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占区以粮食为中心的南北物资交流初探

抗战时期日本在占领区实行“分治合作”政策,同时为整合资源,积极推动南北物资交流。华北是日本三角贸易的重要环节,也是日本重要的国防资源基地。这决定了日本的南北物资交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以华中的粮食与物资支援华北的“开发”。但华中的“维新政府”与汪精卫政府对南北物资交流则比较冷淡。     

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

本文主要依据日本方面现存的档案史料,论述了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在实施“满蒙政策”的同时,制定并实施的“对中国本部政策”;1933—1935年间,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形成与华北事变的发动;广田内阁期间,日本以华北分治政策为中心的对华政策的全面确立,以及“佐藤外交”对于该政策的调整与失败;七七事变前夕的近卫内阁,继承了上述政策,并最终发动了“中国事变”。以华北分治为中心的日本对华政策,是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共同意志的体现,也是日本局部侵华行动的指导与依据。从这些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来看,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经由华北事变,迅速走向“中国事变”,包括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在内的这个历史过程,并非偶然;它不但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而且构成了日本侵华“十五年战争史”的一个重要阶段。     

三名日本“中国通”与“华北分治”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进而向华北侵略。其侵略华北的策略,包括军事、外交、经济三方面,“华北分治”政策,就是军事与外交相互为用的典型。关于日本侵略华北,有的论者认为,关东军是主谋,策源地在东北沦陷区。笔者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主谋是日本政府,策源地在东京。日本驻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是负责执行这一侵略政策的     

救国运动与“七君子”苏州审判案

上海救国运动与南京救国会的筹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在几个月内就占领了我东北三省。1932年日本又勾结汉奸,建立了伪“满洲国”。后又不断向关内发动进攻。1935年又勾结汉奸在华北地区策动所谓“自治”运动,妄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然后进一步灭亡全中国。     

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华南政策

从 1 93 1年上半年的“宁粤分裂” ,中经“福建事变” ,到 1 93 6年上半年的“两广事变” ,华南地区掀起了以广东—西南派主导的反蒋抗日运动 ,两广地区也维持了 6年之久的半独立状态。还在“九·一八”事变前 ,日本就与广东派发生了联系 ,企图以此促进“满洲问题”的解决。事变后 ,日本企图利用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的反蒋运动 ,按照伪满洲国成例 ,建立华南地区的亲日政权 ,分治中国。上述政治目标因“福建事变”的失败而落空后 ,日本转而在华南地区采取以扩张经济为主的政策 ,并改以台湾为其华南政策的基地 ,在华北事变期间加紧实施。随着日本南进政策的确立 ,海军也加入其中 ,并在“两广事变”期间企图借北海事件侵占海南岛。日本此一时期实施的华南政策 ,既是其对华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又构成了其南进政策的重要的先头部分。中国内部的分裂政局 ,无疑为日本制定与实施上述政策提供了可乘之机 ;只有团结才能抗日。     

关于日本在华北劳务掠夺体系与强制劳工人数若干问题考

本运用国内新发现的重要日伪挡案献,对关于“日本在华北的劳务掠夺体系”、“1942年后日本向东亚各地输出华北劳工之政策手段”、“日本在华北本地矿山企业使用强制劳工人数”、“在华北修军事工程使用强制劳工人数”、以及“在蒙疆使用强制劳工人数“等,分别进行了详实考证。使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向前跨进了一步,并为当前解决中日战争遗留问题——即日本强掳中国强制劳工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     

日本对华北铁路的统制

抗战期间,华北铁路始终在日本严密的控制之下。日军利用铁路调动军队,运送给养,运输国防资源,巩固和扩大占领区,铁路是日本侵略者的“生命线”。揭露日本统制华北铁路的方针、政策、手段和目的,研究铁路在战争中的作用,有助于深入了解日本在华北的殖民统治。一日本...     

《塘沽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

《塘沽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都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制造的重要事件,从日本侵华政策的角度去考察,可以看到,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本文将就此作些阐述。     

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强掳虐待华北强制劳工罪行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形势与日本在华全面推行强制劳动制日本使用华北强制劳工最早用于伪满洲国。1 941年前日人在满洲各战争经济企业、矿山与军事工程中使用的“苦力”或强制劳工 2 /3是入满华北劳工。①那时 ,因“七七事变”日本发动侵占华北的战争对华北工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 ,以及接踵而来的 1 939年华北地区特大水患 ,造成华北城乡众多失业劳工与难民饥民。而日本在华北各项“经济开发”事业均在恢复时期 ,所需劳力颇少 ,故日人向满洲、蒙疆大规模掠夺、输出华北强制劳工 ,主要是靠满洲与蒙疆的劳工募集机关 ,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支…     

华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

从1935年华北事变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是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时期。在国内外多种因素促使下,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变化。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使国民党政府正式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一)改变对日政策的原因“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富庶的东北地区。可是,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却采取了妥协退让政策。开始,它对日军的进犯实行了“不抵抗主义”,企图依赖“国际联盟”出面干涉,强迫日本退兵。结果,东北的大好河山,迅速落入敌手。依     

日军在全面进攻广东前对广东的侵扰及广东军民的反侵扰斗争

一、日军在全面进攻广东前对广东的侵扰 自“七·七”、“八·一三”事变发生后,日军侵华的战火主要集中于华北、华东、华中地区,华南地区暂无战事。但早有大陆政策指导的日本军政当局,对华南地区,特别是地处中国南大门的富饶的广东垂涎已久,只不过由于其自身力量不够,对英国、法国尚有些顾忌,未能马上采取直接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其亡华之心不死,对     

宋哲元不愿叛国投敌当汉奸？殷汝耕愿意——“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一、把大象切割来吃——“分离华北”成为日本“帝国政策”的组成部分 日军武力侵占我国东北后,又立即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地区。     

“芬兰化”—苏联对日政策的战略目标

七十年代以来,日本的书刊中出现了不少关于评论苏联对日政策的文章,有些文章指出,使日本“芬兰化”是苏联追求的战略目标。这种看法的出现绝非偶然,一方面,日本各界的有识之士通过长期观察苏联对日本的所作所为,洞悉其意图的结果;另一方面,77年日本特使园田直为渔业谈判访问莫斯科时,柯西金对他直言:“日本应仿效芬兰,采取与苏联睦邻友好的政策”,并说这种“良好友谊”是邻国关系的“榜样”。这次谈话在日本舆论界引起了广泛地反应。“芬兰化”是苏美争霸中苏联对其邻国推行的一种策略。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     

七七事变与华北煤铁工业

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掠夺主要指向煤铁盐棉等战争资源。尤其煤铁,在七七事变前后的日本对华北经济掠夺计划中始终占居前列。但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掠夺,没有采取在伪满实行的那种由特殊会社垄断的政策,而是使日本特殊资本和财阀资本瓜分了华北战争资源。煤炭掠夺就分成六大集团,外加满铁控制的集团。日本不断加强掠夺,竭力增加对日供应。从1943年起因海运受阻,在人造石油、铝和生铁等方面推行“原料产品化”的掠夺方针。大肆修建小高炉和收掠“土铁”,但战时经济已走向全面崩溃     

略论日寇在华北实行“三光政策的原因”

“七·七”事变后,日寇很快占领了华北地区,为了“巩固大东亚战争华北兵站基地”,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所谓“三光”,即烧光、杀光、抢光,这早己是众所周知的了。但是,关于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的原因,目前尚缺少深入细致的研究。日本方面曾有“三光的残暴行径是在战争中难于避免的行为”或“冈村宁次以瑞金与百团大战作为反面教师,而提出了三光作战的方案”①的观点。在此,笔者仅就日军野蛮侵略行径的历史根源及其在占领华北期间的实际困难作一粗浅的     

七七事变前冀东伪军述评

冀东地区的伪军出现于1933年热河事变。此后在日本的干预下,经过冀东保安队、“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军”等阶段,至1937年7月瓦解。冀东伪军是日本侵略者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推行“以华制华”政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冀东伪政权的武力支柱,也是日本“分离”华北的工具。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华北移民动态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日伪对我华北移民出关采取了限制的措施,这使出关移民大减。更为主要的是,它使20年代以来的移民运动被纳入了日本侵略的战争轨道,不能自由发展,因而这一时期的移民运动呈现出与事变前不同的特点。“九一八”事变后华北与东北间人口流动的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劳动力的强制性掠夺。     

国民政府行政院有关“华北经济开发”致实业部函令三件

本组史料选自国民政府实业部档案,它反映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对华北地方行政当局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商订“中日经济提携八项原则”,进行所谓“华北经济开发”一事提出相应对案所持的否定态度,表明了国民政府此期对日态度逐步转向强硬的趋势。     

所谓“何梅协定”——兼论“安内攘外”

九一八事变后,迄七七事变前,“剿共”与“抗日”是国民政府面对的两大难题,在当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及行政院长汪兆铭的主导下,国民政府采行了“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对内积极布置,进攻苏区,欲期一举消灭红军;对外面临日本分离华北的侵略行动时,则一再退让妥协。“华北外交”招致当时舆论诸多批评,即     

内政外交的顿挫: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出台

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后,南京政府尚未实际控制的华北地区多方派别并存的局势,为日本谋划分离华北提供了机会.此后,外相广田倡导的“协和外交”也符合南京政府的“安内”政策,至1935年初“中日亲善”氛围形成.然此间南京政府昧于对日政情的了解,疏于对华北局势的准确研判和应对,且为“中日亲善”而对日在华北的分离活动多加妥协,及至11月份冀察局势恶化之际,南京政府既难以获得冀察当局的诚心拥护,又无法遏阻日本分裂华北的野心,只有妥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此举标志着南京政府对华北危机的处理,既算不上安内,更不足以攘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