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兄妹婚”神话的比较——兼论中国古代“同姓不婚”原则

日本与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兄妹婚”神话的比较——兼论中国古代“同姓不婚”原则徐晓光一唐人李冗在《独异志》中记述了完整的偶生神话,说“昔者宇宙初开之时,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下,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兄妹合婚,繁衍人类。日本《古事记》卷上开首叙...     

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兼论黄宗智“没有发展的增长”说

清代咸丰朝以后 ,华北四省的人口数量一直呈增长趋势 ,这一地区出现了人满为患的局面。严重的人口压力和由此产生的谋求基本生存条件的迫切需要 ,造成了华北地区人口成百万地向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迁移。在人口压力的驱动下 ,近代华北农村技术经济作物的扩大 ,亦农亦商的普遍趋向 ,以副补农的普遍存在等 ,都可以视为农业经济发展的表征。判断明清以来中国农业有无发展 ,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的狭窄范畴。衡量农业发展的标准 ,应当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中国当代词学论纲——兼说史才三长中的“识”

唐代史学家刘知岁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也。”所谓三长,即才、学、识三。后世对比,皆十分重视,惟具体运用,则很难兼而得之,尤其是对于三长中的“识”,五十年前,     

说钩膺——兼论“罗缨”、“纂緐”及其他

传世文献中常见的"钩膺",古代学者一般都解释为"樊缨"。根据出土文献和考古实物来看,"钩膺"不是"樊缨",而应该是两件马饰。"钩",是"娄颔之钩",已经有实物出土;"膺",可能就是秦陵铜车马、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两骖马的"缨环"。     

生民神话与《大武》乐──兼说“大武”戚

一、关于生民神话生民神话即原始部落关于自我血脉来源的神话。不同部落有不同的生民神话情节。却有大致相同的模式。中国古老的生民神话大多可以归纳为这样一种模式：一个人间女子感“天”而孕。如殷商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殷契是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而玄鸟之降临人间乃是受“天”之命,故《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人则认为自己的祖先后稷是姜履大人迹而生,故《大雅·生民》说“履带武敏”,这个“帝”也是“天”（说见下）。《生民》郑支笔以“帝”之“武敏”丸“大神之迹”,《史记·周本纪》谓之“巨人迹”,并谓…     

章太炎《春秋》学三变考论——兼论章氏“六经皆史”说的本意

经学消亡,其所述历史"神话"被否定,经学作为史料寄身于史学门下。按照中国学术"古今之变"的这一大线索来看,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意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后世学者基本上按照这一线索将章太炎以"六经皆史"为要义的"古文经学"进行一分为二的评说:一方面肯定章太炎破除由经见道、通经致用的经学思维,将"六经"历史文献化,使儒家六经从神圣宝典下降到了古史资料地位。另一方面,又批评其"六经皆史"之说终未能脱离儒家经学的羁绊,仍为尊经崇圣的观念所困。这样一种以"传统/现代"为框架的二分法往往使我们忽略章太炎"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轨迹和自身意图,从而造成对章太炎学术思想的割裂和简化。章太炎的《春秋》、《左传》学是其"古文经学"的主干,最能表现其"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自身的思想轨迹。本文试图追迹章氏《春秋》学的变化发展,并以《春秋》学为中心,考察其"六经皆史"说的本意,提示其中值得重新审视的思想内涵。     

论地方志的本质属性——兼与“官修性”说商榷

史志学界对地方志本质属性问题讨论已久,但迄今尚无定论。本文从具体剖析新近有人提出的“官修性”入手,指出导致方志属性问题认识混乱的两个误区：将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混为一谈;认定本质属性具有惟一性。进而提出：地方焉的本质属性由地方性、资料性、时限性、编纂体例独特性四个属性组成,四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石原慎太郎其人及思想——兼评《日本可以说“不”》

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出版后,成为日本国内畅销书,一年之内再版10次。并且在大洋彼岸引起了强烈震动,立即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国会内部广为散发,成为研究新日美关系和日本战略走向的重要参考资料。我国的日本研究工作者,对此书也极为关注,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有两个中译本问世。一本小小的小册子,何以引起如此大     

论地方志的本质属性——兼与“官修性”说商榷

关于地方志的本质属性的问题,是地方志学科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史志学界曾进行过多次讨论,但至今尚无统一的看法。在本届志书编修即将结束之时,对方志本质属性这一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又一次成为讨论的热点,有不少同志提出了新的看法,其中“官修性”一说颇具代表性。修志界有些同志认为,官修性是地方志的本质属性,更有人提出,官修性是地方志所特有的属性。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今撰文谈一些个人的粗浅意见,以求教于有关专家和修志同仁。     

《鸿山乐器五说》驳议——兼论南方音乐文物的定名

我国古代乐器的研究分为"乐名、乐悬、乐礼","乐名"即音乐文物的定名。我国古代乐器可分为中原系统和南方系统,越国乐器即南方系统的代表。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了陶瓷音乐文物400余件,由于《鸿山乐器五说》用杜撰之辞对鸿山乐器进行更名,从而造成了南方乐器定名的混乱。本文遵循"名物学"的要旨,对《鸿山乐器五说》进行了驳议,并就南方音乐文物的定名进行了探讨。     

张振鹍先生与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兼论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发展

张振鹍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辈学者。他和其他前辈学人一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先后出版《帝国主义侵华史》《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等著作,运用“两半论”搭建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的框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精深客观的学术研究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对外斗争中,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前辈学人一次次证明了这一基本道理。《帝国主义侵华史》《日本侵华七十年史》更是阐释学术与政治关系的典范之作。此外,张振鹍先生对不平等条约的重点关注和深度思考,为学界此后研究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     

大众文学与日本“近代”“国民”

日本大众文学是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近代”大众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大正末年到昭和十年（1935）,作家多将时代背景设置在幕府禾期至明治初期,实质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大日本帝国”的历史的再发现;第二时期,昭和十年至1945年战败,作家大多表达了作为“大日本帝国”国民一员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体现了日本知识阶层的“国民化”,这一时期的《宫本武藏》更被认为是日本国民自我的确认之作。然而,从战时的《宫本武藏》到2010年时代小说《天地明察》的畅销,我们仍能透视出内在的历史连续性。     

史诗与神话——纳吉论“荷马传统中的神话范例”

一、前言 《荷马诸问题》,美国德克萨斯大学1996年出版英文版第一版,著者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古典学者和荷马史诗研究专家格雷戈里·纳吉。该著第四章“荷马传统中作为范例的神话”,专门讨论史诗传统与神话叙事之间的关系,可独立成篇。     

孟子“处士横议”说考辨——兼论孟子的语言伦理

批判"处士横议"是孟子人生中的大举措,然而当代学者对处士身份的认识并不统一,有学者将处士释为"有才德而隐居不仕之人"。这一解释不仅违背战国史实,也消解了孟子批判"处士横议"的合理性。孟子以"善言"为标准,以立言行仁为主旨,以"知言"为前提,评判战国处士言说,断以"横议",折射出其注重道德功用的语言伦理,既要求言说者的言语行为要担负一定的社会道义责任,接受公众道德规范的制约,也强调接受主体的话语理解须有道义责任的约束。     

仰韶文化“鱼纹”人面鱼纹”内含二十说述评——兼论“人面鱼纹”为巫师面具形象说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出士的陶器上发现了大量的形形色色的“鱼纹”和一些“人面鱼纹”图案(图1-6),其后又相继在陕西临潼县姜寨村,宝鸡北首岭,汉中西乡县何家湾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遗址中的陶器上也发现了“鱼纹”和“人面鱼纹”图案(图7-14)。后者的“鱼纹”虽然没有半坡遗址中的鱼纹那样多姿多彩,但“人面鱼纹”却极为相似。这些遗址的“人面鱼纹”图案一般都是圆圆的脸盘,头上戴有“非”字形的装饰物,眼、耳、口、鼻等五官形象是用直线,曲线或空白等简单线条表示,如鼻子用     

科学史学在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兴起及其共同——兼论中日史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

有关中国近代史学和史家的研究,虽然说不上汗牛充栋,但也数量颇为可观。史学在近代学术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使得史学史、史学思想的研究在近年颇为发达的学衍史研究     

“母题”概念再反思——兼论故事学的术语体系

母题是故事学的重要术语,影响广泛却众说纷纭。母题术语界定的模糊、功能与母题等术语未能有效勾连、故事学术语体系不完整,这些均限制了民间故事研究空间的拓展。汤普森的母题界定及分类影响最广,但逻辑混淆。邓迪斯借用普罗普的形态学理论和派克的语言学理论分析民间故事的形态结构,明晰了功能(母题位)和母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有理论套用的瑕疵,且并未解决母题界定逻辑混淆问题。要解决上述问题,应将故事类型学和故事形态学视角相结合重新界定母题,厘清母题位、母题和母题变体三者间的层级关系。在此基础上,以母题为基础单元搭建故事学的多层级术语体系。故事学的多层级术语体系让民间故事的形态结构研究和文化意蕴研究有了勾连和转换的学理基础,这有助于开启民间故事研究的新空间。     

飞鸟前期佛教造像服饰问题研究——兼论日本早期佛教发展

佛教在飞鸟时期的导入被认为是日本早期一系列重要社会变革的关键,飞鸟佛教的研究对于认识日本早期社会的形成意义重大。然而文献和考古资料的不足导致相关研究难以进展,以致佛教在日本的早期发展状况不明。通过考察日本飞鸟前期佛教造像的服饰表现,重点分析造像造型上不合理的服饰细节,可以认为这些服饰问题反映出佛教图像形式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当时还未被本土充分理解的状态,体现了佛教传播初期的发展特征。同时,服饰问题在飞鸟前期造像上集中出现,进入飞鸟后期基本消失,反映了飞鸟前后期佛教发展的内部变化。     

清至民国婺源县“神会”资产的运作——兼论近代乡村地权的“精细化”

清至民国婺源县的乡村社会中,神会"会产"已经具备了"土地"的基本性质,不仅可以出租、买卖、继承、抵押,还可把"会权"分割为两部分,即"使用权"(会权,"做会"的权益)和"所有权"(会产,土地本身)。"神会"会产运作中,一块土地可被精细地分割成多份,可以有"四地主"、"五地主"、"六地主"乃至更多"地主"。神会组织在清代以来大量出现,反映出中国小农已经发展出非常灵活处理财产的方式——各家各户零散的资金通过"做会"的方式集中起来投资于土地等不动产,并获得收益。清代至民国,乡村土地物理形状的"零碎化"、土地表述的"租税化"和地权运作"精细化"是三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宋朝“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

宋朝“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刘复生自战国以降,“五德转移”政治学说流行于中原政权。历朝统治者莫不对本朝之“德运”萦萦于心,苦心求索本朝承天应命的合法性,以与“五德转移”的天意相契合。北宋中期以后,“五德转移”说开始发生了根本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