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史官议叙制度考略

史官议叙制度是清代文官奖励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激励参与纂修史书的史官。清承明制,将议叙范围扩大,运用于史馆修史,形成修史机构议叙管理机制。嘉庆朝编《大清会典》,又将史官议叙法规化。议叙内容根据史官出身和品阶不同相应有差,包括加级加纪录、加衔、提前开复、获得选官优先权等多种。终清一代,史官议叙制度吸引了大批士人主动投身到修史活动中,有效保障了清代大规模官方修史的顺利进行,并由此带来士人职业观念上的积极变化。     

对清代史馆中史官生存状况的考察

清代史无专官,史馆内的史官主要由翰林院、内阁及各部院衙门派充,其余则靠荐举、延请、招考和征用来获得.史官的流动性很大,统治者根据需要,可以随时将史官调离史馆.史官在史馆内交流治学心得、探讨史书编纂问题,有一定的自由度,但又被严格控制在一定限度内,绝对不允许危及统治者根本利益的言论和行为出现.清代史官多是知识精英,有着修史以经世的政治情怀,但由于史馆修史要体现官方意志,史官因此饱受专制政治的精神摧残,倍尝人格分裂之苦.到晚清,多数史官表现出政治上的保守和迟钝,无法在社会变革面前做出相应的反应.     

加洛林时代的多元化修史格局

在中古西方修史机制的问题上,国内学术界存在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古西方修史活动受教会控制;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古西方修史活动仍为私人史家所为.本文认为,这两种学术观点均与加洛林时代实际修史状况有所出入.在加洛林时代,尽管教士和修士占史家多数,但教会并非修史活动唯一组织者,加洛林王/皇室也曾组织过官方色彩的修史活动并对私人修史活动提供赞助.当时存在的是一种王/皇室、私人、修道院、主教区皆得参与的多元化修史格局.     

清代史馆制度的特点

和前代相比,清代史馆制度有自身的特点。顺康时期,清朝官方就形成了以常开、例开史馆为主干,以阅时而开、特开史馆为辅助的史馆格局,这种史馆格局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灵活性,功能完善,相得益彰,在清廷的政治运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帝王对史馆修史的干预更加全面,皇帝亲自确定修史项目,对史书修纂的内容进行全面指导,时常过问史馆的管理,并形成了史书修纂次第进呈御览的制度,一切仰承圣裁,保证了帝王意志在史馆内的贯彻执行。清代史馆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官方以制度化的方式规定了史馆内满汉纂修官的员额和比例,保证满人参与修史。清代史无专官,但史馆从组建、管理到史官选任、资料征集等,都有一整套严格而又灵活的运作机制。     

官方战史VS“报告文学”——甲午战争变形记

观察中日甲午战争,双方胜败的一个侧面,便是对这场战争的历史研究。日本是官方修史,档案公开;中国则无官方修史,档案不公开且保存不善,只能依靠极少数当事者的私人回忆录。     

皇家做生的戏本名目

高丽朴趾源《燕巖集》卷十四,有《山庄杂记》一文,详细地记载了他奉使来清,于热河避暑山庄参加乾隆七十诞辰“万寿庆典”祝寿活动的经过。在封建社会里,有关宫廷生活,除了只许官方史官有选择地加以记录而外,是不许任何私人有所撰述的。因之,朴趾源这篇文章是珍贵难得的。现迻录     

对唐朝史馆修史制度的认识——以《唐会要·史馆上》为例

中国史学的发展到了唐朝出现了一个大大的转折点,修史制度开始从私人修史向政府或者说是官方修史转变,统治者在经历了社会的巨变的过程中,已经充分的认识到了史学对国家政权的稳定、社会道德体系的建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只是简要的谈谈政治因素如何来影响史馆修史的工作以及其中的部分积极作用.     

论王劭魏澹修史

隋朝修史也是有成绩的。隋朝史官王劭与魏澹在修史方面做的工作、取得的成绩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隋朝修史的成就。他们的修史工作也有失误。     

金代史官考

金代皇权更替多伴有政变,皇帝往往借修史维护其皇位正统地位,国史纂修与皇权政治虽不同物,然密不可分。因此,金代实录记注较为系统,金代史学也受到古今学人重视,史官也最得职。史官制度完备且有效。修史机构胡汉合一,而史官女真、汉各置,史官群体由女真、汉、契丹、奚、东胡后裔、拓跋氏后裔等多民族构成。史籍所见各族各类史官133人,接近皇权核心的重要史官大都是女真人,汉人、契丹人承担修史实务,史官皆才学、慎密之士,是金代官僚集团中的"精英"人群。金代史官制度上承辽、宋、唐,然其修史机构常置,史官较为稳定,胡汉分工合作,纂成汉文、女真文《实录》、《起居注》等,使金代史官修史制度既有浓郁的传统性又有鲜明的时代与民族特性。     

汉代使者的学术活动

汉代使者的活动除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司法和宗教领域外,还有学术活动值得关注。汉代使者的学术活动包括参与监督学术议论、著书立说和记录域外信息为史官修史提供史料等方面。     

金代修史制度与史官特点

金代修史制度与史官特点何宛英金代立国以后,效法中原皇朝的作法,建立修史机构,纂修本朝的历史,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修史制度。在此基础上,皇朝的修史工作取得可观的成绩,构成金代史学成就最主要的内容。但是,古代文献中有关金代史制的记载零星散落,迄今还尚未对...     

辽朝的历史学家及其史学思想

辽朝建立以后,承袭中原历代传统制度,设置史官,建立史馆,负责修史。其史官有两种:一为修注官,专门负责记录君主的言行,其官有起居舍人、修起居注、知起居注、起居郎;一为修史官,根据《起居注》以纂修《实录》等国史,其官有监修国史、同修国史、史馆修撰、修国史等。实际情况见拙作《辽朝史官考》一文兹不重复。     

文史摘

最真实的历史有可能是当代史;中国地理学思想从传统到近代的转换;康乾时期的官方修史活动与汉宋之学;黄道周书法的特点;媒介场之“场”多媒介时代的史学传声筒。     

北魏时期“十六国史”的撰述

一、北魏时期“十六国史”的撰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史学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佛教的传播、玄学的兴盛,使得学术思想日趋活跃,不过,儒学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过去,作为懦学附庸的史学,这时彻底摆脱了“附经立说”的束缚,形成了一个独立、完整、多样化的学科。加上政府设置史官修史和私人修史之风     

晚清时期的官修历史

官修历史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财富,在以儒家思想为统治基础的封建君主制国家里,它被当作特殊的国家制度确定下来。对官修历史发展脉络的特别关注,产生于晚清时期。一般认为,当时发展到顶峰的史馆修史制度,此后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历史学科。而事实证明,在晚清时期,官方修史仍然起着重要的影响,不过,它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现代性上。     

中国古代史学起源新论

学术界将远古神话与殷周史官和牍纳入史学的“童年说”、“草创说”、“萌芽说”。笔认为，商周及其以前的神话传说和字资料只能说是先人无意识地为后人留下了珍贵史料，殷周史官不可佩上史学工作的标签，其所录的“官书”也不能拔高到史的地位，只是到了西周晚期至迟在公元前841年，周室及各国史官已开始有意识地记录时事，编排国史。他们从最初那种单纯的宗教神官和“掌官书以赞治”的宝座上渐渐地转轨到后世意义的史官位置上，开始将眼光投向历史，为史而作书，中国古代的史学当于此时萌芽。公元前841年的共和纪年，应是史学孕足而娩的重要标志。     

论清代史馆修史、幕府修史及私家修史的互动

在清代,史馆、幕府和私家这三类修史形式一直是并存发展的。在治史范围和思想倾向上,三者有明显差异,史馆基本上垄断了国史和当代史的纂修,幕府修史的范围则随着政治环境和幕主个人兴趣的变化而变化,私家修史对社会变迁特别敏感,其研究范围往往最能体现时代特点。同时,这三类修史形式又因为幕主的政治身份和学人们的流动而发生联系,从而使不同的史学思想、修史理念在之间传播、交流。在具体的修史活动中,三者一直处在互动状态,史馆修史或刺激、或打压幕府、私家的修史活动,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幕府、私家修史的盛衰消长,而幕府、私家修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迫使官方不断调整修史政策,以适应社会的变化。     

浅谈曹魏时期的史官制度

曹魏时期的史学是中国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时期史官制度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本篇论文将通过追溯曹魏时期中书省和著作郎的渊源以及修史官员的基本状况,从而说明这一时期史官与天官分离和以他官兼领的史官的两大特点。     

西藏地方官修史志的考察

吐蕃政权自从有了文字、历法、造纸术后,记录历史成为吐蕃统治者军政事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吐蕃政权记录、整理了大量历史档案,但留存至今的不多。敦煌藏经洞所藏吐蕃藏文写卷为这一时期修史的主要代表。成书于嘉庆二年(1797年)的《卫藏通志》的编撰,是一次官方组织的修志活动,该志是清代西藏唯一的一部官修志书。西藏自治区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工作始于1977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陆续出版了一批志书。但这一时期的修志活动未跟随全国第一轮修志的大潮。1996年12月,西藏自治区全区三级修志工作全面启动。2005年,根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意见,西藏自治区第一轮、第二轮修志合并进行。     

宋代修史机构的变动及其修史成效

纵观宋代修史机构的整个演变过程,元丰改制前、元祐更化时期以及南宋初期,均属尽力继承与恢复唐、五代修史体制的时期,而在元丰改制后的绝大多数时期,则是新建修史体制日益完善的时期。与此同时,在各修史机构正常运转与适时变动中,无论是修史职能发挥,还是史官选任与调配,甚至是史籍编修等,均取得了较显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