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土司制度研究30年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土司制度问题区域研究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其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或注重史料的整理,或注重土司制度的定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或关注某个民族的深入研究,或侧重研究具体地点和典型人物,或加强某个民族的文化研究。当然,研究过程中也存在土司制度泛化、研究方法不新颖、研究成果不平衡、研究重点不突出,以及对土司文化不重视等明显不足。     

明代云南边区土司与西南边疆的变迁

洪武二十一年(1388)始,明政府在今云南边境以外的缅甸大部以及泰国、老挝北部设置了11个宣慰司、1个宣抚司、1个安抚司、6个长官司、1个土府.这些边区土司的设立将相关地区纳入了明朝的统治范围,拓展了中国的西南边疆.这些土司,在设置的历史条件、制度内涵、实施管理方面,均与内地土司存在着不少差异.这些差异是导致明嘉靖以后边区土司体系崩溃、西南边疆萎缩的重要原因.     

乌江流域土司时期文化环境审视

乌江流域土司时期的文化环境是该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的现实空间,地域特征极其鲜明。一是有深厚的人文积淀,二是强化的汉文化教育,三是开放的文化心态,四是丰富的物质资源,五是鲜明的民族风情,六是剧烈的社会动荡。笔者认为,理清乌江流域土司时期的文化环境,对挖掘该地深厚的土司文化资源,促进现今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明代水西安氏土司与周边土司关系研究

水西土司地处贵州西北部,作为西南地区延续时间最长的家族,在明代达到最盛。明代水西土司与周边的播州土司、水东土司等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政治地位和资源的争夺。在中央王朝的调控下,水西土司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研究水西土司与周边土司的关系对于更好地研究贵州地区民族关系有重要的意义。     

藏族土司佩刀

藏族土司佩刀是藏族古代军事文明的重要标志,不仅是藏族古代金属工艺水平的重要代表,也是藏族古代艺术品的重要标本。藏族佩刀文化 藏族是一个勇猛彪悍的民族、佩刀是千百年来保持的风俗,     

鲁土司衙门

土司是元、明、清时期封建王朝在西北、西南设置的由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并世袭的官职。鲁土司是西北众多土司中影响最大的土司,其始祖脱欢,是元世祖忽必烈之孙,官领平章政事,明灭元时,脱欢曾随元顺帝北逃未成,遂流落河西降明,被封为甘肃永登连城土司。     

清代傣族土司龙袍

在云南民族学院民族博物馆陈列的少数民族文物中,有一件清代傣族土司的龙袍,它弥足珍贵,中外来宾视之莫不产生极大兴趣。     

从土司后裔卖地看土司制度的衰亡

作者深入宜州市、忻城县实地考察,并查阅有关土司土地问题等文献资料,获取土司霸地、卖地摩崖、碑文,从而系统地记述土司从霸地到卖地的过程,阐明土司制度的衰亡。     

第三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暨秦良玉国际学术研讨会述略

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筹）、长江师范学院、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长江师范学院乌江流域社会文化研究中心、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地方志办公室共同承办的第三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暨秦良玉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10月18—21日在长江师范学院和石柱县举行,来自海内外近70家学术机构和政府部门的1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及大陆的专家学者提交学术论文110余篇。现将会议论文的主要观点略述如下。     

二十多年来土司制度研究综述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治理少数民族的一种政治制度 ,也是研究相关少数民族史和地方史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 ,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为了使关注土司制度的学人们对近 2 0多年来土司制度的研究概况有所了解 ,本文分专题予以综述。一、总论性研究蔡美彪等人编著的《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 1 992年版 )在第九分册“对南方诸民族的统治”中 ,简单地概述了土司与改土归流问题 ,但并未明确地提出“土司制度”这一概念。由白寿彝总主编、于毓铨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古时代·明时期 (上 )》(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97年版 )第九章第四节“西南…     

明代西南土司朝贡初探

朝贡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就土司制度的渊源、明代西南地区土司朝贡的具体情况及土司朝贡带来的影响等方面对明代西南土司朝贡的基本内容进行了简要的说明。     

万承土司的世系、墓碑及其民族学意义

广西万承土司经历了26位许氏土官的统治,土司家族留下若干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墓碑,这些墓碑具有彰显壮族土司社会在婚姻、丧葬习俗、妇女地位、文化传播和社会分层等方面的民族学意义。     

浅析明代秀山杨氏土司军事活动

土司制度是中国历代用来解决西南、西北少数民族问题的特殊政策,体现了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统治方式。土司制度是封建国家地方政权的特殊表现,即代表了各少数民族的利益。又代表了中央王朝利益,即"是封建统治者在羁縻政策的基础上对西南民族采取的一种新的特殊的统治方式。从形式上看,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从阶级实质上看,则是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利用少数民族的贵族进行统治,在经济上,‘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1]。这一制度始于元,盛于明,衰于清,是对唐宋时期羁縻制度的继承和发展。通过对秀山杨氏土司的军事活动与民族关系探讨,有利于加深对土司军事活动与民族关系问题的认识。     

忻城土司世袭制度的形成与衰亡

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为巩固华夏边陲和笼络边疆少数民族,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以夷治夷”、“以蛮治蛮”的政策,土司制度就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实施土司制度的少数民族地区有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及中南地区等。土司按其民族的不同有土族土司、彝族土司、土家族土司、苗族土司、壮族土司等。研究少数民族土司制度,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有所了解,才能更好地鉴往知来,借古鉴今。     

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地名文化初探

本文从川东南地名出发,运用统计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方法,论析土司制度在川东南的实行对这一地区地名命名所产生的影响,同时又以地名为导向探寻相关的土司文化遗存。     

土司遗址

羁縻．土司制度是古代中国中央王朝分封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世袭官职、由他们代理中央王朝统治当地人民,达到国家和平统一的特殊政治制度。在实行这一制度的时期,被授予土司之职的中国西南族群的首领,以中央王朝法度和礼仪为基础,推行“因俗而治”的法外制度,并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土司政治文化传统。现存完整且具代表性的土司遗址有：贵州海龙屯遗址、湖南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遗址。     

再现历史轨迹——哀牢山系中下段土司文物管窥

元明清和中华民国时期，哀牢山系中下段是长官司、巡检司、土把总和土掌寨等土司林立的区域。降至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该区域尚遗留有大量的土司统治时期的实物，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实物是珍贵的物，是我们追寻该区域各民族历史化变迁轨迹的难得的地情资料。     

河池土司史话

土司统治制度是我国历代封建中央王朝在无力进行直接统治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通过让地方首领世袭自治以统治地方的一种政治制度。在推动西南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和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国家起过重要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世袭专制自治制度的落后性逐步暴露出来,最后崩溃消亡。宋、元、明、清以来,河池历史与土司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的发展变化随着土司制度的出现、发展、全盛、衰落而起着相应的变化。     

初探旅游电子商务在忻城县土司文化旅游中的应用

广西忻城莫土司衙署,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土司建筑群之一。1963年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土司衙署集历史、文化、建筑于一体,被誉为壮乡故宫,是弥足珍贵的旅游资源。但是目前其旅游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旅游产品的电子商务化程度非常低。在旅游电子商务高速发展的今天,这严重的制约了忻城土司文化旅游的发展。     

民国时期的土司政策——以云南为中心的讨论

民国时期,从制度、立法及法律法规层面,土司制度显然是封建残余,只能废除,实行改土归流。但是,在实际社会中,土司又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事关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全,不得不正面应对。因此,各级政府在"废除土司"、"改土归流"的大旗号下,根据各地区、各民族的实际,不断探索,不断发展,推陈出新,磨合适应,力求找到适合自身实际工作的政策和措施,改良土司行政,为延续几百年的土司制度在民国国家体制中找到一个合法的制度性、政策性存在。这些具体工作和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的制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