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州窑四系瓶新证

四系瓶是磁州窑极富特色的一类器物,其造型挺拔,细部变化多端,颇具北方粗犷、豪放之气韵;器体上半部施白釉,下半部施黑釉或褐釉,并在白釉部分绘画、书写,色彩对比强烈,装饰效果突出。装饰技法以釉下彩黑绘为主,装饰题材多样,内涵丰富,有人物、花卉、龙风、鸟禽、诗、馆铭等等,不一而足,尤其是带“仁和馆”、“太平馆”、“八仙馆”等馆铭的四系瓶最具代表性。建国后,各地四系瓶出土很多,国内外博物馆也多有收藏。     

柳孜运河遗址出土"仁和馆"铭四系瓶及相关问题

本文以淮北柳孜大运河遗址出土的"仁和馆"铭四系瓶为切入点,回顾了其研究史,对这种四系瓶的形制和年代进行分析,认为它出现于金代,流行于元代,其烧造的中心窑场在河北磁县彭城镇,流布于冀、鲁、京、皖北、内蒙等省区.作为酒具,"仁和馆"四系瓶上的这种与酒肆有关的名号反映了当时酒肆繁昌的现实.     

乐亭县博物馆藏磁州窑瓷器选介

乐亭县博物馆收藏有磁州窑文物数十件,其中不乏精品。文章选择形态完整、纹饰精美的9件瓷器进行了介绍,包括金白釉刻划戳印鹿纹如意形瓷枕、金白釉黑花花卉纹腰圆形瓷枕、元白釉黑彩诗文长方形枕、元白釉黑彩文字罐、元"仁和馆"铭四系瓶等。     

梅瓶的用途

梅瓶最初为实用器,传世实物和古代绘画均可知宋代的经瓶即梅瓶,是盛酒器,它的这种功用一直沿续到元明时期。大多用于盛酒或其它液体物质。后来,逐渐把梅瓶作为陈设装饰品或冥器使用。如宋代磁州窑生产的梅瓶,其肩部开光内有“清洁美酒”四字。在其它一些梅瓶中,还发现有“醉乡酒海”字样。桂林窑址中也出土过一件肩部写有“清香好酒”字样的梅瓶残件。上海博物馆所藏两件金代磁州窑白地黑花梅瓶,一瓶腹部书写“清洁美酒”,另一瓶腹部书写“醉乡酒海”,均表明了梅瓶的贮酒功用。从明代墓葬的出土资料得知,明代时梅瓶还常被作为冥器随葬,成为上层统治等级地位的标志和“风水”寓意的象征。清代梅瓶多为传世器,这应与梅瓶此时主要用于陈设有关。     

白釉褐字四系瓶

1986年9月,黑龙江省宾县常安乡王家岗屯农民邢宪宾等人在三宝乡东方村亲属家帮助翻地时发现一白釉褐字四系瓶.现收藏于宾县文物管理所.     

对金代白釉黑花四系瓶的一点浅见

黑龙江省先后在双城县、兰西县及伊春市出土四件金代四系瓶,其中三件为白釉黑花器,一件为无纹饰素器。造型特点是小口短颈,颈肩安四个柳叶形系,圆肩鼓腹,矮圈足,通体呈橄榄形。这类系瓶国内外学者多数认为金代始有并且是女真民族独创的一     

湖北枝江县博物馆征集的白地黑花瓷瓶

1982年,枝江县云盘湖乡观音桥四组出土一件白地黑花瓷瓶,遵照《文物保护法》规定,由本县博物馆收藏保管。该瓶为小口,细颈,长圆腹;白胎,施白釉,质地较粗厚;器表刻画黑花且外凸,腹上以一束四方连续构图的折枝牡丹为主要装饰内容,肩部和近底部饰菊瓣图案。图案装饰色彩对比强烈,黑白分明,画面构图简洁明净,线条流利,显得特别醒目、质朴、大方。通高31.4、口径6、底径9.2厘米(附照片)。根据此瓶的造型、纹饰等特点和经有关专家鉴定,其时代为南宋时期,并属磁州窑系产品。磁州窑是以河北为中心的、北方最大的一个瓷系,在南方也有这种产品出现,反映了     

浅析豫北磁州窑系与河北诸窑的关系

以白地黑花而著称的磁州窑,是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其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西三省,尤以河南为最多。河南豫北也是磁州窑系的重要产区,与河北磁州窑一样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本文就豫北磁州窑的发现、特色、渊源、兴衰,以及与河北诸窑的关系进行探讨,并就教于方家。一、豫北磁州窑系的发现最早介绍磁州窑的是明初洪武时人曹昭所著的《格古要论》：“古磁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好者与定器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高于定器。”据考古调查与发掘表明,豫北磁州窑系的产…     

河北赤城县出土元代“内府”白釉梅瓶

1985年5月,赤城县云州村出土1件元代“内府”白釉梅瓶(图一),由乡干部张万山送县博物馆。该瓶高35、口径6、底径15厘米。白釉。肩部釉下墨书楷体“内府”二字。其形制、釉色、大小与1985年北京房山区张坊乡出土元代梅瓶相似,应属磁州窑产     

我国古代梅瓶初探

梅瓶是唐以后古代南北瓷苑中常见的一种器皿,特征是小口,短颈,腹修长,近底处微外撇,全器成修长优美的S形曲线。最早出现于唐代,宋辽时期较为流行,并且出现了许多新品种。关于梅瓶,一说以为是容酒的器皿,又称为“酒经”或“经瓶”。宋人赵德麟《侯鲭录》卷三记载：“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以瓦壶,其制小口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置,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两件磁州窑梅瓶,上书“醉乡美酒”和“清沽美酒”,可知宋代时梅瓶确是用于盛酒的。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