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四川旧军阀

清朝灭亡后,各地军阀林立,战乱连年,民不聊生。尤其在四川,军阀竟然多如牛毛,报得上名号的就有"巴壁虎"刘湘、"羊子"杨森、"傻儿师长"范绍增、"水晶猴子"邓锡侯,"冬瓜"田颂尧、"多宝道人"刘文辉、"矮子"李家钰、"灵官"王陵基、"老乱"王缵绪、"瘟猪"唐式遵等人。     

略说张献忠剿四川

在各种史料记载中,张献忠被描绘为一个凶残无比的杀人恶魔。“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以至于造成整个四川省一片荒芜。康熙十年,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说：“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清圣祖仁皇帝实录》）;“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惨象,非笔舌所能形容”（古洛东《圣教人川记》）;费密《荒书》记载：“盖自甲申为乱以来,已三年矣。州县民皆杀戮,一二孑遗皆逃窜,而兵专务战,田失耕种,粮又废弃,故凶饥至。此时米皆出土司,     

元末的江南士人与社会

有了人,才有了文化.反之,文化也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和发展.因此,对人的研究应成为文化研究学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物质文化研究领域还是精神文化研究领域.然而,人作为文化的创造主体,在某些文化学科中,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人们往往着眼于文化现象本身,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颇.我们希望通过在历史、文物、考古、民俗、艺术等与文化科学有关的知识领域里对人的研究,更全面地反映文化的起源、发展过程、原因、规律及其作用.为此,我们在本期发表了郑克晟、王先明等先生的文章.当然,这种希望要完全实现,还必须靠广大作者和读者更多的支持与帮助.     

试说汉以前的四川教育

长久以来,以齐鲁化区为代表的黄河中下游地域对汉以前的本土教育史的描述及研究,搞得有声有色,而毗邻巴蜀化区的荆楚化区以及吴越化区等长江中下游地域在这方面的工作也颇见成绩;相比之下,我们对汉以前的四川教育史成系统的勾勒或介绍,则属空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鉴于此,笔特根据典籍所留蛛丝马迹并辅以神话传说与考古资料而试作蠡测,     

元末徐寿辉农民政权的铜印

(一)元末红巾军领袖徐寿辉农民政权"管军万户府"铜印,1965年6月,河南省光山县向庄公社王店大队一位社员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据称此印为其祖父早年耕地发现,在家长期保存,因印柄全缺,不知何物,经人辨识,才知是一件铜印,故捐赠中国历史     

元末大头陀教的一则史料

大头陀教,又称糠禅,是金元两代佛教一支“异端”教派。目前,有关头陀教的研究已有一些,但因材料所限,大都只谈到元中叶为止。此前,笔者曾撰有《元代头陀教的第十二代掌教》,主要叙述了既雪庵溥光之后第十二代掌教空庵溥照的一些情况。①最近,在翻检文献的过程中,笔者又发现一则     

元末北方红巾军政权遗存的官印

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历朝历代的更替嬗递,都留有着农民起义的深深烙印。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东汉张角领导的黄巾军起义,隋末的瓦岗军等农民起义,北宋的宋江、方腊起义,元末的红巾军起义,以及明末的李自成农民起义等,这些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势力,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虽然其最终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被继来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及势力所窃取,农民起义被镇压,但农民战争的影响却与世长存,而农民战争的遗存则成为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教育的珍贵文物。     

元末农民政权几方铜印的初步研究

元末农民起义军十分重视政权建设。刘福通、韩林儿领导的北方红巾军在起义后的第五年就建立了宋政权,彭莹玉、徐寿辉领导的南方红巾军则于起义的当年就建立了天完政权。这两个农民革命政权辖地很广,政权比较巩固,是当时反元反封建武装斗争的指挥部。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农民政权为了发布命令、移行公文的需要,曾铸造了许多铜印。这些铜印和其他许多革命文物一样,由于农民政权遭到了反动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不少早已毁坏和散失了。但多年来,仍     

元末黄河中游地区的政治形势与军阀集团

元末,北方两大军事集团的活动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军阀集团严重削弱了政府的行政能力。在南方红巾军割据的同时,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割据。尽管元廷为恢复权威与控制能力进行过努力,但最终军阀集团的斗争在事实上瓦解了元朝的统治。     

四川绵竹行（图话诗说）

国家编《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江苏省发改委承担其中《灾后重建志》江苏省援建四川绵竹部分编纂任务。余受邀为顾问。初稿完成后,2011年3月14日至21日．余随编纂组一行6人,前往绵竹参观调研。先参观汉旺镇地震遗址,后参观援建后的新绵竹,再座谈志稿,交换意见。参观中,感慨万千。特以图展示观瞻,以小序纪实,以诗歌抒情,略表心怀。     

莒县出土元末农民起义军的两颗铜印

1960年3月28日,在莒县汽车站伙房后深一米处,发现古代铜印两颗.甲印印文"元帅之印";乙印印文"管军万户府印",钮皆长方把状.甲印钮高7厘米,印身厚1.4厘米,印面正方,每边长8.7厘米,重三斤二两;乙印钮高6.5厘米,印身厚1.6厘米,印面正方,每边长7.7厘米,重二斤半.印文都是阴文篆体,章法严谨,铸造精美.印背款识分左、中、右三行,楷书阴刻.甲印左行为"龙凤六年四月日",中为"中书礼部",右为"元帅之印",印左侧又有"昃字六十四号"等字.乙印左行为"龙凤六年三月日",中为"中书礼部",右为"管军万户府印",印左侧又有"生字八十二号"等字.甲印装在一个铜印台内,印台方形,大于甲印面一周,重一斤六两.出土时甲印、印台及乙印放在一处,正置而微倾斜,别无共存     

从盛熙明看元末宫廷的多元艺术倾向

盛熙明,西域人,善书法,通六国书。曾以所编《法书考》、《图画考》进呈元顺帝,颇为朝野人士推重。深入考察其交游行迹,对重新看待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元末蒙古、色目人的华化大势适可提供一不同的视角,展示出北方宫廷艺术活动的真实画面以及与华化并存的多元文化的发展状况。 以书家面貌出现于元末宫廷内外的盛熙明社会关系网错综绵密。其原因首先不在他的艺术而是因为他与众不同的出身和地望。我们知道,元代社会不但重视种族等级,而且更强调门第的高下。盛熙明兼种族、门第二者     

丹阳全州公社发现元末红巾军宋政权的铜印

1975年12月19日,丹阳县全州公社贫下中农,在"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十里牌大队在岸头村南新开挖的全州河河道工地,在地下一米左右处,发现元末红巾军宋政权颁发的"管军万户府印"一方。该铜印为正方形,长,宽各为7.8厘米,印文六字"管军万户府印"为阳文篆书,印背右刻"龙凤二□(年)",左刻"十二月日造",印左侧刻"民字肆拾陆号",右侧刻"管军□□□□",其中"管军"二字隐约可辨,其余已锈蚀不可认(图一)。丹阳县出土的这方铜印,应是宋政权颁     

清代福建移民在四川分布考──兼补罗香林四川客家人说

清代福建移民在四川分布考──兼补罗香林四川客家人说刘正刚素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四川,在明末清初因屡遭战乱之洗劫,造成其人口极度下降,社会经济严重瘫痪。“蜀省荐罹惨劫之后,民无遗类,地尽抛荒”①。这是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在全面巡视四川各地后发出的哀叹...     

四川军政府“汉”字银元重量说

喜爱老银元收藏的广大泉友都知道,品种纷繁的清龙洋、孙小头、袁大头和船洋壹圆银元,均重约26．7g,而唯有四川军政府“汉”字银元仅重约25．7g,本文试分析其原因。     

元末江浙地区的筑城活动与地方政局的变动

元代江浙地区各城市的城墙普遍遭到拆毁,或严重失修,至元末动乱,江浙各方势力混战角逐,官府方才开始重视筑城活动。此外,张士诚、朱元璋、方国珍等各割据势力都相当重视筑城的军事功能,但受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的限制,筑城策略各不相同。筑城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众生命安全,也是江浙各方割据对峙局面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但是张士诚、方国珍等势力的频繁筑城活动带来大规模的劳役征发,惊人的物资消耗,给江浙民众带来沉重的负担。而所筑坚城在朱元璋进攻下,未起到应有作用,徒留给世人“众志方可成城”的感慨。元末筑城对江浙诸城市的外围形态、空间布局有着重要的影响,并影响了明初筑城的方向与策略。     

新发现的元末陈友谅“汉授天命主公之印”

元末农民起义军的印信,据统计,所见北部红巾军韩林儿的宋政权印章包括传世拓片不过16方;南部红巾军徐寿辉的天完政权连传世拓片只有4方,其中"长安仓印"是否为天完政权之印尚有争议,而属天完系统陈友谅所建大汉政权的信章仅一方,以上均为铜印。最近,湖北省博物馆又征集到一方"汉授天命主公之印"(图二)石印,为研究这一时期农民政权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物证。 1990年8月,黄梅县濯港镇农民经安徽     

农抗河记住的军民鱼水情

正在革命老区江苏省金湖县,有一条农抗河,它是在抗日时期烽火连天的艰苦岁月中,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带领农民抗敌协会会员开挖的。一条农抗河,记载了共产党一心为人民,也承载了浓浓的军民鱼水情。农抗河的由来金湖县地处淮河下游,北临白马湖、南滨高邮湖,内有宝应湖,承接着淮河上中游16万平方公里的洪水入江,历史上素有"淮水走廊"之称。千百年来,这里水患不断。     

面对侵华日军大屠杀的南京军民

<正>1937年12月,日军攻占了南京,企图以武力与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征服中国人民,以建立长久的、稳固的殖民统治。然而,历史惩罚与嘲弄了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善良的南京人民面对侵略者的枪口与屠刀,不屈不挠,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英勇反抗斗争。南京市民面对屠刀一批批倒下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对战俘与南京市民进行40余日的血腥大屠杀与强奸、抢劫、焚烧,使南京变成了人间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