遗址保护展示园区的建设开放,我国的大遗址保护展示工作在"十一五"头三年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明显成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大遗址保护依然面临着人为和自然两方     

大遗址考古发掘与保护的敏感问题

大遗址作为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护工作已经纳入国家文物保护的重点工作。随着国民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大遗址受到了巨大冲击。要保护好大遗址,必须首先确立抢救第一的思想,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依靠多学科专家的有效合作;还要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法令,坚持遗址与周边环境的协调发展,确立可持续的科学保护方式。     

温故求新:促进大遗址保护的科学发展——大遗址保护思路再探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遗址保护事业持续稳步发展:概念逐渐明确,队伍不断壮大,制度日臻完善,工作趋于主动,考古学及多学科合作的作用切实加强。在此基础上,对全国大遗址保护研究展示的现代化体系和地区的建设作进一步研究,必将促进大遗址保护事业的科学发展。     

“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相关研究述评

随着国家对"大遗址"保护的高度重视和相关实践的开展,近年来与"大遗址"保护相关的研究激增,成果日丰。主要集中在"大遗址"保护与展示利用基本概念和理论探讨、文化和社会价值阐释、保护利用思路和实践总结,以及对典型遗址、重点案例的分析研究方面。在广泛搜寻、系统整理的基础上,就"大遗址"保护理论与实践中的关键问题展开述评,提出"过程跟踪"对于推进大遗址保护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重要性。     

金沙大遗址保护方法与展示理念的多样化探索

作为中华文明与文化发展史的主要载体,大遗址不仅有着突出的历史内涵与文化价值,更具有不可再生与不可替代性,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积淀与辉煌文明的见证。在当代城市不断发展与扩张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大遗址正面临着如何保护与延续、如何展示与宣传等诸多问题,以使遗址保护与其内在文化价值的传播得到更有效的结合,并最终为现代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本文谨以金沙遗址的保护与展示为例,抛砖引玉,对如何科学保护城市大遗址并合理有效利用遗址本身、充分发挥遗址的社会价值与功能进行思考与探索,以期为城市建设中大遗址的保护与利用作出一些有益的尝试。     

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初探——以大明宫遗址保护为例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是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是大遗址保护实践和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结合的有益探索,也是目前最具现实意义和操作性的一种大型遗址保护途径。大明宫遗址公园是我国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一,其建设以科学规划为基础,以考古发掘资料为支撑,对大明宫范围内的多处遗址进行了较科学、完整的保护展示,并因地制宜制定了绿化方案。目前大明宫遗址的保护已逐步走向成熟,其组织规划及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大遗址保护与价值诠释体系的建立——以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为例

正2016年11月,国家文物局印发了《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提出将在"十三五"期间新建成10～20个专门的考古工作基地(站);20～30个遗址博物馆;10～15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8～10处大遗址保护片区;形成一批大遗址保护的理论和科技成果等基本指标。规划指出,要重点做好汉唐帝陵、紫金城城址及铁河古墓群、明中都皇故城等遗址的保护展示,以及景德镇御窑厂、圆明园等遗址的展示利用提升,整体提升大遗址保护展示利用水平。     

考古学研究是我国大遗址保护的基础

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社会公益事业。近年,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实现了新的跨越。2008年,国家设立了大遗址保护专项资金,实施大遗址保护工程,抢救保护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效的举措。     

隋唐舍利瘞埋制度的形成原因及特点

隋唐舍利瘞埋制度的形成原因:一是初唐以来释迦牟尼作为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圣者而被广为崇信,佛骨舍利建立了唐土信者和佛祖之间的直接联系;二是通过奉迎和供奉、瘗埋舍利表明帝王与佛陀之间的继承关系;三是唐代从对舍利塔的礼拜变为对舍利真身和舍利塔的双重礼拜。以法门寺舍利为中心的供奉活动由开启、供奉、瘞埋三个环节组成。舍利供奉高级化、公开化和制度化的特征导致了隋唐舍利瘞埋制度的形成。舍利瘞埋主要依据涅槃类经典,在瘞埋空间中体现释迦牟尼涅槃后遗体到舍利的过程和佛教的宇宙图像。瘞埋舍利时在地宫内外有僧俗信众参加的各种仪式。     

科技手段与书画鉴定

在当今的器物学鉴定工作中,不少高科技的鉴定技术已经成功地应用于文物年代的分期断代和真伪鉴别上。但在古代书画鉴定工作中,由于其特殊性和复杂性,目前仍停留在传统的鉴定方法上。本文就运用一些必要的科学手段来证实鉴定结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也谈金初建国及国号年号

金建国于何年？国号年号又为何？史书有不同的记载,金史研究中也有不同的见解。在《金史》与宋、辽、元人所著文献对比运用时,更应重视《金史》的史料价值。在没有确凿证据以前,《金史》所记金开国史,即金于1115年建国,国号金、年号收国,仍是值得采信的。     

Charles of Anjou,Pope Gregory X and the crown of Jerusalem

This article seeks to dispel the popular myth that Pope Gregory X (1271–6) wanted to change the government of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by putting Charles of Anjou on its throne through the purchase of the claim of Maria of Antioch. A study of the Angevin chancery records – little used by crusade historians – demonstrates that Charles had an interest and influence in the kingdom before Gregory became pope. An examination of Gregory's papal registers shows that he consistently treated Hugh of Lusignan as king of Jerusalem and that the pope had no desire for anything to disrupt the peace in Christendom that he deemed necessary for his crusade.     

文物的分析与检测

对文物的材质和构造进行分析与检测,不仅对考古研究意义重大,而且也能为文物的保存、保护、鉴定等提供科学的依据。本文主要介绍了日本在文物保护与检测方面常用的一些技术方法。这些技术在文物领域日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更好地进行文物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论清朝疆域形成与历代疆域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如何形成和确定,在史学界争论较大。中国疆域形成的背景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形成疆域的因素也比较复杂,归纳起来有三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是中国疆域延续二千多年的基础。第二,历史上活跃在中原王朝四周的少数民族对中国疆域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第三,地理环境是影响一个国家疆域形成的重要因素。     

遗产旅游真实性理解差异与遗产地管理

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遗产旅游真实性的理解存在差异,游客、居民、旅游经营者对遗产旅游真实性理解差异较大,并且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本文从遗产旅游与真实性的概念剖析入手,分析与比较和利益相关者的真实性概念理解差异,以及这种理解差异造成的遗产旅游地发展恶性循环,探讨了如何通过构建真实性的手段来管理遗产旅游地.     

Mosaic art in modern Israe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ense of place

The article deals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rrative and sense of place among the Jewish immigrant‐settler society in 20th century Israel in the context of its efforts to establish a national collective identity on indigenous (i.e. authentic) foundations and with the symbolic struggle with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as its backdrop. The case study under discussion is the instalment in public spaces of mosaic decorations inspired by ancient Jewish mosaics unearthed i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 argue that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these decorations functioned as ag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uthentic narrative and a sense of place by producing a link between the current and the ancient Jewish presence in the place. This practice went hand‐in‐hand with the hegemonic national dogma about the link between an ancient, allegedly glorious era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Palestine, and the modern Zionist project.     

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变革的两种思想和方式

在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革命与改良(改革)这两种变革思想和方式之间虽然有重大区别,但又是互补的,而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凸现其主导功能,也会相互转化,不可绝对地厚此薄彼,更不可只肯定一种而否定另一种.事实上,革命与改良是同一部乐曲的"双重变奏",两者的相生相克、相辅相成、交互辉映,共同组成了20世纪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启蒙大众、革故鼎新的历史画卷,共同推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20世纪最后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趋势表明,中国尽管已从根本上摆脱了自我束缚的困扰,但进入新世纪后最需要的是居安思危,力戒盛世意识,增强忧患意识.     

资源,神权与文明的兴衰

根据当代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分析观念,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都会对复杂社会的演进或衰亡起重要的作用。本文尝试从资源和神权这两个概念来探讨早期文明兴衰的动力,并讨论良渚文化消失和中国文明演进地域差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