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相册 考古学家们的学生时代

1922年,北京大学国学门下成立考古学研究室,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并开始逐步收集古代文物,这是中国第一个考古研究机构;稍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成立,下设考古研究室;同时成立了博物馆专修科并建立了北京大学博物馆,收集古物及民族学标本;1952年,教育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协议在北京大学开设考古学专业,这是中国第一个考古学的专业教育机构;     

中国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读《北大教授与〈新青年〉》后的思考

读罢《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一个主要的感受便是：打消了对新文化运动的神秘感神圣感,一股恬淡的、平实的历史感油然而生。作者张耀杰在这部书里所展示的,既有新文化运动前辈的慷慨激昂,大声疾呼,也有他们的交往离合,矛盾纠葛;他们在思想上的交融与对立,事业上的合作与分歧,从相应相求到分道扬镳,贯彻于新文化运动的全过程。作者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描画出了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可以为我们现阶段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     

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读《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有感

文通过书中对1949年以来社会变迁中几个重要政治运动的描写,结合村民的社会实践以及他们对官方政治历史的看法与评价来从侧面分析中国当代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     

后疫情时代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实践——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

论文梳理了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背景与路径以及疫情影响下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转向,并以2021年全德华人抗议德国儿童读物事件（简称“童书事件”）为例,就德国华人如何构建新媒介政治实践的行动网络展开探讨。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实践归纳为三类：第一,以信息资讯类平台为代表的选举政治投票助力;第二,以视频社交类平台为代表的政治参与虚拟在场;第三,以即时通讯类平台为代表的政治动员增量表达。研究显示,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三类新媒介都在“童书事件”得到了具体运用,并在盟友招募与集体动员的转译环节中,实现了华人政治诉求与权益表达“流量、声量与增量”的交融互促。     

九一八后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舆论支持(1932-1935)——以《时代公论》为中心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实行责任内阁制,采取军政分立。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中,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通过举办刊物的方式自由表述政治观感与理性建言。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的几位教授创办了《时代公论》,以其为中心,聚集了许多东南学人,形成了"时代公论派",强力支持国民政府采取集权政治,严厉批评国民党的组织缺陷。其他舆论界亦多有赞成集权政治模式的论调。在舆论支持下,1935年,军事权威蒋介石顺理成章兼任了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实行了以个人权威为中心的集权政治。然而,《时代公论》作为集权政治的主要喉舌,未能避免休刊的命运。由此,进一步反思舆论表达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Wholeness and individuality: Revisit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as symbolized by May Fourth

Abstract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was a “convergent historical movement,” as well as a movement with a central purport and an intrinsic wholeness. The image of a homogeneous May Fourth formed unintentionally, and was also constructed by contemporaries and later generations. By examin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from a more macroscopic perspective, exploring whether the latter was in fact a response to external impact or a self-awakening, observing how the debate over new versus old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era developed to the point of a “culture” war, how the two-sided efforts for radical reforms reconciled de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udent movement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other aspects, thus examining the legacy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via perceptions in the post–May Fourth era, we can see that May Fourth has become a symbol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塑造新思想:建国前后北京与上海的“五四”纪念活动

建国前后,北京和上海都举行了规模盛大的"五四"运动纪念活动,这两次活动都不仅仅是群众性的纪念仪式,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它一方面号召继承"五四"革命精神,表达对现实服务的方向;另一方面则书写着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必然性,从而确证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以及对中国革命和即将展开的新中国建设的指导意义,即为新中国确立了一个新的思想坐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以"五四"为中介而实质上是为了引导和塑造新思想的纪念活动方式,成为后来"五四"纪念的传统,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立领导地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试析五四前后的贵州社会变革思潮

五四前后的贵州社会经济状况是产生变革思想的基础,而接受新思想影响的军政人士和一大批青年学习是传播和实践变革思潮的主体,少年贵州会和学联贵州支会的活动则集中表现了这一时期贵州社会的变革思潮及其特点。     

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史学系的学术关系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是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两个极重要的学术阵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两者建立起紧密的学术关系。以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研究人员不仅纷纷到北大史学系兼课,而且通过对北大史学系课程进行改造,使两者在学术精神上达到一致。其结果是,一批深受史语所学术精神影响的“尖子生”被培养出来,并被选入史语所工作。北大史学系某种程度上成了史语所的人才库。另一方面,史语所的学术精神,也通过北大史学系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发生着持久性的影响。     

学术转型期的民国史研究--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

2002年8月21－23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从提交此次会议的论文可以看出近年来民国史研究的几个基本特征：民国政治史在致力于突破,民国外交史因新史料的出现而凸现新意,民国社会史的研究日益深化,民国经济史的研究更加细化,民国思想文化与教育史领域的研究在不断拓宽,民国史料的不断发掘与学术史研究的重视。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关系控制初探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族规家法等制度设计,对处理与其它宗族和成员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制定了相应的规范措施,并通过对这些规范措施的积极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自身及其成员社会关系的控制.而这对维持该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长期繁荣及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